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天，黎在寓所召集广东代表汪精卫、浙江代表邓汉祥、奉天代表杨毓珣、云南代表陈维庚、贵州代表李雁宾、四川代表费行简、湖南代表钟才宏等举行会议。黎首先说明目前有组织政府的必要，因为“拆台必须搭台”，现在少川(唐绍仪)已经同意组阁，希望各省予以赞助。接着汪精卫发言，对于黎的人格表示敬佩，但不支持他在上海组织政府。而各省代表也都表示，关于组织政府的问题须请示本省长官后才能回答。大家这样一说，黎就觉得事情有点蹊跷了。
黎到上海后，江浙绅士担心影响江浙和平，纷纷阻止黎在江浙地区内从事“足以引起军事行动”的任何政治活动，有的劝黎早日离开上海；“反直同盟”认为黎到上海是个人行动，无足轻重；卢永祥在致齐燮元的电报中，强调尊重江浙和平公约，并向杭州商会表示，黎到上海作寓公，来去可以自由，本人对他采取既不欢迎又不拒绝的态度；张謇劝黎“冷静自处，杜门谢客”；自称为黎的“故人”的孙发绪，有电报呼黎为“先生”，劝他到海宁去观潮。9月13日，何丰林出了一张布告说，“倘有破坏治安、扰乱秩序之行为，无论何人，概予拿办”。这个布告显然是对黎而发的。
13日晚间，湖北籍议员刘成禺登门来访，问黎为什么要突然来到上海。黎说：“卢永祥有电报欢迎我，来得并不突然。”刘把各方面的真实情况告诉他，他才如梦初醒地想到这个电报是安福系所伪造的。黎不禁失声而呼：“我上了当了。”
黎动身南下前，曾派韩玉辰到奉天、吴厚斋到云南进行联络。张作霖、唐继尧虽然都有回信来，恭顺地称他为大总统，但是一个不肯接受“讨逆副司令”，一个也不以组织政府为然，到此黎陷于非常狼狈的境地。13日以后，除章太炎、唐绍仪外，黎拒绝接见任何来宾，表示本人不久将出国旅行。此时北京政府准备向法国公使交涉，禁止黎在上海法租界内进行政治活动。唐绍仪也不同意组织内阁了，并表示不赞成在上海组织政府，还说他是赞成联省自治的。
9月17日，孙中山在广州大元帅府召开会议，讨论时局。参加会议者一致认为，黎在沪企图组织政府并非解决时局的办法，决定不予以支持。
黎的组府计划失败后，9月18日上海忽然出现一个从事南北和平运动的“香港巨绅”何东爵士，建议召开南北各领袖的联席会议，并邀请外交团代表列席这个会议，保证停战议和。他在上海各报发表了孙、黎、段、张、卢等人赞成这一建议的回电、回信，因此这个怪人忽然名噪一时。不久戏法戳穿，原来这位英国籍的香港绅士是受英帝国主义指使前来兴风作浪的。
11月1日，黎又一次邀请西南各省代表在寓所谈话，宣布他不久要到日本别府上养病。11月8日，他乘高丽丸东渡。到1924年5月11日，他又神不知鬼不觉地从日本溜回天津去了。
津、保政客筹足贿选经费后，便放出空气说，约法规定总统辞职后，国会应在3个月内选出新总统，摄政内阁的命运不能超过3个月。随后山东省长熊炳琦(原任曹锟的参谋长)到北京主持大选问题，在甘石桥设立议员俱乐部为进行大选活动的机关。这时，在沪议员每月只能领到300元，而在京议员出席宪法会议有出席费，出席常会可以借支岁费，每月有600元到手，因此吴景濂收买议员的政策取得了效果，回京议员络绎于途，直系已有可能收回自己“先宪后选”的诺言而代之以“先选后宪”了。
1923年8月24日，吴景濂在两院谈话会上提议常会出席费增加为每星期100元，自27日起实行。此案在出席者152人中以77人的同意得以成立。8月29日，摄政内阁正式备文催促国会选举总统。于是反对派议员彭养光、韩玉辰向北京地方检察厅控告吴景濂、张弧、熊炳琦、王毓芝、刘梦庚公然对议员进行变相行贿，离京议员也纷纷通电揭穿这个黑幕。但是，截至8月底，离京议员已减少为385人，其中还有不少是北京派去作内线的破坏分子，也有奔走津浦道上三面领款的投机分子，拆台派的阵容越来越涣散了。
9月2日，山东省长熊炳琦、内务总长高凌霨、交通总长吴毓麟、司法总长程克、烟酒署督办王毓芝、京兆尹刘梦庚、直隶省议会议长边守靖，联名在甘石桥议员俱乐部设宴招待议员，熊炳琦公开提出大选问题。此时已经不是什么“先宪后选”的问题，而是“先付后选”的问题：保派政客担心付款后议员不投票，议员担心投票后保派不付款。票价早已规定每张5000元，有人建议先付三成即1500元，保派认为必须足够法定人数才能照办(总统选举会的出席人数须有583人以上)。有些“大议员”要求在普通票价外另给特别报酬，有的不愿得钱而愿得官。当天协商的结果，决定先开总统选举预备会以测验出席人数，但是先付后选和争多论少的问题仍未完全解决。
自从政变发生以来，两院常会和宪法会议有三个多月都因法定人数不足而未开成。一直到9月7日，众议院常会因出席者302人得以召开，首先通过了议员王茂材所提的众议院议员任期延长案。众议院议员的任期本来到10月10日届满，现在规定为“应俟下届众议院议员选举完成，依法开会前一日解除之。”
9月8日，保派规定大选出席费另加200元，带病出席者外加医药费200元。但因条件还有差距，当天的总统选举预备会没有开成。
9月10日，继续召开总统选举预备会，出席者431人，吴景濂指使众议院秘书长郑林皋冒签为436人，会议得以开成，议决于12日正式举行总统的选举。被冒签的议员和众议院秘书孙曜都通电揭破吴景濂冒签名单的黑幕。
9月11日晚间，摄政内阁阁员与熊炳琦、刘梦庚、王毓芝、边守靖等又在外交大楼联名欢宴招待两院议员，并提高大选出席费为500元。12日为正式选举之期，直系出动大批军警宪兵在众议院门前张架棚帐，并派便衣侦探分布东、西车站阻挡议员出京，同时警察传知市民悬挂国旗，庆祝新总统的诞生。但因冒签名单问题引起争吵，大家一哄而散。
这个时候，保定传下话来，“老帅”一定要在******坐上总统交椅。由于津、保政客办事不得力，于是直隶省长王承斌于9月14日来到北京，向议员们提出了进行大选和公布宪法同时并举的方针，并且，决定在选举前发给每票5000元的支票，选举完成后即可持票兑现。这样就解决了先付后选和先选后付的争端。可是不少议员怀疑直系在银行中并无存款，王承斌请他们派人到天津直隶省银行查明无误后，他们又担心直系势力下的地方银行将来会拒绝付款，要求将这笔贿款移存外国银行。
9月23日，国会各政团在甘石桥汇报在京议员已有600人以上。9月30日，高凌霨、吴毓麟、王承斌、熊炳琦、王毓芝联名致函国会议员称，“大政不宜久掇，元首岂可久悬”。至此，大选问题由于人款两足而有水到渠成之势，于是张作霖、卢永祥、何丰林、林建章和西南各省军阀唐继尧、熊克武、许崇智、杨希闵、刘震寰等，全国****、全国商联、上海各省联席会议和各省公法团等，先后通电反对直系贿选总统的丑剧。
10月1日，甘石桥俱乐部发出支票573张，每张为5000元，支票签名有秋记(吴毓麟字秋舫)、孝记(王承斌字孝伯)、兰记(王毓芝字兰亭)、洁记(边守靖字洁卿)的四种，分由大有、劝业、麦加利等银行付款，以边守靖所办的大有银行为最多，支票一律未填日期，须在总统选出三日后，由开票人补填日期并加盖私章才能付款。除普通票价外，还有一万元到一万元以上的特殊票价。一直到这个时候，行贿者与受贿者之间还存在互不信任的心理，有些议员怀疑总统选出后，直系翻脸不认账，他们打不起臭官司来。大多数议员则认为曹锟当选后，还须继续利用国会为其政治工具，不会恶劣到行骗赖账的地步。
直系公开贿选总统，摄政内阁公开进行交易，直隶、山东两位省长公开到北京来替曹家办事，一时铜臭熏天，举国皆知，可是还缺少实人实证。10月4日，众议院议员邵瑞彭突向北京地方检察厅举发商凌霨、王毓芝、边守靖、吴景濂的行贿行为，并将行贿证据制版送交各报发表。这个证据是大有银行的支票5000元，上面未填日期，签名者为洁记，并盖有“三立斋”图记，背面注有一个“邵”字。证件发表后，直系在铁一般的事实面前无可抵赖，而他们也就公然置之不理。邵瑞彭先将眷属送出北京，随后本人也到天津转道往上海避难去了。
10月4日，吴景濂召开宪法会议以测验出席议员是否足够选举总统的法定人数。当天出席者551人，因此四个月来流会达44次的宪法会议得以召开。出席议员要求摄政内阁公布众议院任期延长案，当然可以办到。吴景濂将宪法草案地方制度章自第二条以下各条提付表决，通过了二读会，国权章也交二读会讨论。当天选举总统会发出通告，定于次日上午10时选举总统。
4日晚间，甘石桥大选机关通宵加班活动，门前停放汽车达几百辆之多。同一天，拆台派也在六国饭店设立机关收买不投票的议员，最后每人的代价高达8000元，共计收买了40人，终因财力不继而在最后一个回合中失败了。在这40人当中，还发现有两面拿钱的。
5日上午，北京军警机关出动了大批人马，在北自西单牌楼，南至宣外大街布置了气象森严的警戒线，并派保安队往来梭巡。宪兵警察在象坊桥东西两口夹道排队，除议员及参观人员外，任何人不能通过。北京军警长官王怀庆、聂宪藩、薛之珩、车庆云都亲自到场指挥。无论国会人员和旁听人员，入场前必须经过人身搜查，女宾由女侦探担任搜查。旁听席限制很严，必须取得议员的介绍证件，并规定入席后不得擅自退出，这些情况，分明是剑拔弩张、杀气腾腾的战时紧急状态，哪里像个选举总统的庄严会场？
选举会主席吴景濂于上午8时半到院，立刻吩咐秘书查点到会人数。因签到者不多，临时改为不定时开会，即何时签足法定人数，何时开会。甘石桥大选机关派出汽车180辆，分途迎接议员到会。上午11时40分，签到者还不过400多人，吴景濂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便又派出可靠议员分途去拉同乡同党的议员，每人至少要拉一人回来，因此有些患病议员也被他们拉来。为了凑足人数，临时决定凡不投票而肯前来出席者，也一律发给5000元的支票。一直到下午1时20分，签到者有593人，才摇铃开会投票，4时唱票完毕，直系军阀首领曹锟以480票当选为“总统”。孙中山也有18票。废票12张中有“孙美瑶”“五千元”各1票，“三立斋”3票。
曹锟用利诱的手段取得总统，和1913年袁世凯用威胁的手段堪称“异曲同工”。袁在选举总统的一天，派出大批军警并嗾使“公民团”包围国会，非选出总统不许议员外出，曹也派出大批军警对国会进行了“和平”包围。以前投票选袁经过14小时，而这次投票也经过6小时。所不同的，这次选举备有午餐茶点，倒是比选袁时忍饥挨饿的情形好得多。由于选举进行得还算顺利，吴景濂所布置的夹底票匦和冒签人数的一套把戏都没有搬出来。
总统选出后，总统选举会赶办公文通知摄政内阁，内阁赶派专车迎接“新总统”来京就职。议员到保定恭祝“老帅”当选者竟占两院人数的3/5左右。
以前袁世凯采取了先选后宪的办法，这次曹锟却采取了选宪同时并举的办法。10月8日续开宪法会议三读会，宪法十三章141条全部获得通过，即于10月10日上午11时由众议院予以公布。十年来经过无数波折没有完成的宪法，在10月4日至8日的5天之内，随着贿选总统而开快车完成了。
曹锟于10月10日到北京就职。
曹锟当选总统后，在沪议员和各省联席会议代表纷纷通电讨伐贿选，孙中山下令通缉附逆议员，并电请段祺瑞、张作霖、卢永祥同时起兵讨贼，卢永祥宣布与北京政府断绝关系。上海、杭州、芜湖等处市民举行反曹示威大游行，安庆和杭州都发生了市民捣毁贿选议员住宅的事件。各省团体纷纷调查本省参加贿选的议员名单，予以公布。
曹锟所用贿款共达1356万余元，其中补助各政党党费3242万元，特别票价141万元，普通票价3045万元，宪法会议出席费572万元，常会出席费20余万元，特别酬劳费324万元，“冰敬”(夏季津贴)、“炭敬”(冬季津贴)和大马费190余万元，招待所临时费120余万元，秘密费70余万元。
曹锟当上总统后，首先顾虑的是各国公使是否前来向他祝贺，这个问题本来无足轻重，可是在军阀眼中看来，这是一件大事，如果帝国主义各国公使不肯前来道贺，就是表示不承认这个政府，这个政府就将得不到他们的支持而站不住脚。当时各国公使故意地提出惩办临城劫案负责长官为庆贺新总统就职的先决条件。曹锟未尝不感觉到接受这样一个公开干涉中国内政的条件，对他的面子很不光彩，而且山东督军田中玉是他的把兄弟，自己刚上台，首先拿把兄弟开刀，在情理上也说不过去。但是为了取得帝国主义的承认与支持，他就不能顾及自己的面子和把兄弟的交情了。其实，临城劫案的真正责任者就是帝国主义者自身，它们当然避而不谈，而在劫案发生的时候，身任直鲁豫巡阅使的曹锟也应是此案的责任者，外交团仅仅要求惩办山东督军，已经是给了曹锟的面子了。
曹锟把田中玉叫到北京来，并派高凌霨劝他自动辞职以全体面。1923年10月13日，北京外交部将惩办临城案负责长官、山东督军田中玉的一件事情照会外交团。同日，总统府发出请帖定于15日招待各国公使。15日，曹锟下令准许田中玉辞职，并裁撤山东督军一职，派郑士琦督理山东军务善后事宜。另下命令提升荫昌、刘冠雄、张怀芝、田中玉、马联甲五人为上将军。在此以前，曹锟本已内定调任王承斌为山东督军，忽然接到驻鲁第五师师长郑士琦及鲁军将领联名反对因外力干涉而更换督军的电报，曹锟知道郑士琦自己要做督军，如果不能坐升，就会起兵反抗，而如果山东发生事变，又可能会引起皖奉各系的军事联合行动。当时直系政权还不稳固，为了避免战争和迅速解决外交团庆贺总统的问题，曹锟不得已改派这个皖系军阀坐升山东督军。改督军之名为“督理”，本来是黎元洪废督不成用以解嘲的一套鸵鸟政策，曹锟也就人云亦云地把这个政策继承下来。提升田中玉为上将军是给以下台的体面，另外又提升四个人则是请出来的陪客，用以遮掩外力干涉的痕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