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在1968年的深秋季节,他们这一批66届的初中生,经历了两年“**********”的激荡之后,被分配到了位于黄海之滨,直属江海市的农场。
那时候,他们都是处于十八九岁,顶多二十岁的青春年华。当时是“大革文化命”、大破“封资修”,以“无产阶级的革命感情”取代一切感情的年代。人们将“性”视为罪恶之源,正常的爱情也被层层包裹,羞于示人。但任何力量都拗不过自然法则,他们这群年轻人,内心的政治狂热逐渐降温,而另一种青春的热力却在他们体内悄悄地积聚和骚动。
他们这一届毕业生,在“****”开始两年多以后,面临着毕业分配。当时“上山下乡”的运动还没有全面展开,被分配到农村的名额,基本上控制在10%以内。夏天雨和母亲两人在江海相依为命地生活,按照政策,属于“多子女但身边只有一个子女”的家庭,是不应该被分配到农村去的。
分配工作开始以后,夏天雨很快就感觉到了——因为他的父亲夏文翰曾参加过国民党军队,还因这“历史反革命”罪,被判刑三年,所以他极有可能被分到农村。后来的事实也真如他所料,他被分到了位于江北黄海滨的农场。
夏天雨对自己被分到农场,并没有太多的怨气,他一来是早有思想准备;二来他从小在农村长大,对农村也不像从未到过农村的同学那样害怕或恐惧。最后还有一点,那就是他们班里分到农场的两个人,除了他以外,另一个正好是他暗中倾心的女同学秦玲。
秦玲由于家庭出身好,学习成绩也好,当学校成立第一批“红卫兵”的时候,她顺理成章是其中的一员。她所在的“红卫兵”组织,是学校的领导支持的,是所谓的“保皇派”。后来“造反派”得势掌了权,她所在的“红卫兵”组织解散,她成了逍遥派。夏天雨曾经和她同桌一年多,两人很谈得来。但是在****开始以后,由于两人分属于“红五类”和“黑六类”,就很少有来往了。
夏天雨一直对她很倾慕,她常常成为他幻想中的主角,当他知道她和自己一起被分到黄海滨农场的时候,他甚至为此感到高兴。
他们到农场以后,机缘巧合,两人都被分到了食堂。他们两人本就熟识,在远离家乡的地方,举目无亲,又是在一起干活,很快就变得无话不谈。大约在到农场一年多一点的时候,夏天雨在回江海休假的时候,鼓足勇气给她写了封信。这封信上他没有敢多说什么,只是问了问她“生活”、“学习”好不好等等,还有不少当时流行的“革命道理”。
秦玲没有回信,但是夏天雨回农场之后,能够明显感觉到她是收到信了。从此以后,只要夏天雨回家,或者是到镇上去,都会给她寄去一封信。周围的同事们渐渐地也都明白了他们两人在玩什么游戏,他们两人也不再刻意回避和隐藏,差不多是半公开地相恋了。
那不长的一段时间,是夏天雨活得最快活的日子。
俗话说“乐极生悲”,就在他们沉浸在初恋的甜蜜中的时候,一场意想不到的风暴刮来,将他们刚长出的爱情的萌芽毫不留情地摧折了——
夏天雨在读书的时候,特别喜欢语文、历史之类的课程,他看的书也很多,比一般的同学要多得多,而且什么书都看。或许正是因为他的这个爱好,让他看问题的角度比大多数人更广一些。
他看的书一多,免不了思考也多一点,平时也喜欢高谈阔论。现在回过头去看,那时候的他并没有多么深的思想,也没有遇罗克之流那样的政治睿智。他的许多看法都是很肤浅的,其实别人也有差不多的想法,只是他说出来的多一些罢了。
在和秦玲心照不宣地建立了恋爱关系之后,他的话更多,也更大胆了——这里面自然有着在自己的恋人面前表现一番的意思在内。这还不算,在“一打****”运动开始以后,政治空气一下子凝重了起来,一些敏感点的人说话变得小心了。他却鬼使神差,在一天下午午睡以后,居然像宋江题反诗一样,在床头的墙上写了一首诗。
他写的诗并没多好的文采,只能归之于打油诗之列,但是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对现实的不满。他的“诗”刚上墙,就被人暗中汇报到了“革委会”。“革委会”派人来看过,将诗抄录了下来,就要他去弄来石灰水把墨迹覆盖了。
他提心吊胆了一阵,没有等到什么动静,渐渐放下了心。可是很突然,有一天关于他的“大字报”,在不到半小时之内,一下子贴满了连队的墙壁。第二天,他就被“隔离审查”,单独关了起来。这一关就是五十来天,最后结束关押,却被交给了“群众****小组”监督劳动,从此开始了长达七八年的“贱民”生涯。
在他被审查的过程中,他几乎是“审查小组”让他说什么,他就交代什么,一心想着早日结束审查走出隔离室。他当时最担心的,并不是自己将会落得个什么下场,而是秦玲对他会是什么态度。
他迫切想早日结束这样的日子,于是拼命挖着自己的“罪行”,毫不吝啬地给自己上纲上线。谁知道他越是交代得多,越是看不到解脱的日子,对他的“审查”越来越严,手段也越来越多,他的“政治问题”也日渐升级。最后他被弄得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什么人了,只要审查他的人让他交代什么,他就交代什么。实在没有东西可以交代了,他就开始胡编乱造,给自己弄了一大堆莫须有的罪名。
终于有一天,他最担心的事情还是来临了。“审查小组”的人看他实在没有新的东西可以“交代”了,就把问题转向了“生活”方面,很突然地问起了他是如何“拉拢腐蚀女青年”的。
他一听就明白了,这是指的秦玲和他的关系。他不知道秦玲对领导说了些什么,但肯定是“揭发”了他,最有可能的就是将自己给她写的那些信交了出去。很快他就从“审查”他的人嘴里,证实了自己的猜想。到了这时候,他虽然不能说是“万念俱灰”,却一下子变得无所顾忌起来。
他开始拒绝“交代”新的“问题”,脑子好像也一下子清醒了过来,开始推翻以前胡乱套在自己头上的不实之词。他不再害怕自己的结局会是如何,对于“审查小组”的威吓,他敢毫不畏惧地回答——“随便你们怎么样!”
在“审查”他的后期,重中之重是当年在学校里,在他们的“战斗队”占据的办公室里,曾经发现过一条矛头直接针对“伟大领袖”的“反动标语”。那是写在一张作业本上撕下来的纸上的,还是他交到公安局去的。他交上去了以后,这件事再也没人提起,渐渐地他也差不多把它忘了,只有一点还留下了些印象——那纸上写的字,笔迹和他的有几分相似。
这次“审查”到最后,经过“审查”人员的一再“提醒”,他终于想到了这件事,也明白了他们怀疑自己的是什么。他因为审查旷日持久,脑子陷入了一片混乱。当这些人提示他,要他“交代”这件事是他出于“阶级仇恨”所为,他鬼使神差地居然承认了。不过他还有点明白,以他的“家庭成分”,这到底是可以杀头的“罪行”,他在承认之后立即就翻了供。于是审查他的人就开始又一轮的“政策攻心”,弄得他头昏脑涨,再次承认下来。每次一承认,“车轮战”一停止,他就马上再次翻供——如此翻来覆去达五六次之多。
“审查组”的人员犯了个错误——他们大概见到夏天雨在最关键的问题上翻来覆去,为了定案,暂时将这件事放了一放。他们大概是为了摧垮他的精神,在这段短暂的停顿期间,将秦玲“揭发”他的事对他摊开了。谁知道这么一来,反倒让他没了顾忌。当他们再次就“反动标语”一事和他纠缠时,他的脑子很清醒,斩钉截铁地否定了这件事是自己所为。
“审查组”还不死心,于是让场部派出所的所长——夏天雨当时并不认识他,只是在两年以后才在场部偶然间知道了他的身份——来到了“隔离室”,铁青着脸告诉夏天雨说,他是县公安局的,考虑到夏天雨还年轻,为了“挽救”他,这才特意来的。如果他不老实交代,完全可以将他送到县里去,和一批“严打”对象一起枪毙——这在那个年代是确有这种可能的。
当时的夏天雨却表现得极其平静,许多年以后他想起自己那一刻的心态,也感到有点不可思议——他是真的平静,居然还能淡淡地给了对方一个微笑,心中差不多是波澜不惊。
他在五十天以后走出了“隔离室”,被调离了食堂,到生产排里去接受群众的“监督劳动”。直到“九·一三事件”以后,“林副主席”折戟沉沙,他以前交代的罪行中,有很大一部分涉及“攻击林副主席”的言论不再公开作为“罪行”,这才对他做出了政治结论。
作出结论之后,“监督劳动”撤消了,但他依然是个“政治贱民”,直至79年以后才彻底平反。
他在农场的这场遭遇,使得他的初恋夭折了。但是就在这段爱情夭亡之后,在他人生最低谷的时候,另一个姑娘走进了他的生活——她就是他现在的妻子叶梓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