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在1947年所写的《论潮州大学》一文中，提到“潮州应有一间大学，应是中国之大学，应是东南亚之大学。”他的这一美好愿望曾使许多潮州籍富商跃跃欲试，但办大学不同于修座桥，建个亭，这一计划一立项，就需要源源不断的金钱和心血去支持，时间长，见效慢，故而使很多人望而却步。汕头大学在李嘉诚的投资下，开始兴建。除一般的文理科外，李嘉诚还坚持要建医学院，懂医的人都知道，医学院所需的设备投资，比建十所普通大学都要高，有人笑李嘉诚是向海里投沙，而时间证明，李嘉诚真以精卫填海的精神在一片荒芜的土地，建起了一座占地1．26平方公里的现化代大学。李嘉诚最初承诺投资3000万，截至1998年11月止，他的投资已超过12亿。汕头大学医学院还有四个附属医院，这些都是李嘉诚捐资兴建的，在1998年4月，学校通过自身的努力，医学院病理与病理生理学科成为博士学位授予点，这对一所仅有十几年历史的学校，实属不易，但李嘉诚还不断勉励汕头大师生们继续努力，汕大的目标是将大学建设成为国家重点大学，服务国家，服务民族。
李嘉诚是相信只有具备努力、实力、知识和爱心，才有机会创造奇迹，以今天的实力，他的每一个项目都希望“做得更好”，但在中国做公益事业和他做企业是不同的，客观环境不同，主观上，他也是区别对待。
“在事业上我不投入感情，生意能否赚到达至目标的金钱，我不会烦恼，但办医疗、办教育，我是投心心血、投入感情的，所以有时候就会觉得不公平，有时候会激动，为什么你有这个成见？为什么有些事弄得知识分子敢怒不敢言？我是敢言的，但敢言之中，人会发现，要别人理解，难啊！有一天，我看《金刚经》，里面有四名话‘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影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其大意是如果宣扬佛法于世人，比你布施更有益，看到这，我把书扔到一边了，我不同意这样的说法，我还是以为，造福人民，这是最好的事，你没钱吃饭，我对你讲佛法，有什么用？但过了一个星期，偶然悟到环境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在当时贫穷的印度，社会阶级分明，低下阶层前途渺茫，没有希望，人民心中精神安慰实在是最重要的，所以便开始认为那四句话其实也说得不错。”“李先生说，他对汕头的支持要超过生的极限。”很多人都对我复述过这句话。“这是真的。”李嘉诚告诉我：“我付出心血和努力的所开始的东西，将来一定可以无限期地发展下去，并会有为热诚改善世界而艰苦工作的人们便它更进一步完善。”
据说“在超越生命极限”这句话后面，还有一份商业保证。
李嘉诚初到潮汕捐钱的时候，香港有一些人揣测，李嘉诚此举是为买名、赚钱，所以，李嘉诚为了避嫌，就说：“我绝不在潮汕赚钱。”但地方政府再三劝他来投资，他们的理由是：你不来投资，华侨就认为你对这地方没有信心。这种激将法终于使李嘉诚觉得难以推却，因此同意投资建总面积达50万平方米的“汕头第一城”。如一切顺利，当时预计该“诚”售出后的收入将超过10亿港元，在临签协议的一刹那，李嘉诚仍不忘一向的原则，他当众宣布，把这个项目的本利全部归入汕头大学发展基金，以作百年大计之用。很多人羡慕潮汕人的福气。
虽然汕大可以算是李嘉诚在医疗和教育方面的重点事业，在海外，他也有对一些教育研究机构例如斯坦福大学等作出逾亿元有关医学研究的资助。在国内则做得更多，他在上海、北京、福建等许多地方都有捐资项目，如北京大学图书馆、上海外语大学等等。
李嘉诚曾为中国残疾人联合会捐资1亿余元，让100多万白内障患者重见光明，但很多人不知道，给他们这份福气让他们摆脱黑暗的人叫李嘉诚。因为李嘉诚在所有损资项目上，希望不留名，坚持不命名。“一个人有一个人的人生观，我的人生观就是我做的，都是自己认为对这个国家、民族有利的，只要事业继续下去，有没有我的名字不要紧。”李嘉诚在解释不留名的原因时说：“我利不要，名字不写，如果有的部门，有的人，专门要在公益事业上刁难我，午夜梦回的时候，他也应该感到惭愧。”“李先生，你是扎扎实实帮国家的人。”******曾给予他这样的评价。
从1978年李嘉诚首次重返内地，次年回家乡潮州，并开始实现他为国家，为人民做事的心愿，一做就做了20年。
脾气和喜气
“嘉千骏之长，诚万川之江。”
这是香港一位女作家形容李嘉诚的一幅对联。作者巧妙地在头尾点出“嘉诚”、“长江”，可谓用心良苦，虽有人指责其语意夸张，有哗众之嫌，但熟知李嘉诚的人，还是愿意承认下联的含意，“诚”是万有之江的源头。
区小燕，是李嘉诚主席办公室的经理，已为其工作八年，每天跟进跟出，较其他人，有更多机会接触李嘉诚。她说：“我眼中认识的是一个真性情的李先生。”其意思是，虽然是公众人物，但在人前人后，李嘉诚都是一样，以真诚待人。
在1998年特区政府出手，击退国际炒家之机，很多外国基金和炒家想向李嘉诚贷借股票，如果借出六个月或一年，至少可以赚数十个亿，借出时还包括有可靠的担保。但他对这个机会“封锁门户”，原因是“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以我二三十年前的财产，就算由那时开始不做事，钱一生也花不了，不用说二三十年后的今天，所以我认为你既然已有一生花不完的钱，而钱是赚不尽的，若你为了赚钱做一些对不住良心的事，而损坏人的名誉，这人就很傻！”李嘉诚在几年前就曾论述过金钱与信誉的关系，而几十年前的一件旧事，亦可以让人明白，他的“诚”不是今日金钱推出来的门面，而是他做人做事的原则。
“50年代，我初做塑胶花的时候，皇后大道中有间公爵行，我常去那里接洽生意。经常我都看见一个四五十岁很斯文的外省妇人，虽是乞丐，但她从不伸手要钱。我每次都会拿钱给她，一天天很冷，我看见人们都快步走过，并不理会她，我便和她交谈，问她会不会卖报纸，她说，她有同乡干这行，于是我便约她带同乡一起来见我，想帮她做这份小生意。”
“时间约在后天的同一地点，而客户偏偏在前一天提出要到我工厂参观，客户至上，我也没办法，于是在交谈是，我突然说了Excuseme，匆忙跑开。客人以为我上洗手间，其实我跑出工厂，飞车跑到约定地点，途中，超速和危险驾驶的事全做齐，但好在没有爽约，见到那妇人和她卖报纸的同乡，间了一些问题而直觉感到不会受骗后，就把钱交给她，她问我姓名，我没有说，只要她答应我一件事，就是要勤力工作，不要再让我看见她在香港任何一处伸手向人要钱。”“事毕后，我又飞车回工厂，客户正在着急，他说：‘为什么洗手间都找不到你？’我笑一笑，这事就过去了。”李嘉诚以这样的脾气、品性、聚集很多人才在他身边，有些人才为其工作了二三十年，这在竞争激烈，价高者得的香港、实属不易。一些高级职员在采访时说：“待遇、升迁固然重要。双方相互信任才是合作的基础。”
李嘉诚也常常将做人的道理教给两个儿子：李泽钜和李泽楷。三分之二的时间教他们做人的道理，三分之一的时间谈生意，因为世情也是一个大学问，李嘉诚对他们有一个重要的教诲，就是在成功的时候，不可自负，时刻记着“傲心不可有，傲骨不可无”这句话。李泽钜毕业于美国斯坦福大学土木工程系，他最初的工作是在加拿大，做到年薪七万美钱时，李嘉诚召其回港，令其从6000元港币一个月做起，今日他已是长实集团的副主席兼副董事总经理，李嘉诚对其表现满意。
李泽楷也毕业于美国斯坦福大学，读的是电脑工程系，“他结业之后，我就叫他去多伦多一家投资银行做事，年薪4万加币，他打工的时候，做好份内的事情，又去帮其他人工作，于是公司就派他到英国、美国谈生意，年底给他25万加币的花红，我就说：“这样赚下去，还得了吗？”第二年，公司又要他做合伙人，给他50万加币的年薪，于是我说：“你先告诉老板，你要回来了，因为生活太舒适了。”李泽楷回港后发展不俗，除为和记黄埔集团副主席外，并创立以从事资讯科技等业务为主之盈科集团，担任主席。
李嘉诚教子有方，自然是喜在心头，为了培养儿子更能担负重任，1999年，他将不再担任长江实业的总经理，但仍继续担任长江实业及和记黄埔的主席。“我现在已经有一帮年轻干部，他们负载的事越来越多，1999年我将节省20％的时间，多做一些医疗和教育上的事。”
长江后浪推前浪，李嘉诚十分重视年轻人。他在1998年推出的长江学者奖励计划，出资7000万港币，与中国教育部共同设立奖励基金，吸引国内外中青优秀杰出人才，到国家重点建设的大学和重点实验室工作。并做到长期留住他们。同时，推荐有突出成就的优秀学者，最高奖励100万元。这次奖励计划与以往最大的不同是，入选者必须在45岁以下，李嘉诚的用意，就是为中国培养中青年科技领袖。
“世界在蜕变中，既向我们展现前景，又显现出挑战，面对我们的有三种别于往日、急剧转变的时代：就是科技时代、开放时代和亚洲人的时代。”
这是1992年，李嘉诚在北大的一次演讲。
采访时，我问他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亚洲金融风暴后，你是否还坚持“中国人和亚洲人时代”这一观点？李嘉诚当时只是简略地回答：“亚洲还是会恢复过来的，中国受的影响是最小的。”采访翌日，正值李嘉诚捐助的汕头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新院开幕和国际眼科中心奠基，李嘉诚在来宾的簇拥下，喜气洋洋，忽然他在人群中发现我，便径直走过来对我说：“你昨天问的第一个问题，我晚上又想了想，我想补充几句：亚洲以后还是会好的，因为亚洲国家本身的货币以兑美元而言已大为贬值，生产成本下降，旅游业兴旺，竞争力有所加强，所以相信在一段时间后，经济仍将会逐渐复苏。中国由于币值稳定，国民生产在夏季百年特大水灾之下仍能维持8％增长，尤其军民合作，奋勇抗洪的精神，令海内外国民加强凝聚力，国家安定，前景一定会好，今天我是乐观的。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就是要重视科技、培养人才，只有科技才使我们拥有无限的发展空间。因此，只要我们重视科教兴国，我还是那句话：21世纪真有可能是亚洲人的时代，也就是中国人的时代。”（本文原载于1999年2月的《中华英才》记者黎昕）
李嘉诚和他的时代
余世存
对商人，尤其是中国的商人或所谓成功人士，中国一流的文人多沉默不语。我相信这沉默饱含了太多的内容，它远不同于大众的态度，后者多是又妒又羡的；它也不同于为富贵树碑立传的态度。沉默里有一流的心智对自己思想无力的无奈，有一流的心智对世间人物和实践的期待。
金钱即力量。尤其是今天，发展、资本、增长……已成为我们时代的事业，已成为大至文明、种族、国家，小至个人的精神意识。在李嘉诚、杨致远、孙正义等人的光芒已遮盖了传统权力掌握者如克林顿、董建华之后，成功人物的境界和生命形式又有了新的含义。对比起来，“儒商”或“商儒”一说是太轻巧了，它远未能说明李嘉诚一流的当代成功人士在人类社会权力的变迁中扮演的角色。在暴力（权力）、金钱、知识的力量变迁中，后来者总会对前者有所重组、整合。在大众社会里，比尔·盖茨的影响已凌驾于政治人物之上，知识经济又深刻地影响着实物经济，网络生活正重构传统产业的图景样式，等等，即为明证。
一
近200年来的中华文明，走过了一段坎坷屈辱的历程。西元1949年以后，文明的地理环境虽分离多元，但大体上都稳定下来了。文明的新生重建或以试验（在大陆）、或以光复（台湾）、或以中西混合（香港）等形式展开。
这些展开的内容以千千万万人的生命历程、几代人的时间为代价，论证了我们文明在现代世界里的诸种可能的命运，从而为古老文明的现代新生和伟大复兴作了预演。大陆在试验之后重获人的自觉，出现了对传统文明和世界文明普遍价值的认同和回归。台湾则在政治文化的演进里走出了自己的路，同样为博大包容的中华文明体系注入了活力。
冲突最为激烈的是香港。语言、种族、肤色、习俗……五方杂处，传统文明是否还有价值，是否还具有原创能力？在精英文化界，以牟宗三为代表的新儒家企图呼应台湾诸学者的努力，论证传统文明的现代创造性转化，企望“老内圣”能开出“新外王”；在大众文化领域，以金庸为代表的小说家则竭力追溯、阐发、宏扬传统文明的价值。但文化领域的尝试均以失败告终，新儒家的缺陷，其与现代社会里的干格有目共睹；金庸虽力倡原儒精神、大侠情怀，也最终意识到这一文明最有光彩的内容无法在传统社会里生存（典型如萧峰。《鹿鼎记》可能是最后一次尝试，但最无足观的韦小宝在这社会里如鱼得水，而忧国忧民者陈近南走上绝路……则仍以小说无情的逻辑宣告传统社会文化的失败。金庸自此以后封笔）。
所有这些在智力领域里无力突破的文明梦想，却在实践领域里得到了最好的收获。即中国人、中国文化以香江一地为舞台，与西人、西方文化相处、碰撞、贴面肉搏，相辅相成，在人们都以为这里是“文化沙漠”的地方，出现了真正经受考验过的生命健旺壮盛的种子。文化上，对传统文人士大夫的扬弃，从而成就出现代专业分工的知识人；行政上，锻炼出传统社会不曾有过的公务员队伍；在民生日用的经济领域，则出现了包玉刚、郑裕彤、李兆基、郭得胜、霍英东等一大批市场巨人。在这其中，李嘉诚是一棵长青树，佼佼者。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种文明的幸事。在文明的共同体苦难的历程里，中华文化在列国竞争的世界里处于弱势，文化“花果飘零”。弹丸之地的香港，在最激烈的冲撞里反而孕育了文明新生命运的因子。
李嘉诚，就属于这样一个时代。
二
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生长季节。很多人都已注意到了李嘉诚们的幸运，天时、地利，等等。也如很多人注意到的，尽管每一代人都有可重复性，但李嘉诚却是空前绝后的。李嘉诚大概是香港市场诸巨人中少有的出身贫寒者，少有的长青树，在市场和管理的各个领域和各个层面都成功过的佼佼者。李嘉诚的成功正在于，从少年创业到目前60多年的从业过程里，他几乎抓住了命运赐福的一切机会，并利用发挥至完美。
李嘉诚成长、创业的年代，环境有着巨大的机会、也有着巨大的风险。每一次动荡都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压力，给无数的小业主带来了灾难，千千万万的小商人在时代的轮盘赌上转眼破产、输得精光。李嘉诚让人叹服、着迷、羡慕之处，也正在于他有如神助，避过风险，而把握了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