所罗门大部分时间都呆在酒店里，直到后来得到允许可以在维也纳自由行动。住到最后，他成了酒店唯一的房客，因为他占据了所有的房间。再后来，他买下了这个酒店以及酒店旁边的那幢房子——雷恩巷3号。直到现在，这幢房子还是属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财产，不过曾经的罗马帝国大饭店转卖给了一家保险公司。
这一时期，梅特涅对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信心大大地增强了。罗斯柴尔德兄弟几个也感受到了这一点，因而，每次，一旦捕捉到任何商机，他们都会通过金斯让梅特涅知道他们想做这笔生意！
一次，在巴黎的詹姆斯得知，同盟军决定要从战争赔款中拨出两千万，用来在莱茵河上建起第四座堡垒。詹姆斯和哥哥所罗门立即提出要负责将这笔款项运往法兰克福，这样，同盟军就可以从他们设在那里的总部提出现款了。对于他们的请求，梅特涅欣喜不已，因为罗斯柴尔德称不会收任何手续费或佣金事实上，梅特涅忽视了一点，他们可以利用汇率差取得利润。于是，梅特涅与普鲁士首相一致同意，让罗斯柴尔德公司来负责这一任务。
兄弟俩商量后还决定，如果将来这笔钱一时留在了他们手里，那么在巴黎的利息算作百3.5%，而在维也纳的部分则算作3%。他们预计这笔巨款会在他们手中停留较长一段时间，后来的事实也正是这样。
巴比尔在给布奥尔伯爵的信中说，在遵照梅特涅的指示，与罗斯柴尔德公司进行谈判时，他还强调了，议会有权力要求这笔巨款放在罗斯柴尔德公司时要确保安然无恙。他说：“罗斯柴尔德公司无疑是欧洲最强大最富有的企业，但是我们仍然要谨慎行事，毕竟牵涉到两千万法郎啊。如果堡垒的修建因故推迟的话，这笔款子就会在他们手中掌握很长时间了。”
就这样，议会把一大笔钱留在了罗斯柴尔德公司，由于是不定期存款，利息只有3.5%。于是，这个银行企业得到了一笔成本低廉的资金。要知道，当时欧洲南部正在爆发一场政治风波，局势不稳，经济领域也受到牵连，银行都非常需要存款来维持正常业务。
在西班牙，费迪南德国王七世（King Ferdinand VII）复辟后不久，在自由主义者的逼迫下，承诺采用宪法；西班牙革命还在继续进行。西班牙革命取得的成功引燃了其他国家受压迫民族的反抗激情。那不勒斯随之也爆发了革命，烧炭党人（the secret league of the Carbonari）所提出的民族主义理想让全国上下为之沸腾。当年，在梅特涅的帮助之下复辟的时候，作为****政体的坚决拥护者，那不勒斯国王曾信誓旦旦地向梅特涅保证：永远不会对自由主义者让步，永远与梅特涅体系保持一致。但是现在，在人民起义的大潮包围之中，他很快就败下阵来，向革命力量屈服了，还任命起义军领袖为总司令，哀求他以西班牙为模板，建立君主立宪制。
相似的运动也开始在西西里岛上演，国王的大臣们不得不向受烧炭党人推崇的领袖让位。被迫退下来的大臣中不乏德才兼备之人，如财政部长梅第奇（Medici），尽管皇族挥霍无度，贵族和教会也消耗巨大，他还是将国家的财政打理得井井有条。
梅特涅就如一只机警的鹰，密切地关注着欧洲的时局变动，痛恨一切反对他的这种“合理政体”的迹象。来自意大利的消息令他深为不安，因为意大利北部是奥地利的领地革命运动不仅威胁到奥地利的统治，还会向奥地利国内渗透，激化国内少数民族趋向革命，到那时，后果就不堪设想了。他仿佛看到自己多年苦心经营、已经覆盖了整个欧洲的政治体制就要土崩瓦解了，君主们的宝座在空中摇摇欲坠……
他强烈地感到必须竭尽全力来挽救这一切，控制住眼下这种极其危险的局势。于是，他召集各国君主于1820年10月在特拉波举行会议，商议这一问题。最后决定，当革命者试图改变欧洲任何一个国家的政体时，他们应该予以干涉。
议会搬到了奥属莱巴赫（Laibach）。梅特涅提出，那不勒斯国王也应该出席。这个可笑又可恨的国王还没等跨出国界，就把他对革命者的承诺忘得一干二净了。他向西欧各国哭诉说他实在是受到武力威胁、无奈之下才做出让步的，他个人是非常讨厌宪政、憎恨烧炭党人的。
虽然遭到英法的强烈反对，议会还是于1819年1月做出决议，要出兵占领那不勒斯，恢复以往的旧秩序。梅特涅以高超的外交手腕取得了俄国沙皇的支持。
梅特涅语气坚决地对那不勒斯国王说：
“无论是波拿巴，还是人民主权制，都没什么区别，都一样地危险，必须被彻底粉碎。那不勒斯起义以及与之相联系的一切势力都应当被铲除，否则，到最后，我们就会被他们击垮。”
梅特涅一心一意地致力于镇压革命运动、维护他的政治目标，为此，所需的军队和经费都必须尽快到位。这些，他几乎不管不问，留给将军们和金融家们去处理了。
梅特涅的这一计划和随之而来的巨额军费支出，对于财政部长施塔迪而言，无异于一个晴天霹雳。他付出了那么多努力，才使奥地利的财政逐渐趋于正常，而现在，他费尽心血得来的成果很可能又要付之东流了。革命风暴已经波及了经济领域，公债价格开始下挫。然而，梅特涅在报纸上发表的讲话和他从莱巴赫发回的那些激情洋溢的言辞却如此令人信服，以至于那些一度很担心自己的财产会受到冲击的人也站到了他的一边，支持对那不勒斯的武装干涉。偶然的一次，梅特涅也曾询问施塔迪打算怎样筹到足够的军费，是否不得不进行贷款，施塔迪在下面这封密信中给予了答复：
“以罗斯柴尔德和帕里什为首的金融巨头都迫不及待地想看到我们的军队尽早出发，在那不勒斯疆场上纵横捭阖。在给默西伯爵的信中我已经谈到了贷款的问题。也许您还没有向罗斯柴尔德提过此事吧。至于帕里什，我没向他透露半点风声，因为在这件事上，我还不太确定罗斯柴尔德愿不愿意有别人插足。总之，不管怎样，我们必须小心谨慎地计划、安排，使得资金不会被滥用。”
当施塔迪开始深入地考虑这件事时，他越来越感到焦灼不安。正常情况下，1821年的财政赤字估计会达到八百万基尔德，但是出海作战还需要巨额军费做后盾，并且眼下很快就要行动了，需要立即支出一笔现款。因此，一想到首相的计划带给财政部的压力，施塔迪就感到非常为难。
后来，梅特涅建议他去与罗斯柴尔德谈一谈，讨论出筹集这笔军费的方式。从法兰克福移民过来的这个犹太家族突然之间牵动了奥地利最显要的两个人，其中一个人的影响力远远超越了国界，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欧洲的命运；现在，他们都不得不依赖于罗斯柴尔德家的银箱。
在莱巴赫时，梅特涅曾请求一位即将去维也纳的官员内塞罗尔德捎信给施塔迪，敦促他让所罗门亲自去莱巴赫一趟，以商讨贷款的问题。1821年1月29日，梅特涅还专门写了信给所罗门，又提出了这一建议。然而，当时奥地利上下局势动荡、人心惶惶，证券市场也受到牵连，价格跌宕起伏；因此，所罗门觉得自己一时还抽不开身，于是他回信给内塞罗尔德：
“尊敬的伯爵阁下，对于首相提到的这件事，我谨认为，如果我出现在莱巴赫，并在那里举行谈判的话，可能会使外界产生各种揣测，甚至引起一些失实的新闻报道。有基本直觉的人都会断定我们是在洽谈对政府的贷款，这样以讹传讹，必定会影响到我们政府的声誉，那将是我们最不愿意看到的。为此，我向阁下建议——财政部长施塔迪已经同意了我这一请求——这笔贷款还是由我和财政部长在维也纳谈妥为宜。我一直呆在维也纳，就能化解所有的谣言。一切都秘密进行，才能保证这件事不会引起什么波澜。”
与此同时，所罗门给施塔迪寄去了内容相似的一封信，施塔迪随即向梅特涅报告说，所罗门的看法是，他自己或者其他任何银行家都不应该去莱巴赫，施塔迪认为这一看法是非常正确的。
“否则，外界就会认为我们缺乏资金——当然，幸运的是，事实并不是这样。但是这样的观点不仅有损政府的形象，还将不利于我们在那不勒斯的处境。
“只有在这里，所罗门才能同其他分部进行快捷的通信、交流，与财政部和其他的商业伙伴们保持紧密联系，适时地决策经营。到了其他地方的话，所罗门就会感到有很多不便。并且也只有在这里，才便于我们研究执行政府指示的方法。
“我注意到现在人们一说起奥地利的局势，就会联想到此处军事行动带来的种种负担，这些负担只有在占领了那不勒斯之后才能解除。考虑到这一点，我认为应该从以下三方面来着手处理：首先，军队占领那不勒斯之后，当地政府应该为我们的军队提供补给；其次，军队驻扎在那不勒斯时的费用应当得到补偿；再次，我们应当要求一笔战争赔款，这样我们此次出兵才不至于损失太大。
“所罗门认为，军费所需的总额可能超过100万英镑，也就是2400万法郎。不过，我对事态了解不深，因此也不敢肯定他的预期是否合理。”
与此同时，所罗门给梅特涅写了下面这封信：
“非常荣幸收到阁下于上月29日发来的指示，我一直都很期待帮助阁下实现愿望，也随时准备为您效劳，不过我觉得此事应该尽量避免引起关注。如果我去莱巴赫，就会引起公众的注意，导致各种各样的猜测……
您最忠心的奴仆
所罗门·罗斯柴尔德”
施塔迪的信中透露出了即将实施的整个计划最终必须由那不勒斯来承担此次出兵的全部费用。不过先要由罗斯柴尔德来经办一笔贷款，筹集到的所有款项都将用于这次不受欢迎的干涉行动中。
事情已经开始有进展了。1821年2月5日，奥地利的弗里蒙特将军（General Frimont）率43000名士兵越过两国边境，已经到达那不勒斯。看到奥地利的政治家们在经费上完全依赖于他，所罗门不禁有点洋洋自得，同时也预感到这又将是一个牟取丰厚利润的好机会。他迅速把军队要求的数额发送到位，以争取由他一个人来承揽这笔生意。
施塔迪写信给梅特涅：“罗斯柴尔德与帕里什——显然，金斯有违所罗门的愿望，将此事也通知了他——开始向那不勒斯发送资金了。罗斯柴尔德说，他已经与巴黎和伦敦的公司达成了相关的协议；无论是否属实，至少他是这么说的。”
一周之后，施塔迪又再次写信报告说：“这一阵子，罗斯柴尔德一直在不断地将资金送往那不勒斯的几家银行。当我们到达那儿时，将会有300万法郎都已全部到位，可以被立即支取使用。总之，现在经费方面已经不用担心了，我只希望，如果军费紧张的话，能尽早通知我所需的数额，以便我可以及时做出安排。从军队越过边境一直到抵达那不勒斯战斗前线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没有人向我提出要一分钱；然而，前天一个信使突然到达，说军队在佛罗伦萨（Florence）急需25万基尔德。我认为，这种经费需要应该是能提前预见到的，因此最好能尽早告诉我。所幸的是，罗斯柴尔德在各地都备有现款，因而他很快就提供了我们需要的这笔钱，还多取出10万基尔德备用……”
可见，施塔迪几乎已经完全依赖于所罗门了。在他最为难最尴尬的时候，所罗门的帮助不亚于雪中送炭——不过，他当然也希望得到丰厚的回报。施塔迪曾给梅特涅写了一封信，详细地报告了这次贷款的情况：“我一直在等待您对那不勒斯贷款的问题给予回复，以便及时与罗斯柴尔德磋商，进行下一步的安排。显而易见，所罗门是绝对不会去那不勒斯的，不过他正在考虑让他的一个弟弟从法兰克福过来，到那不勒斯处理相关事务。这个弟弟本月底就能到达。他还说，他们公司里一个名叫萨里希（Salicey）的雇员对那不勒斯非常熟悉，也将被一道派来。”
在信的结尾，施塔迪抱怨说，近些天以来，对于行军的状况他就像其他公众一样毫不知情，不知道事态的进展如何，也不知道军队到了哪个位置。
所罗门已经意识到了，向那不勒斯派一个负责人是非常必要的。他当然知道，现在去那不勒斯肯定会遇到很多困难和危险，因为那里正在爆发一场革命，奥军还将在那儿打一些恶战。但是考虑到那不勒斯的重要业务，所罗门还是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的弟弟卡尔派去了——当时在五兄弟中只有卡尔还没有自己特定的职责区域。他今年33岁，一个充满前景的业务领域正向他展开。
卡尔在小的时候，曾经常常跟随父亲进行一些长途旅行。如今，他对那不勒斯这个国家相当陌生，仅仅是很久前在那里短暂逗留过，对当地的语言也一窍不通，但卡尔对此却不以为意，因为他还以为这种安排只是暂时的，没有料到从此以后他就永远呆在那不勒斯了。
3月1日，卡尔从法兰克福来到维也纳，并立即拜访了施塔迪。事后，施塔迪向梅特涅报告此事：“卡尔·罗斯柴尔德在他去那不勒斯的途中路过法兰克福，我与他们兄弟两个商谈了一些有关贷款的问题。我将于这周三或最迟于下周四把卡尔送往那不勒斯。您如果有机会的话，请派人护送他到目的地。”
3月6日，卡尔抵达了那不勒斯。
施塔迪非常希望奥军在行进过程中能够设法获得几百万补给，以补充财政部那点少得可怜的资金储备。他说：“需要指出，是那不勒斯首先宣战，这就足以成为我们要求赔款的理由；并且，赔款期间应该从我们的军队进入该国的那一天算起。”
与此同时，奥军正在向达布鲁齐（Abruzzi）挺进。达布鲁齐是两国之间最易守难攻的区域，并且由于经费供给不足，行军受到了很大影响。菲克蒙特伯爵（Count Ficquelmont）作为驻那不勒斯大使，一直随军前进，他曾说过：“当时我们严重地缺乏军费。”在罗马时，军队曾向托洛尼亚（Torlonia）等几家银行企业发出了贷款申请，但一无所获。
在收到关于维也纳局势不稳的报告后，梅特涅在报纸上发表了一次讲话，以安抚维也纳人民的不满情绪——他们完全不知道奥地利去那不勒斯干什么。安全部长塞德尔尼茨基（Sedlnitzky）很赞成梅特涅的这一举措，并祝愿他取得预期的效果，同时又报告了维也纳的一些情况：“韦特默（Wertheimer）失败后，在这个千钧一发的时刻，是罗斯柴尔德和其他企业鼎力相助力挽狂澜，才没有出现争相抛售债券的现象，证券市场还出现了回升。中产阶级和商业界对此反响很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