予少也，涉猎儒书，精研将略……遨游湖海，参访有道。一日游天台上清玉平洞天，遇一道士，黄冠玄服，碧眼花髯，行吟松下。予前揖之，飘飘然真神仙风度也。予拂石共坐，叩其所蕴，文师孔孟，武迈孙吴，上穷星宿，下辨山川。予再拜稽首，请以师礼事之，从游四方者三年，自号止止道人，终不言姓氏。一日游武夷升真元化洞天，顾予而言日：“我昔年十二应童子试，后参玄道，无意功名久矣。但吾师秘授以一书，用之上则忠君报国，下则辅世安民，中则立身行道，吾不忍秘，愿授于子。当今天地闭塞，元本胡裔，入主中国，帝心厌乱，不数年有圣天子起于淮甸，汝往辅之，懋建元功。汝无负予所嘱！”予再拜展视，乃火攻阵法一篇。越三日，相送出山，叮咛与别。行未百步，回首瞻望，但见云烟飘渺，林木相掩，不知其所之也。至正十五年乙未，我圣祖高皇帝起兵和州，渡江取采石、太平……予按师法铸火龙枪四十根上献圣祖高皇帝……然特一枪之制，未尽仙传之妙……予恐久而失传，按图著谱，遗留来世，并作序以纪其颠末。
这个材料尽管年代很晚，但可以作为以上所论的一个参证。
十五、火器和战争用毒
北宋《武经总要》所载初级火器中有一种毒药烟毬，毬“重约五斤”：用焰硝“三十两、硫黄“十五两”、炭末“五两”，加入有毒药物草乌头、巴豆、狼毒各“五两”、砒霜“二两”，捣研细碎，混拌均匀后，用沥青、桐油、小油各“二两半”，将其团和成球，中间贯一根“长一丈二尺”的麻绳（以便抛石机抛射），球外包傅纸和麻皮，并涂沥青、蜂蜡、黄丹、炭末等混合熬成的膏以防潮，用时先以烧红的烙锥将之点燃，然后用抛石机掷人敌营阵，药料燃烧，产生大量有毒浓烟，“其气熏人则口鼻血出”。
在中国古代，战争中应用毒药也是很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火药出现以前，中国战争中的用毒主要有三类：
其一，作为坚壁清野的手段，在水泉、河流中投毒。《左传·襄公十四年》记，公元前559年夏，晋国联合诸侯伐秦，秦人于泾河上流投毒。诸侯之师渡河后，士卒多死。杜预注说：“饮毒水故。”《墨子·杂守》提出，边地应种植、预备芫（即芫花）、芒（即莽草）、乌喙（即乌头、附子之类）等有毒药物和株（疑为林，即椒之讹），坚壁清野时投放于沟井中。由于战国以来这种做法非常普遍，所以防毒成为历代军队“行军须知”的重要内容之一。《武经总要》前集卷六载有一篇“防毒法”，起首就说：“军行近敌地，则大将先出号令，使军土防毒。”
其二，用于攻守城时的地道战和保卫城门。自战国以来，攻城的重要方法之一是挖掘地道以破坏城墙或透城而人，称为“穴”。对付穴攻的基本方法是在城内墙下挖井，井底置陶缸，派入伏缸侦听；发现敌人开掘地道，就从城内挖反地道相迎；挖通敌地道后，即焚烧艾蒿和秕糠，产生大量浓烟，用皮橐、风扇车等鼓簸，以害敌工兵。又有一法，在敌地道之上掘竖井，挖通后，用一铁篮盛薪火，中加艾、蜡，以铁索缒下熏灼敌人。《墨子·备穴》、《武经总要》前集卷十二对这些方法有详细的记述。这类熏灼法中所用的艾，既能生烟，又有毒性。据说口含甘草，可以解毒。
为更有效地伤害敌人和保护己方的坑道工兵，注重城守的墨家还设计了复杂而巧妙的烟熏装置，它由窑炉、皮橐和随地道延伸的陶管组成，能将浓烟完全泵人敌坑道。他们又将这种方法应用于保卫城门，设计了一些构造独特的城门（突门”、“穴门”），当敌人攻人时，迅速封闭两头，鼓烟熏之。
其三，冷兵器，如刀剑、失镞等的淬毒。《史记·刺客列传》记，荆轲刺秦王，其匕首淬以毒药，见血封喉。汉代以来，人们以乌头、附子的汁制膏，涂于箭镞射猎禽兽，据陶弘景《本草经集注》称：“十步即倒，中人亦死。”故称之为“射罔”，意为射中即如堕网中。这种方法尤其盛行于南方云、桂、川、黔的少数民族中，至今仍有沿用。
与前两种方式主要直接使用有毒性的植物不同，第三种方式一般使用从有毒植物中提纯得到的毒药，故毒性尤剧。“射罔”是应用最广的一种，其原料是毛茛科植物乌头的干燥块根（Aconitum chinese Paxton），主根名乌头，附生的子根名附子，不生稚根的主根名天雄，古统称之为“堇”“乌喙”。中国古代最出名的毒药“鸩”，或认为即“置堇于液”的乌头酒。《后汉书·霍婿传》说：“譬犹饥于附子，止渴于鸩毒，未人肠胃，已绝咽喉，岂可为哉！”《汉书·齐悼惠王传》注引应劭的说法：“鸩乌黑身赤目，食蝮蛇野葛，以其羽画酒中，饮之立死。”这肯定是天方夜谭，因为任何鸟羽并无剧毒。乌头品种多达200余种，我国有48种，别名伯很多，如五毒根、小叶芦、鸡头花、铁棒锤、小黑牛、独儿七、羊角七、小脚乌、侧子、刁附，等等。四川栽培的称川乌；各地野生的称草乌，毒性尤大。因为这类药物均含有******，毒性就由此生物碱所致。古人以其汁液制膏，即提取******，基本方法是煎、晒。《武备志》卷一二○所收录的“见血封喉方”，详尽叙述了具体的工艺流程，最终得到的制品实是像“砂糖”一样的结晶，“挑起取用，上箭最快，箭到身上，不满数步即毙矣”。由清初赵学敏的《本草纲目拾遗》可知，比《武备志》早的一本叫《白猿经》（嘉靖年间的《晁氏宝文堂书目》曾著‘录）的书中也载有此方，文字大同小异，题为“造射罔膏法”。关于造射罔的最早记载，见于汉代的《神农本草经》。
中国古代战争中用毒的流行，与中国古代本草药物之学的发达密切相关。随着火药进入军事领域，战争用毒的方式和方法又有了新的发展。人们把毒药混入火药，借助火药的燃烧来催发药性，形成有毒的烟气，以在开放的空间产生一定面积的伤害。这在以前是做不到的。因此，尽管宋人也沿袭旧的方式，把毒药烟毯用于地道战，但他们主要是把它用于地面战斗。而从火器发展的角度来说，由于早期火药的性能还较弱，引入毒药，也有助于提高杀伤力。
火药与本草素有渊源，与毒药也原本相关。硫黄本身就是一种有毒药物，而且在火药发明过程中，炼丹家即已将马兜铃、皂角子等有毒草木药与硝石、硫黄共炼。可以设想，当混合了硝石、硫黄和诸多有毒药物的丹炉发生爆燃事故时，丹师们必然也能体会到所产生的烟气的毒害作用。因此，火药与毒药的结合，有其自然的基础。而当人们认识到了毒药火器的妙用，便一发而不可收。于是，很早就开始的对各类药物的广泛尝、试和不断探索所发现的大量有毒药物，纷纷被引入火器制造，因而涌现了繁多的毒药火器，这在明代达到了高潮。
明代的火器，除了后期从西方传来的佛郎机、鸟铳、红夷炮等外，无论球形火器还是管形火器，无论燃烧性火器还是爆炸性火器，无论射击火器还是反推力火箭，没有不曾应用毒药的。《武备志》收录的近200种火器中，约有1／3与毒有涉。
明代火器所应用的毒药的品种之多，也是惊人的。《武备志》卷一一九记载的火攻从药“六十品”，绝大多数是有毒的药物，其中既有大量的草木药，也有许多有毒矿物和动物。又如同处记载的无敌毒龙神火药，简直就是一份毒药大名单，它按天垣二十八宿，以蛇埋、良姜、半夏、商陆、藜芦、钩吻、南星、甘遂、天雄、大附、芫花、蓖麻、皂角、鬼箭、宣姜、断肠草、鬼臼草、胡莘、川乌、江子将军草、细辛、雷公藤、羊踯躅草、大戟红牙、雷丸草、紫玉金丝草、蛇蟠不食草、艾肭，共28味毒草药，与砒黄、矿霜等有毒矿物和斑猫（蝥）、蜈蚣、虾蟆、蝰蛇、虺蛇、竦蛇、蝎尾等有毒动物合制而成。
明代毒药火器的制法，主要有五种：
（一）将多种毒药毒物与硝石、硫黄、炭灰混合制成有毒的火药，装入火器，凭借火器的喷射和爆发毒害敌人。因用药的差别，又有神火药、毒火药、烈火药、飞火药、法火药、逆风火药等不同名目。如毒火药，《武备志》载其用药为：川乌、草乌、南星、牛夏、狼毒、蛇埋、烂骨草、金顶砒、牙皂、巴霜、铁脚砒、银锈、干漆、干粪、松香、艾肭、雄黄、金汁、石黄、硝火、硫火、杉灰、柳灰、斑猫、断肠草、姜汁、烟膏、虾蟆油、骨灰，“破阵用之，贼闻其气，昏眩卧倒，又燎皮肉”，“装入炮中攻打去，破敌冲锋更杀人”。
（二）将铁砂子和碎瓷屑用毒药浸染、炒制，装入火器，凭借火器的喷射和爆发杀伤敌人。如《武备志》卷一一九所载烟火药：“铁子磁锋菀豆粒，硇砂银锈人中汁，连浸三朝火焙干，再人桐油炒燥烈，取将虎药轻轻滚，一砲不过二三合。假使贼兵十万余，此砲只须三四十，飞云打入贼兵中，霹雳一声天地裂，钻人孔窍透人肠，见血封喉不可说，顷刻横尸满战场，此是火攻真妙诀。”
（三）将多种毒药毒物碾罗绝细，制成粉末，或用于火器，或投放水泉，或顺风扬送。如前已述及的无敌毒龙神火药：“二十八宿按天曹，二十八味神药苗，开天辟地安邦国，用之鬼哭与神号……炮电发去号神烟，孔窍须臾喷血鲜……注于溪涧号神水，寸肠立断碎心肝；顺风送人贼营去，百万贼兵一阵空。”这些歌诀，体现了致力于毒药火器研制的匠师们的期望，但显然有许多过于夸张之处。
（四）一些火器，往往同时装人以上述方法制成的毒火药、毒砂和毒粉，如《武备志》所载冲锋追敌竹发熕：“用茅竹截筒长三尺，先用冷火之药浸透，以易其性，使不染火为度，外以铁线缠之，再用牛筋麻裹，瓦灰灰之，晒干，生漆漆之。内装发药五升，次装石子廿四块，每块重半斤，磁锋一升，俱用砒黄、巴豆、垴砂等药炒制装之，再用神砂三合，毒火一合，装毕，上用黄泥塞其口，口上用铁箍箍之。坚木为柄，柄长二尺，装实听用。每士卒马上携之四个，甚为轻便。”
明代毒药火器钻穴飞砂神雾筒（五）依靠火药筒的反向喷射飞行的火箭，常将矢镞涂蘸射罔之类剧毒药（时人习称之为“射虎毒药”，省称为“虎药”）。明人常将诸多火箭装于一筒，多筒并列，药线总连一处，点火后，众矢齐发。这种多发齐射火箭，被形象地称为“一窝蜂”、“百虎齐奔”等，箭镞涂蘸毒药，见血封喉，威力甚巨。
综上可见，明代的毒药火器，既继承了以往的用毒方式，又有很大的发展，中国古代战争用毒至此而集大成。但这也是最后的高峰，随着明末对威力巨大的西方火药火器的仿造行用，中国的传统火器渐衰，毒药火器也转趋式微。
在《武备志》这部既大量讲火器又大量讲用毒的军事百科全书中，这两方面内容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用毒与火药火器的结合，是中国古代战争用毒的一个特点，也是中国古代火器的一大特色，归根结底，体现丁发达的本草药物之学的影响。在《武备志》的这一部分，还载有一个包含有45种药的解毒药方，这自然也是本草学的成果。
十六、“武成永固大将军”炮
明清时期，常将威力巨大的火炮命名为“将军”、“大将军”，如“神威大将军”、“神威无敌大将军”、“威远将军”等。“武成永固大将军”是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铸造的重型青铜火炮，据《清文献通考》卷一九四《兵十六》记载，当时共造了61门。《钦定大清会典图）卷一○○《武备十》载有其图式，谓：
武成永固大将军，前弇后微丰，底如竹节，重自三千六百斤至七千斤，长自九尺六寸至一丈一尺一寸，杂锲花文、蕉叶文、回文，隆起十道，皆锲星文，近口为照星，底左右镌：大清康熙二十八年铸造，武成永固大将军，用药十斤，生铁礅子二十斤，星高四分九厘，制法官南怀仁，监造官佛保、硕思泰，作官王之臣，匠役李文德、颜四。清、汉文。小者受药五斤，铁子十斤……载以四轮车……
在详细介绍这批火炮之前，有必要简单回顾一下明清之际的火炮史。
《清会典》图示的武成永固大将军炮众所熟知，中国是火药的发明地，也是火器的故乡，金属枪炮的前身——火铳，便诞生于中国。但到15世纪，欧洲的火器制造技术飞速发展，在这个世纪的后半叶，已超越了中国而占据世界领先地位。16世纪初，随欧洲殖民主义者的东侵，西方先进火器开始传入中国。最初传来的是火绳枪（即乌铳）和佛郎机炮。于是自明嘉靖年间，中国开始大量仿制这两类火器。在此期间，欧洲火器技术伴随着近代工业和科学的进步，继续迅速发展。火炮发展的主要趋势是统一炮制，即裁汰杂乱的炮种，统一火炮的形制规格。至16世纪后期，前装、长身管的铁或铜铸加农炮成为主要炮种，设计先进（以口径为基数，按比例计算各部尺寸），结构合理，铸造精良，具有身管长、管壁厚、弹道低伸、射程远、命中精度高、威力大、安全可靠等优越性。万历后期（约17世纪初年），明人首先从活动于东南沿海的荷兰舰船见识到这种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火器。由于明人称荷兰人为红毛夷、红夷，故称其炮为红夷炮。后来引进这种火炮，虽来源并非荷兰，也袭用这个名称，或概称之为西洋大炮。
天启六年（1626年），明军在宁远之战以新引进的西洋大炮重创后金军队，对交战双方都震动极大。由是，双方皆开始仿制西洋大炮，明人之法出于利玛窦、汤若望等西方传教士的传授，后金则网罗得其法之汉人匠师铸炮。
清入关后，随战事扩展，造炮规模愈益扩大。康熙十三年（1674年），为平定三藩之乱，特命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主持造炮。南氏竭尽心力，迨至康熙二十六年底病逝，铸造了大量轻重火炮，不仅为平定三藩（康熙十二年至二十年），而且为抗击沙俄，收复雅克萨（康熙二十四年至二十五年），立下了汗马功劳，因此屡受康熙帝褒奖：“所制新炮，从未有如此之准者”；“南怀仁制造炮位精坚可嘉”。不过，南氏造炮的巅峰之作，却是在他死后第二年才铸成的61门武成永固大将军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