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苦难是我的第一所学校
我出生那年正值**********初始的年月。家庭在****期间受到很大的冲击，父亲被批斗、母亲被停职。全家8口人的生活就仅靠父亲36元的月工资支撑，生活异常困难！
童年的记忆里最深的是：常常感到肚子饿。因为小时候很顽皮，喜欢到处疯、到处闹，活动量特大，可家庭困难只能吃到两餐饭，（早晨一餐，中午一餐），吃中午饭的时间尽量地往后拖，晚上由于没饭吃，到夜里就经常饿得心发慌，浑身没点力气，连觉也睡不着。为了能够度过那段艰辛的岁月我们全家用尽了办法。现在回想起来，万分感谢我的母亲，她的伟大、她的奉献、她的坚韧、她那渊博的知识、还有那么多、那么多的生存智慧！
记得那天母亲告诉我们，她发现农民割了包心菜，都将菜根遗弃不要了。其实菜根不论炒着吃还是做泡菜都非常好，还能存着慢慢吃！我们闻言，迅速出动挖回来让母亲试做，当天炒了一餐，果然是美味！三天后，腌好的泡菜味道也好极了。母亲让我们多挖点，她在家准备好大小腌缸，一下子就解决了吃菜难的问题，大头菜、咸菜炒一盆可以吃几天，咸菜成了我们家饭桌上一年四季的主打菜。母亲还将腌好的包心菜根送给左邻右舍，大家又向她讨教制做的方法，结果当地一股风似地都挖起了菜根做咸菜。
母亲是医生，认识野菜也知道它的做法，又指挥我们去挖马齿苋、地菜、地根等，菜挖回来洗净、晒干、储存，吃时用水一泡就能炒了，简直是美味！
印象较深的事情还有母亲带我们到镇边的小山坡上开荒种菜。如今想起，眼前还总能浮现出母亲肩挑着水桶在山坡上缓缓而坚定地移动，以及我们拎着小水壶跟在她后面奔跑的情景。
母亲在荒地上种过白菜、萝卜、辣椒、茄子、韭菜、南瓜、冬瓜、菜瓜等，还用树枝搭成架子让扁豆秧、丝瓜、苦瓜爬上去，空中也被利用上了。有了菜吃，我们家的生活就好过一些了。一年多后，镇上的很多城镇户口的人也开始学习妈妈在镇外开荒种菜，因为人太多、声势太大，终于在三年后，所有的地都被政府收回去了。
为补贴家用，我们还到草包加工厂打过草包、编过草席。那时镇上刚办起了一个草包厂，专门为别的工厂提供草席、草包袋。因为母亲有文化，家庭又很困难，所以从照顾和需要两方面出发，厂里安排母亲任会计。母亲边当会计边学会了编草包袋。我们姐弟放学后，在学校做完作业，便以最快速度赶到厂里，帮妈妈编织草包袋。那时候，我们家的孩子干这种活是不会比大人差的，那么硬的草、那么小的手，编织时遍手是伤，贴满了胶布，但没有一个退缩或叫苦喊疼的。各个都很要强懂事，什么苦啊、难啊，都能跟大人一起去拼！
到废品收购站洗废旧塑料布，也是我家那时的一个创收项目。旧塑料一定要用碱水煮开，才能洗净。空气中到处弥漫着难闻的味道，但对我们来说，那气味就是学费、就是生活费，我们只能对它心存感激！每当废品收购站的塑料仓库开放时，妈妈就带着我们去拖，很少有人能超过我们家的数量。
一口大锅，一根大棍，我们流水线作业。母亲指挥分工，负责煮烫和搅拌，我和弟弟人手一只大钩子负责运输，姐姐们就在河边负责漂洗。当妈妈从大锅里钩出滚烫的塑料时，我们不能用手直接去拉，只能用钩子去拖，还要以最快的速度冲到河边，越烫越好洗，往往在路上碰上石头或钩子脱落，人就窜出去几十米，又得冲回来钩上再冲。可以想象我当时像豹子一样的情形！两个姐姐也非常厉害，她俩就站在齐腰深的水里，将塑料正反面都要洗净。我拖两趟，跳进水里一次，将一堆洗净的乱塑料迅速捞上来，再往家里冲，看到妈妈时，就喊快！快！快……那时洗一斤塑料才一分钱，在一个暑假里能洗好几吨。
烧不起煤，我们周日就去十几里远的山上打柴，自己家烧不完还可卖。五年级以前，我一直跟着姐姐们一起去，五年级后我就开始一个人去了。我们一人一把用钢丝做成的篦耙子，到了目的地后，各占一个山头，从山上往下冲，用耙子将松树掉下来的松叶抓在一起，冲到山下，还要以最快速度拿着篦耙子冲回山顶，再将篦耙子按在地上往下冲，一般三个来回就能抓满一筐，我们放下来排成一垛，就再来下一个回合。以前跟着姐姐她们去的时候，还能看到对面山上的人和自己一样在冲上冲下，有时隔着远儿能相互喊，或大声唱歌，真是苦中作乐。如果碰上前几天下过雨，我们还能捡到山里的松菌蘑和地涨皮，哈，那可是一段有苦有乐的日子！
2.母亲——卖春联的儿科大夫
春节卖对联和年画是我家的一项额外收入。我们的那个镇子很大，邻县村镇的人都会到这里来赶集。逢年过节时，镇上人水马龙，热闹非凡。住在家对面的叔叔就告诉妈妈，春节卖对联和年画的收入应该还不错，建议母亲去试试。那时春联都是现场手写，母亲写得一手秀丽的毛笔字，但母亲犹豫了好久都没答应。
母亲有所顾虑。
母亲在来本县前，曾在邻县工作过，20多岁就是有名的医生，还是最年轻的医务所所长，是单位重点培养的干部。父亲是红人、刚从朝鲜回来，医术又好，领导就想将我妈妈调过来。而母亲单位那边也知道父亲的情况，竭力想将母亲留下来，让父亲调过去，最后由领导出面协调，考虑家里还有老人要照顾的原因，决定还是母亲调动为好。
母亲的为人和医术口碑都非常好，总有人来看望妈妈。后来，母亲因为父亲的缘故受到牵连丢掉公职，邻县那边的人总是叹息，说如果不回来就好了，并说这边的人不厚道。
母亲十分要强，她不想让原来的同事、领导知道自己困难的处境，所以对于要到大街上写对联、卖年画，开始时她真的很有顾虑。对门的叔叔就说：你拿个凳子先坐在后面，帮我写写就行。我来守摊子，见到邻县那边来的人就说是来买对联的。赚的钱一人一半。母亲告诉我们：其实对门叔叔的毛笔字也写得很好，根本就不用妈妈帮忙，他这是在变相帮助我们！
母亲答应后，开始时很是放不开，但过了两天，就放开了。
春节前，正是气候最冷的时候。我们将自己家的门板卸下来抬到街上，用两个凳子支起来，铺上笔、墨、砚、红纸、摆一本日历、一摞年画。顾客在里面挑对联，叔叔、妈妈就负责写，脸吹红了、手冻僵了、连饭送过来都是冷的，可想到等卖到大年三十中午，我们就可以有钱买些肉、菜、布料回家过除夕夜了，心里又觉得暖融融的；卖不完的对联、年画自己家贴；布料就让叔叔家的婶婶晚上加班裁剪，往往要等到凌晨一、二点，两家孩子的衣服才做完。我们洗完澡，穿上新衣服，别提多幸福了，晚上睡觉都舍不得脱下，妈妈一直说，那时穷人的感情最真、最纯，我们家帮了很多人，很多人也帮了我们家。
母亲是有名的小儿科医生，可因为****的原因，被停职在家，有些小孩病了久治不愈，家长就在晚上以串门的名义偷偷来找母亲求医问药，父母亲重人情不肯收费。病人的家属过意不去，就送些罐头、鸡蛋、糍耙等物品给我们。那时镇上的医疗条件很差，医术高的人又少，人有了病常常拖着，小病好了，大病就丢命，一个家庭生八、九个孩子能活下来的只有五、六个，死亡率特别高。经母亲救活的孩子不下几十个，有的甚至还是被医院判了死刑的。这些人中有的还认了母亲做干娘，直到现在还与我家保持着亲密关系。
人们都说那时幸亏有我母亲，能够像家庭保健医生一样，随时随地解决一大堆问题，大家才少受很多疾病的困扰。
母亲卖春联有什么丢面子的？是社会现实逼着一个有专长的医生去卖对联，要怪也只能怪当年那些当道的豺狼们啊！
******上台以后，我们家的情况才彻底改观，母亲在家开了诊所。刚开始开私立诊所很受排斥，动辄就有人来找麻烦，像豺狼一样，而且多数是管理部门的人。因为母亲有文化，为人厚道、医术又好，很多人都站在妈妈一边、支持她。经过多次较量，想找麻烦的人也尽量不惹妈妈了。即使不得已收缴了母亲的器械和药品，他们也暗示妈妈给他们留面子，私下再还给我们。
母亲的这段经历让我从小就明白了生活的艰辛，从而也让我懂事比别的孩子早，学习成绩不用说，承担家务能力不用说，自立能力也不用说；让我们懂得了怎样学习生存的经验，知道怎样与人打交道，知道怎样不受人欺负，怎样大胆地去抢抓一点点机会。
3.我的出生救了父亲的命
在父亲生死抉择的那一天我来到了人世。
我出生在一个杏林世家，父亲是部队的军医，参加过解放战争、贵州剿匪战役和朝鲜上甘岭战役。母亲是祖传医生世家，生我时已经是医务所的所长。1966年正是**********才开始的年代，当时社会上所有的正常工作秩序已被全部被打乱，人们都忙于上街游行、造反，医院里的病人根本得不到及时的医治，为此，在一次大会上父亲提意见说：“中国革命是好的，**********也是好的，但医生的天职是救死扶伤，我们不能因为搞**********而耽误对病人的治疗……”
16岁就参加革命，并在党的培养下成长起来的父亲，发表了这些极跟不上社会形势的言论。医院党委和造反派头头多次找父亲谈话，希望能及时纠正他当时的“错误”思想，并逼迫父亲写检讨。被逼违心写的检讨，怎么可能有什么高度？可想而知多次检讨都不能通过。父亲整夜整夜地面对纸、笔，像困兽般地烦躁、痛苦、不解。刚直而又倔强的父亲不但没有及时被他们“帮教”过来，反而在无数次的帮教中犯下更为严重的错误——要求退党！
父亲说：“现在的我已经不理解国家的形势，跟不上党的思想了，如果将来能跟上，我依旧希望接受党的考验，重写入党申请书……”无论怎么劝阻，他坚决写了退党申请，坚决要求办理退党手续。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这种举动简直就是胆大包天，父亲从****前“红人”一下子就变成“人民的敌人”。批斗的矛头迅速指向了他，并不断升级，无休止的大会小会，游街游行。就在我出生的前一个礼拜，造反派又把他拖出去连续批斗了三个晚上。回家后，父亲沉默了，第二天他未去上班，把自己关在房里整整闷了一天，第三天他仍未去上班，拿了件衣服一大早就走了。几个小时后，我降临到了这个世间，想找父亲报喜，可所有的人都找不到他，又担心他出什么意外，人们只好分成两班人马，一班照顾母亲和刚出生的我，一班去寻找父亲。几乎找遍了所有他有可能去的地方，也没有看见他的身影，一种焦虑和不祥的气氛笼罩着全家。后来有人讲在水库边上曾看见过他，大伙儿急忙奔往二十里地外的徐家河水库，在那里人们终于发现了他。
父亲端坐在水库的石头上，望着水面沉思发呆，人们围上去，将喜得贵子的好消息告诉了他，父亲被重新带回到了亲人的身边。
父亲秉性坚强，多少年过去了，没有人知道他那天到底做了些什么？想了些什么？后来在我十多岁时，有一天我们全家在一起聊天，妈妈跟我们说了父亲的很多经历，特别是在朝鲜的那一段。在我们的要求下，父亲也断断续续地跟我们聊了很多，后来当妈妈问起我出生那天，他在水库那里想干什么时，爸爸轻描淡写地说，那时，觉得活着真是太没意思了。我跟他开玩笑说，那您要感谢我，是我救了您。爸爸笑了笑，拍了拍我的头。
4.******改变了我家的命运
因为父亲的原因，医院一直在重点培养的母亲也受到了牵连，当时对父母喜爱有加的县委苏政委决心帮助他们解决两地分居的困难，他让母亲先到广水医院上班，组织关系随后办理。
由于**********的冲击，苏政委本人很快也受到迫害而被调离了原工作岗位，加之父亲“出事”，造反派借机大做文章，不给母亲办理组织关系，也不安排工作，只能挂在地方，就这么拖着。这一拖就是一、二十年，一直到******同志重新上台才得以解决，但母亲这一生都未能重返正规的医院工作。留下了难以弥补的遗憾。
******上台以后，母亲开起私人诊所，我们家才走上了富裕的道路。母亲总说，如果不是******，我们家不知还要遭受什么样的罪呢。
2003年底，我从长沙赶回北京参加******老人家2004年百年诞辰的纪念活动的策划活动时，将一套办公室无偿提供给活动组委会使用，整个策划活动历时三个月，我没收取一分钱的费用。当他的孙子和孙媳代表全家及纪念活动组委会宴请感谢我们时，我动情地讲述了我们全家对老人家的感激，这也算是我代表我的父母和我们全家所表达的一份心意吧！
5.我的第一次经商及其广告创意：“马巍自酿汽水”
在我九岁的时候，每次到镇上赶集口渴的人们，经常会到家里讨水喝。正巧隔壁邻居家里有一个小木桶，我就想用它来打水在街上卖。卖之前，先是想：“如果每个喝水的人给我1分、2分钱，不就能赚钱了吗。”“如果水好卖，我还可以召集更多的小伙伴加入。”“如果……”正当我自言自语地在那里突发奇想时，正好叔叔的儿子找我来玩，问我在嘀咕什么，我告诉了他我的想法，我们一拍即合，说干就干。
因为是第一次，也不知怎么卖，两人提着水桶从街这头走到街那头，见到生人就小声问一下“喝不喝水？”有人不知道我们什么意思不答话，有人喝了过后没有给钱的意思，要费半天口舌解释。
“这样下去不行，我要想个法子，让大家都知道我是干啥的。”我冥思苦想，想了很多词，于是便诞生了我最早也非常实用的一句广告词：
“一分钱随便喝，清凉又解渴！”
这句话又顺口，又直观，还好玩，一经喊开，喝的人多了，再不用费口舌收钱了，生意自然也就好了起来。
有一天，家里煮南瓜，妈妈在里面放了些糖精。全家都说好吃。我想，如果放一点糖精在水里，肯定也好喝。一试，哇！真是沁甜凉爽，简直好喝极了。
第二天，我开始卖糖精井水，我的吆喝变成了：
“放了糖的井水，又甜又凉快，一分钱随便喝！”
还是一分钱一碗，每次还未走远就卖完了一桶。我一看，生意太好了，就加了一分钱，卖两分钱一碗，广告词也变成了“二分钱一碗随便喝”，依然卖的很快，连续销售了几天，也有几个学着我们卖水的同学就奇怪，为什么我的水卖得这么快，卖得这么好，卖得这么贵？童言无忌的我非常自豪，炫耀地把这个“商业秘密”和“核心配方”告诉了大家：买一包六分钱的糖精，每次在水里放上几粒，一包可以放好几桶水！这样的井水可好喝了！说的时候很过瘾，很骄傲，可跟着卖甜井水的人就多了，大街上到处都是。随之而来，我们的卖水生意不如以前那么好了，我暗暗的有些后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