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里斯气得要冒烟，吉米当时还未从战场归来，归来后对遗产如何安排似乎也不关心。厄苏拉却有些介意自己受到的冷落（将她所受的背叛形容为“冷落”是多么地轻描淡写），但她也认为帕米拉的确很适合常驻狐狸角，狐狸角有了帕米拉的照料她也很放心。帕米拉提议卖掉房产，均分所得，但令厄苏拉惊讶的是，竟被哈罗德劝住了。（帕米拉要做的事，旁人很难劝得住。）哈罗德从来讨厌莫里斯，讨厌他的政治观点，也讨厌他的人。厄苏拉怀疑他这么做正是为了惩罚莫里斯，谁让他，唉，谁让他是莫里斯呢。这真像福斯特的小说，是阶级差异的一个典型后果，虽然确实很可恶，但厄苏拉选择不去怨怼它。
遗产将在大家头上均分。吉米什么也不要，他决定去纽约，且已被一家广告公司录用，多亏打仗时“我认识的一个人”，他像伊兹一样说。莫里斯则决定不与大家争产业（“虽然我当然能争赢。”他说。），只遣来一辆车，几乎拉走了房子里的一切。所有拉走的东西也没有在莫里斯的家里重新露面，于是大家想他肯定是卖掉了。这么做或许只是为了让大家生气。帕米拉为希尔维漂亮的地毯、摆设、摄政王朝风格的大餐桌、安妮女王时代几把上好的椅子、曾放在门厅里的祖父的座钟和那些“我们看着长大的东西”而哭泣，但这似乎正称了莫里斯的心，也避免了一场即将爆发的家族战争。
厄苏拉只拿走了希尔维的金马车座钟。“其他我什么都不要，”她说，“只希望今后你还欢迎我回来。”
“我当然欢迎，这你是知道的。”
1947年2月
棒极了！真像个红十字会包裹，她写完，将印有皇家穹顶宫的旧明信片靠在壁炉台上希尔维小金钟和泰迪照片的旁边，准备趁明天下午的一班邮车将明信片寄走。抵达狐狸角当然还要好一段时间。
一张给她的生日贺卡却挨过了这样一段时间。由于天气情况她无法像往常那样回狐狸角庆祝，但克莱顿带她去多切斯特吃了晚饭，晚饭过半电力突然中断后，两人的桌上还点起了蜡烛。
“真浪漫。”他说，“像过去一样。”
“我不记得我们过去有多浪漫。”她说。他们的关系随战争结束也结束了，但他竟记得她的生日，这令她产生了他难以想象的深深感动。作为礼物，他送给她一个吉百利巧克力礼盒。（“恐怕不够多。”）
“这也是海军部的特供？”她问，两人都笑了。回到家她一口气吃完了一盒。
五点了。她把盘子放进水池，加入其他待洗的盘子。漫天灰土已经转为黑暗中的一场暴风雪，她合上薄如蝉翼的棉布窗帘，好遮蔽外面的景象。窗帘在轨道上卡得毫无希望，为了不把整面窗帘拉下来，她只好作罢。窗户老化了，无法关死，刺骨的空气从缝隙里钻进来。
忽然又停了电。她在壁炉台上摸索蜡烛。境况还能更恶劣吗？厄苏拉拿起蜡烛和威士忌，走向卧床，和衣钻进被窝。她累极了。饥饿和寒冷令人身上倦得厉害。
锐迪安特煤气炉上的小火苗抖了抖，叫人心里一紧。在午夜里溘然魂离人间并没有那么惨。比其更不堪的死法还有很多。比如奥斯维辛，比如特雷布林卡，比如泰迪乘着哈利法克斯坠入火海。饮酒是唯一止息眼泪的方法。好帕米。锐迪安特煤气炉上的火苗颤抖着熄灭了。引火也灭了。她想不知煤气什么时候会泄漏。不知气味是否会将自己惊醒，不知自己是否会重新将火打燃。她没想到自己会像一只狐狸一般冻死在窝里。帕米会看到明信片，会知道自己已经表示了谢意。厄苏拉闭上眼。她觉得自己已经一百多年没睡过觉了。已经非常、非常累了。
黑暗开始笼罩下来。
她突然惊醒。难道外面是白天？灯亮着，但外面的天还是黑的。她梦见自己困在一口地窖里。她爬下床，仍醉眼蒙眬，意识到吵醒自己的是突然打开的无线电。电力恢复了，正赶上收听海上天气预报。
她投了硬币，小火炉就又“噗”的一声活了过来。终究没有用煤气把自己毒死。
1967年6月
BBC播报员说，今晨，约旦攻打特拉维夫，目前正在轰炸耶路撒冷。播报员站在街头，应该就在耶路撒冷，她没有太留意背景里的炮火声，炮火听来十分遥远，对播报员无法构成威胁，但他身上逼真的高级军装和播报员激昂却郑重的口吻，都暗示着他内心的英雄主义情结。
本杰明·柯尔已成为以色列议会之一员。他曾在二战末期加入英军犹太旅。后又前往巴勒斯坦跟随斯特恩组织征讨家园。他小时候是那样正直善良，很难将那孩子与现在这个恐怖分子联系在一起。
他们在战争里曾碰面喝茶，会面颇尴尬。她少女时对他浪漫的希冀早已消逝，而他丝毫不把她当作女性一员的心态却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她还来不及喝完自己（寡淡的）柠檬姜茶，他就提议“去别的地方吧”。
她生了气。“我看起来是这样随便的人吗？”事后她问梅丽。
“呵，为什么不呢？”梅丽耸耸肩，“明天我们都可能被炸弹炸死。当然要把握今天(原文此处为拉丁语：Carpe Diem)。”
“大家似乎都在以此为借口胡作非为。”厄苏拉愤怒地说，“要是人们信仰永世不得超生之苦，绝对不会这样强调今天了。”这天她在工作上也不顺利。一个负责归档的女孩因为得知自己男友沉了船而急疯，将一份绝顶重要的文件丢失在浩瀚的牛皮文件袋的海洋里，为此招致了更多痛苦周折，虽然在程度和性质上都与她的痛苦有别。于是她便没有与本杰明·柯尔一起“把握今天”。虽然他急不可耐地向她展开了攻势。“我一直觉得我们之间有些特别，你呢？”
“您觉到得太晚了，恐怕。”她说完，拿起提包和大衣，“下一轮再说吧。”她想起科莱特大夫和他的转世论，思忖着来世自己想成为一个什么。大概是一棵树，她想。一棵在微风中舞蹈的参天古树。
BBC转而关注起唐宁街。某个要人辞了职。她在办公室早已听见一些捕风捉影的话，但并无心思仔细听。
她正把盘子放在膝头吃着晚饭——一块威尔士熔岩干酪吐司。晚上她通常都这么吃。独自吃饭，摆出碗盘、餐垫和各种花哨餐具感觉很荒诞。然后呢？难道在寂静中默默进食，或趴在一本书上看？有人认为吃饭时看电视标志着文明衰落的开始。（她这样热衷地维护这论点，是否正说明她骨子里也这样想？）但说这话的人显然不是独居。而且说到底，文明早就开始衰落了。恐怕从萨拉热窝事件就开始了，最晚不超过斯大林格勒战役。有人甚至会说，文明终结的种子早就埋下了，它的生长其实始于伊甸园。
再说看电视有什么坏处呢？一个人又不可能每天晚上都去剧院和影院（照此说来还有酒吧）。当这个人还是个独居动物时，她唯一的谈话对象仅限于一只猫，于是对话常常只在单方面进行。狗不一样，但自幸运儿以后她就不养狗了。幸运儿死于1949年，兽医说是因为岁数大了。厄苏拉一直都把他当作一只年轻的狗。大家把他埋在了狐狸角，帕米拉买了一株深红玫瑰种在坟上。狐狸角花园称得起是狗的公墓。无论走到哪里，都能撞见一株玫瑰，下面埋着一条狗，虽然唯一分得清谁是谁的人只有帕米拉。
再说不看电视又能干什么？（她不愿停止论辩，虽然论辩双方都是她自己。）难道拼拼图？当然可以看书啦，但一个人刚精疲力竭地下了班，看了一天信息、记录和日程报告，又怎么可能用更多的文字来劳累自己的眼睛呢？无线电和电唱机当然都很好，但都似乎过于“唯我”，仿佛除了自己世上没有别人。（好吧，她似乎有些狡辩了。）至少看电视不要求思考。不思考不见得是坏事。
她今日用餐较晚，因为自己要退休，请同事们聚了聚——颇似参加自己的葬礼，只是退休聚会后自己还能活着离开。大家去酒吧喝了几杯，属于简单的饯行，却很愉快，且结束得挺早，令她松了口气（虽然其他人大概觉得不甚满意）。虽然正式退休的日子是在周五，但她觉得在中间的日子就把这件事办了比较好，不要耽误了同事们周末的安排。他们也许会不高兴。
聚会早先，在办公室里时，同事们送了她一台金马车座钟，上刻“给厄苏拉·托德，感谢她多年来的效忠”。嚯，她心想，多么俗套的墓志铭。金钟是这样的场合惯常会送的东西，她不忍心告诉同事们自己已经有一台，且比这台好得多。他们还极贴心地送了她两张逍遥音乐会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的门票（座位很好），她怀疑这出自贾奎琳·罗伯茨——她的私人秘书——的手笔。
“您为妇女得任高级职务做出了贡献。”贾奎琳轻声说，递给她一杯杜本内，她那段时间最喜欢的饮料。不幸的是也没有多高级，她想。还没有话语权。这世界的话语权仍然掌握在诸多莫里斯之辈的手里。
“唉，干杯。”她说着，碰了碰贾奎琳的波特加柠檬汁。她喝得不多，偶尔一两杯杜本内，周末一瓶勃艮第。伊兹不同，她仍然住在梅尔伯里路，像《远大前程》里的郝薇香小姐，整天在家里的许多个房间里徘徊，且嗜酒如命。厄苏拉每周六早晨买一大袋吃用的物品给她送去，其中一大部分似乎又都被她扔掉了。再也没有人看《奥古斯都历险记》。泰迪在天有灵一定会感到欣慰，然而厄苏拉却感到难过，仿佛他身上的一部分被世界遗忘了。
“这下你退休了，”莫里斯说，“他们可能会给你授勋。发一枚帝国勋章之类的给你。”上一轮嘉奖他已被封了爵士勋衔，（“上帝，”帕米拉说，“这个国家怎么了？”）还给家里每个人寄了一张他在白金汉宫舞会大厅内向女王鞠躬的照片，张张都拿相框装着。“这人自我感觉真好。”哈罗德笑道。
请伍尔芙小姐同去阿尔伯特音乐厅听《第九交响曲》再合适不过了。厄苏拉上一次见她也在那里，那是1944年，音乐厅正举办纪念亨利·伍德诞辰75周年音乐会。几个月后，她在奥德维奇火箭弹袭击事件中身亡。空军部的安妮也死于此次事故。彼时她正同一群女同事一起在部里的楼顶，一边吃自带的午饭，一边晒太阳。事情已经过去了很久，却也历历如昨。
厄苏拉本来与她约好午餐时间在圣詹姆斯公园见面，因为空军部女职员安妮有事要对她说，厄苏拉还在想会不会是泰迪的事。也许有人找到了飞机残骸或尸体。当时早已接受了泰迪永不复归的事，倘若他成了战争罪犯，或从德国逃到了瑞典，他们都早该听说了才对。
然而勃洛克先生却代表命运在前一天傍晚意外造访了厄苏拉（他怎么会知道她的地址呢？），请求她出庭为他的品行做个证明。他被控在黑市牟利，对此厄苏拉毫不意外。她是他的第二选择，本来要找伍尔芙小姐，可伍尔芙小姐升任了地区指挥官，负责保护着25万人的生命，其中每一个人都排在他勃洛克先生的前面。他涉足黑市正是导致她与他决裂的原因。而过去一起工作的其他指挥员在1944年以前就都离开了。
她惊讶地发现勃洛克先生要去的竟然是中央刑事法庭，本以为他不过犯了点只配去治安法庭审理的小事。她在中央刑事法庭等了一早上，也没等到自己被传唤，就在法官们起身宣布中午休庭时，她听到一声炸弹的闷响，但并不知道那是火箭弹在奥德维奇大开杀戒。不用说，勃洛克先生最后被判无罪。
克莱顿陪她去参加了伍尔芙小姐的葬礼。他曾坚如磐石，但最后还是回到了沃格雷夫的妻儿身边。
“他们的遗体必被人安葬，名誉必留于永世。”首相的嗓门势大力沉，仿佛担心听讲的人耳力不济，“取自《德训篇》44章14句。”厄苏拉不信。谁会记得埃米尔和蕾妮？谁会记得可怜的小托尼、弗雷德·史密斯还有伍尔芙小姐？连厄苏拉自己都已忘了许多逝者的名字。还有那么多英年早逝的飞行员。泰迪死时才二十九岁，正是他们中队的指挥官。中队最小的指挥官才二十一岁。时间像在济慈身上那样，在这些男孩的身上加速飞逝而去。
大家唱了《信徒精兵歌》，她第一次发觉克莱顿唱起歌来嗓音浑厚低沉。她知道比起这斗志昂扬的教堂赞美诗，伍尔芙小姐必定更中意贝多芬。
伍尔芙小姐曾预见贝多芬能让战后世界恢复和平，这一过分乐观的预见被指向耶路撒冷的榴弹炮彻底击败了。如今厄苏拉自己也到了伍尔芙小姐在二战爆发时的年纪。过去她觉得伍尔芙老。“现在我们自己也老了。”她对帕米拉说。
“你说你，别带上我。再说你还不到六十岁呢。不算老。”
“心老。”
帕米拉的孩子们已长到无须她再悉心看护的年纪，她就像某些女性那样投身到了正义的事业中。（厄苏拉丝毫没有讽刺的意思，恰恰相反，她很支持。）她从治安调停做到治安法庭庭长，在慈善会中也积极活跃，去年还以无党派人士的身份进入地方政府任职。此外还要照看家宅（不过她说她“有个女人帮忙做”），侍弄一个奇大的花园。1948年全国免费医疗制度出台后，哈罗德接任费洛维大夫，成为地方上的医生。村镇在狐狸角四周发展起来，房子越来越多了。青草地没有了，小树林也没有了，开发商买走了许多艾特林汉庄园自耕农场的地皮。庄园空置，久无人问津，小车站被“铁路杀手”毕钦判了死刑，停运已经两月有余，虽然帕米拉曾雄赳赳地带头举行了一次停运抗议。
“但这里还是挺美，”她说，“走五分钟就能看到豁然开朗的乡村景色。树林也……也还完好无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