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慕尼黑时她住伯伦纳家——一父一母，带着三个女儿（克拉拉、希尔妲嘉德、汉娜洛蕾）和一个还在上学的儿子赫尔穆特，住在伊丽莎白大街上。休与伯伦纳先生之间反复通信后，终于放心让自己女儿去做客。“他们肯定要大失所望了，”她对梅丽说，“父亲做了这么多准备，搞得像基督第二次降临。”伯伦纳先生自己在德语学院教书，为厄苏拉安排了向初学者教授英语的工作，也将她殷勤地介绍给了寻求私人辅导的学生。他在火车站接她时，将这些消息告诉了她。她还未决心开始工作，且刚从一趟恼人的长途火车上下来，舟车劳顿，听到这个消息很沮丧。从巴黎东站开出的特快列车与“特快”毫无关系，她又偏偏跟一个一路上不是在吃香肠就是在抽雪茄的男人同厢，又尴尬、又难受。（“在巴黎只看到了火车站。”她写信给梅丽说。）
她离开车厢去找洗手间，吃香肠的男人也跟她一起来到走廊上。她以为他要去餐车，等她找到洗手间时，才惊讶地发觉他也想跟着她进来。他说了几句话，她听不懂，但似乎相当粗鲁色情（以雪茄和香肠作为这番活动的前奏显得十分奇怪）。“Lass mich in Ruhe。”她毅然用德语说“请别骚扰我”。但他仍继续推，她也继续推回去。她不相信两人真的要打起来，因此一边抵抗一边还保持着适度的礼貌，对旁观者来说这一幕一定相当滑稽。厄苏拉希望走廊里有旁人可以让她求救。她不敢想象，一旦男人成功与她共处幽闭的洗手间内，会对她干出什么。（事后她疑惑自己为什么不干脆尖叫。多么傻。）
两个军官走来救下了她。二人穿黑制服，配银徽章，相当帅气，不知从哪里就冒了出来，一把将男人制住，严正警告了一番，其中许多单词她都没听明白。接着，两人又慷慨地将她换到了女宾专用车厢。她不知道车上还有这个配置。军官走后，车厢里的女伴们不住嘴地感叹起“SS”军官有多么多么地英俊来。（“亲卫队(原文此处为德语：Schutzstaffel)的，”一个女人钦慕地喃喃道，“跟那些穿咖啡色制服的冒失鬼可不一样。”）
火车到慕尼黑时已经晚点。出了一件事，伯伦纳先生说，一个男人从火车上掉下来了。
“真可怕。”厄苏拉说。
虽然是夏天，天气仍微凉、多雨。阴沉的天幕没有因为她抵达伯伦纳宽敞的公寓就晴朗起来。公寓里到了晚上不开灯，冷雨敲打着蕾丝窗帘后的窗玻璃，仿佛非要从窗口进来才肯罢休。
厄苏拉和伯伦纳先生一左一右抬着她笨重的行李箱上了楼，整个过程俨然一出闹剧。总该有人来帮把手吧？厄苏拉气恼地想。如果休在，就会雇个男人——或者两个——负责这事，而不会指望由她自己完成。她想到了火车上的SS军官，想到如果是他们来对付这个箱子，将会是多么高效而殷勤。
伯伦纳家的女眷们都不在。“哦，还没回来。”伯伦纳先生毫不在乎地说，“好像去买东西了。”房里家具看来都相当笨重，铺着破旧地毯，养了许多叶子植物，有一种丛林的气氛。她打了个冷战，屋内冷得很，似乎不像一年这个时候应该有的温度，似乎不欢迎她的到来。
他们想尽办法将行李箱搬到了她的房间。“以前是我母亲的房间，”伯伦纳先生说，“都是她用过的家具。她不幸去年死了。”他凝视眠床——一个宽大的哥特式物体，制造它唯一的目的似乎就是要使睡在上面的人做噩梦——的眼神很明显地暗示出伯伦纳老夫人正是在它的鸭绒盖被下仙逝的。床大得几乎要撑满整个房间，厄苏拉突然感到十分紧张。她与吃香肠的人在火车上的经历仍历历在目，令她感到难堪，可眼下自己却又与另一个全然陌生的外国人独处一室了。布丽奇特讲的白种人贩子的可怕故事突然浮出了记忆的水面。
幸好，前门开了，门厅里出现一番不小的响动。“啊，”伯伦纳先生高兴地笑了，说，“她们回来了！”
姑娘们争先恐后地涌进公寓，都被雨淋湿了，嬉笑着，手里大包小包地提着、捧着。“瞧谁来了。”伯伦纳先生说，这一说，两个小女儿更兴奋了。（事实证明，厄苏拉在这以后的生命里，再也没有遇到过比希尔妲和汉娜更容易激动的女孩子。）
“你来了！”克拉拉说着，“啪”地用自己冰湿的双手握住厄苏拉的双手，“德国热烈欢迎你(原文此处为德语：Herzlich willkommen in Deutschland)。”
两个妹妹以极快的语速没完没了地聊天时，克拉拉迅速在公寓里走了一圈，打开了灯，屋内立即不一样了——地毯的确年深日久，但纹样相当繁复，老家具全都散发着清洗擦拭后温润的光泽，那片冷冰冰丛林样的叶子原来是一丛漂亮的蕨。伯伦纳先生将客厅内通天花板的白瓷炉打开（“就像在家里养了一只庞大温暖的动物”，她写信给帕米拉说），安慰她说明天天气一定能恢复正常，变得暖和，会出太阳。
餐桌很快被铺上一层刺绣桌布，晚饭随即上桌——一盘奶酪，风干香肠，新鲜香肠片，沙拉和一块散发着格洛弗太太的茴香蛋糕气味的黑面包，还有一份香甜的水果羹，令她切实感到自己已经来到了外国。（“冷水果羹！”她写信给帕米拉，“格洛弗太太知道了会怎么说！”）
连已故老夫人的卧室都变得更宜人了。床垫柔软、舒适，床单四边用手工钩了一圈花，床头灯上罩着一个可爱的粉红色玻璃灯罩，使光线柔和温暖。不知是谁——也许是克拉拉，厄苏拉猜想——在梳妆台上的小花瓶里插了一小束木春菊。厄苏拉一爬到床上就累倒下了（床很高，要踩着小凳子才爬得上去），满怀感激地沉入了一场深沉无梦的睡眠，丝毫未受前人幽灵的困扰。
“当然，当然要先放个假啦。”翌日，伯伦纳太太在早餐桌上说（早餐与前夜的晚餐惊人地相似）。克拉拉正“处在安顿前的最后阶段”。她已经完成了艺术课程的学习，但还不知道下一步做什么。她郁闷地说自己正为虽想离家“成为一名艺术家”但在德国“没有多少人有钱消费艺术”而气恼。克拉拉的房里有几张她的画，大幅尖锐的抽象派油画，与她温柔和善的性情大相径庭。厄苏拉觉得她以此为生的机会渺茫。“大概我只好去教书了。”她痛苦地说。
“是呀，真还不如去死。”厄苏拉明白她的痛苦。
克拉拉偶尔去谢林大街的摄影工作室帮忙，负责相片构图。伯伦纳太太有个熟人的女儿在那里上班，能说得上话。克拉拉和那熟人的女儿——伊娃——曾上过同一所幼儿园。“但构图难道不是很难吗？”克拉拉说。摄影师——霍夫曼——是新任总理的“御用摄影师”，“所以我跟他的客人都很熟呢。”她说。
伯伦纳一家并不富裕（厄苏拉想，所以他们才会出租卧室给她），克拉拉认识的所有人也都不富裕。不过，在1933年的当时，任何地方的任何人都与富裕无缘。
虽然没什么钱，克拉拉决定还是要好好度过暑假的剩余部分。她们去卡尔顿茶室和王宫花园边的海克咖啡馆，敞开肚子吃薄煎饼(原文此处为德语：Pfannkuchen)，喝热巧克力(原文此处为德语：Schokolade)。她们在英国花园里几小时几小时地散步，然后吃冰激凌，喝啤酒，把两张脸都晒成了粉红色。也同克拉拉弟弟赫尔穆特的朋友——一群分不清谁是谁的沃尔特、维尔纳、库尔特、海因策和格哈德——一起泛舟、游泳。赫尔穆特作为一名希特勒青年团团员，正在波茨坦一所元首创办的新式军事学校学习。“他热衷party。”克拉拉用英语说。她英语说得非常好，且喜欢与厄苏拉切磋。
“应该说parties，”厄苏拉纠正她，“我们会说‘他热衷parties。”克拉拉大笑，摇摇头：“不，不，的确是Party。不是派对。是说纳粹党。你知道吗？从上月开始我们已经不能加入其他党了。”
“希特勒掌权后，”帕米拉写信教导厄苏拉，“出台了一项授权法。德国人称为Gesetz zur Behebung der Not von Volk und Reich，英译为‘解决人民和国家痛苦的法例’。多么华丽的名目，民主就此取消。”
厄苏拉天真地回复：“但民主总能拨乱反正的，就像一直以来一样。这个政权也会过去。”
“不会这么容易。”帕米拉回复。
帕米拉素来不喜德国，所以坐靠市立游泳池或河畔，与沃尔特、维尔纳、库尔特、海因策和格哈德一起晒太阳的厄苏拉，很快就把她的这番话给忘记了。这些男孩身上的短裤都短得出奇，游泳裤也小得吓人，个个几近****，但行止自如，令厄苏拉深感惊讶。她发觉德国人总体上似乎并不介意在彼此面前脱光。
克拉拉还认识一群更有文化的人——她在美术学院里的朋友。他们似乎更喜欢坐在烟雾弥漫、光线暗淡的咖啡馆里，或到各自脏乱不堪的住所聚会。他们喝很多酒，抽许多烟，谈论艺术与政治。（“所以说，”厄苏拉写信给梅丽，“在这两群人之间，我得到了全面教育！”）克拉拉的美院朋友都不修边幅，不服政权，不喜欢慕尼黑，认为它是“小资产阶级地方狭隘主义的老窝”，且每时每刻都在讨论迁往柏林的事。她发觉他们花大量时间谈论要做什么，但真正着手的时候却很少。
与此同时，克拉拉正身陷另一片泥沼。她的生活“沦陷”了，她爱上了她美院里的一个教授，对方是雕塑家，正与家人在黑森林度假。（再三催问下，她承认所谓“家人”是指妻子和两个孩子。）她决定让生活顺其自然，她说。又是托词，厄苏拉想。虽然这方面她无权指责别人。
厄苏拉仍是少女，按照希尔维的说法她仍然“完整”。而这不是因为她有道德上的顾虑，仅仅因为还没有遇见过足够喜欢的人。“不一定非要喜欢。”克拉拉笑道。
“我明白。但我希望能喜欢。”然而，她似乎总是吸引一些下三烂的类型——火车上的男人、小径上的男人——她担心他们在她身上读出了什么她自己不知道的讯息。与克拉拉和她的美院朋友相比，她感到自己相当拘谨、英式，甚至与赫尔穆特尚未出现的confrères(法语：同事，同志，同僚)（一群行为其实非常规范的青年）相比也显得古板。
汉娜和希尔妲说动克拉拉和厄苏拉一道去参加附近体育馆举办的活动。厄苏拉误以为是去听音乐，却发现那是希特勒青年团的集会。虽然伯伦纳太太对BDM的作用相当乐观，但希尔妲和汉娜对男孩的兴趣似乎丝毫未受影响。
对厄苏拉来说，这群热情、健康的男孩看起来都差不多，但希尔妲和汉娜却花了很长时间，高度兴奋地指点着赫尔穆特的朋友，那些几乎一丝不挂地在游泳池畔混时间的沃尔特、维尔纳、库尔特、海因策和格哈德，如今一丝不苟地套上制服（更多的短裤出现在眼前），突然变成了紧张严肃的童子军。
青年团走方阵，和着管乐队唱歌，出来几个人做演讲，纷纷效仿元首激昂慷慨的风格（纷纷失败）最后全体起立唱《德意志之歌》。厄苏拉不知德语歌词，便在心里和着海顿谱的美妙旋律唱了以前上学时校会常唱的《赞美上主》。唱完歌，大家集体欢呼“Sieg Heil(德语：为胜利欢呼)！”并举手行礼，厄苏拉发觉自己竟也加入了其中。克拉拉虽然觉得场面荒谬，不禁大笑，却也跟着举起了手臂。“这样做肯定是对的，”她若无其事地说，“我可不想在回家的路上被找麻烦。”
不，谢谢，厄苏拉不想与伯伦纳Vati(德语：爸爸)和伯伦纳Mutti(北欧神话中的爱神、战神和魔法之神。弗尔克范格是她的宫殿)一起待在燠热、扬尘的慕尼黑。于是克拉拉从衣橱里翻出一条海军蓝半身裙和一件白衬衣，满足了服装要求，队长阿德尔海德又贡献了一件卡其色战斗服。她又拿了一块三角巾，穿过土耳其皮饰结系上，这样补完了整套行头。厄苏拉觉得自己英气逼人，后悔自己从没参加过女童子军，虽然参加童子军肯定不只是穿穿衣服这么简单。
BDM的年龄上限为十八岁，厄苏拉和克拉拉都已超龄。她们是汉娜所说的alte damen，“老姑娘”。厄苏拉觉得自己和克拉拉没有必要护送整支队伍，因为看来阿德尔海德照管女孩时干练得仿佛一只牧羊犬。她有雕塑般的身材，北欧人的金发，拖着两条麻花辫，完全称得起是从弗尔克范格驾临的少女版弗蕾娅(北欧神话中的爱神、战神和魔法之神。弗尔克范格是她的宫殿)。她是BDM的活广告。到十八岁就太老了。到时候她会做什么呢？
“怎么？当然是加入国家社会妇女联盟啦。”她说。她已经在丰满姣好的胸前别上了小小的银色字徽章，这古卢恩文般的字符代表了她从属的决心。
她们坐火车进山，行李整齐地堆放在行李架上，傍晚抵达一个靠近奥地利边境的阿尔卑斯小村，从火车站列队走向（自然，还要唱歌）青年旅舍(原文此处为德语：Jugendherberge)。路人有的站定了看，有些人赞许地鼓起掌来。
她们被安排在全是双层床的宿舍里，大部分床铺上已经有人，大家只好像沙丁鱼那样挤一挤。克拉拉和厄苏拉主动提出睡一张床垫，在地上打地铺。
晚餐在餐厅里的行军长桌边进行，供应标准例汤、麦麸脆面饼(原文此处为德语：kn？ckebrot)和奶酪。早餐则供应黑面包、奶酪、果酱、茶以及咖啡。山里的空气清新，令大家胃口大开，把看见的食物都狼一样扫荡干净。
村里的环境仿佛一首田园诗，甚至有一座小古堡可供参观。堡内阴冷潮湿，布满甲胄、旗帜和纹章盾牌，似乎不是一个适合居住的地方。
大家在湖边、林中进行长时间的散步，然后搭顺风的农用大卡车或牲口拉的草车回旅社。有一天，她们沿着河一直走到了一处大瀑布。克拉拉随身带着素描簿，她迅速生动的炭棒素描比她的油画好看多了。“啊，”她说，“它们只是些gemütlich，也就是悦目的小东西。我朋友见了要笑话的。”村庄本身是个沉静的小地方，家家户户窗台上都种满老鹳草。河上有一家酒店，她们在那里喝啤酒，吃小牛排和面条，直吃到撑才停下来。厄苏拉在写给希尔维的信里对啤酒只字不提，她不会理解在德国这是多么普通的饮料。就算她理解得了，也绝不会赞成她喝的。
她们计划翌日启程，要到女生专用的露营地，“在帆布下”过几天。厄苏拉舍不得离开村子。
她们逗留的最后一晚，村里举行了一个活动，半是农事表演，半为庆祝丰收。大部分的表演厄苏拉完全看不懂。（“我也不懂，”克拉拉说，“记住，我是城里来的。”）女人们穿戴具有地方特色的服装，各种戴花环的牲口被牵出来，绕田野游行，授予奖品。字旗再次登场，装点田野四周。庆典供应足量啤酒，还有管乐队奏乐。田野正中搭起木台。木台上，几个男孩穿着Lederhosen(德语：皮裤。（通常为半长裤，或短裤。）)，在一架手风琴的伴奏下，和着节奏鼓掌，跺脚，拍大腿、脚跟，演示Schuhplatter(德语：四拍击鞋舞。（巴伐利亚传统山农舞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