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被段祺瑞免职后，就在北京住住，天津玩玩。1925年夏初，我一因无所事事，二因李景林闹穷，要没收王毓芝、赵玉珂等的财产，就又到沈阳去。张作霖曾请我吃饭，并对我说：“段芝老老气横秋，不纳忠言。孙中山先生政治头脑又那么高，他的主张恐怕行不通。听说他还要拿俄国人的办法来治中国，那咋行呢？”我说：“政治总是政治，说是说，做是做。老百姓只要能安定就好了，实在也应该安定了。”他说：“是呀。咱们作官的就应当说到哪做到哪，要对得起天，对得起地，对得起老百姓。冯玉祥这小子说话没信用。一派奸诈，又想要直隶地盘了。”我说：“他说话没信用，做事有信用就行。”张说：“你又提这个啦，他那是冲着咱120万小洋钱，你当他真心跟我合作么？吴佩孚是败了，吴佩孚要是胜了，他还不是打我吗？”我沉默了一会儿说：“那么雨帅对国事怎么看法呢？”张说：“我是个军人大老粗，不懂什么政治，捧谁都行，反正我是不够格的。我跟曹三爷本来是至交，又是亲家，都是让吴佩孚这个小子闹得失了和气。别看现在这样，远近心里分，我跟他还是青山不改呀。”
我回到北京不久，奉张与冯玉祥就起了战争。国民军同李景林动起干戈，始而李景林不支败退，继而直鲁军反攻，国民军又败，在天津周围打起拉锯战来。继之郭松龄反张，又是一场混战。郭败张胜，张作霖为了报复冯玉祥勾结郭松龄反奉之恨，乃以大军攻冯。冯不支，于1926年初通电下野。鹿钟麟率部撤出北京，曹锟恢复了自由。
在冯部撤走、曹锟恢复自由的第一天，张学良就派人来找我，叫我同他们去见曹锟。第二天，我陪同张学良、张宗昌、李景林到了公府延庆楼。张学良见了曹锟就跪在地上磕头，并说：“三大爷，我给您老赔不是来了。我爸爸说对不起您，我们一定拥护您复位，大总统还是您的。”曹说：“瞎！不能干了，我德薄能鲜，以后国家大事要靠你们青年人了。”张学良接着就说：“我爸爸说了，您老尽管复位，做您的大总统，有他老在旁边站着，看谁敢说什么。”李景林、张宗昌也一齐说：“我们一致拥护您，您尽管放心。谁不听话都不行。”曹说：“一年多我什么也没办，倒吵起家窝子来了，你们看还能当总统？”张学良等就齐声说：“您老别说了，再说别的，就是不原谅我们了。”我就插了两句说：“亲戚朋友会吵嘴，兄弟手足也会吵嘴，父子有时也吵嘴，夫妻吵嘴的时候更多。这都算不了什么，过去的事就都不要提了。”又闲扯了一阵，我同张学良等告辞出来。在出来时，张学良对我说：“养怡，你明天好好地跟三爷说说，咱们一定就这么办了。”我答应说：“好吧，一切包在我身上。”
第二天我又到延庆楼去见曹锟，曹说：“张学良这个小孩子说的话靠得住吗？”我说：“靠得住，没问题，是张作霖叫他来的，这我都知道。”我又把两次在沈阳和张作霖见面的事述说了一遍。曹锟听了显得很高兴。这时来看曹的人也多了，这些直系旧人和曹的老亲旧友，都相继前来探望。
曹锟恢复自由了。我为了通知这个找那个，在外面跑了两天。一天到公府去，公府秘书张廷谔对我说，曹已拍出通电，告诉各省说冯部已撤出京畿，并说北京安静如常，意思是希望各地拥护他恢复总统职位，但没得到各方面的反应。后来我们经过研究并向各方面探询，才知道都是在观望着吴佩孚的动态，而吴对这个电报，并未明白表示迎拒的态度。到了这时，曹才决定迁出公府，搬到羊市大街去住。
吴佩孚自失败出走，经过通电再起，到这时已经一年多了。到底他在干些什么，不但曹锟是茫然的，连我也不大清楚。为了告诉吴佩孚关于北京的情况和了解他的情形，曹很想派人到汉口去一趟，于是我就自告奋勇说：“我去一趟吧，也好跟子玉研究研究。”曹很同意。当时京汉路似通非通，我坐一段火车，骑一段驴，又坐一段火车，有时还坐一段大车，经过7天才到达汉口。我打电话和吴佩孚联络，约定次日上午见面。
第二天，吴一见我就取笑说：“炮手来了。这一下没把你这土蛋砸碎呀！”我说：“不但没砸碎，还磨成铁的了。”接着扯了一些彼此的情况，他问我：“你想干点什么呀？”我一听他这话，知道他误会我是来找事的了。我说：“干什么都可以，不过这倒不忙。我想还是先把总统的事办停当了，再说我个人的。”我就把拥曹复位的意思说了一遍，并告诉他张作霖那边已经没有问题，都说妥了。他说：“你这种想法和做法都是应当的，不过恐怕难以实现。我自山海关下来，一到汉口，就打出通电护宪，人家都不理，怎么能再提呢？三爷这人你不是不清楚，在前台他是唱不好的，我看还是请他在后台待待吧。等我把大局奠定，咱们再商量。”我说：“今非昔比，现在同你在山海关刚下来的时候不一样了，盱衡大局，还是得咱们说了算。大家还是唯你的马首是瞻。”吴听我说到这里，不等我说完，就用“好马不吃回头草”“兵不再役”等一些论调来堵截我的话。我又反复地说了一番，他仍是坚持己见，不允拥曹复位。
我从吴佩孚的查家墩司令部出来，就去找吴景濂，把和吴佩孚见面的情形告诉了他。吴景濂说：“不要提这件事了。我曾和他谈过恢复总统局面的事，他不答应。听说他曾和一些人集议过，绝对不再拥曹。”我就问吴景濂：“你看子玉到底为什么这样反常，出乎人的意料之外呢？”他说：“没什么原因，只不过他不愿头上再戴顶帽子罢了。”这时熊炳琦也在汉口，我又和他谈论了一下，他也是和吴景濂一样说法。熊又唉声叹气地表示前途暗淡很多。我一看事情是绝望的，第二天就搭车返回北京。我到了北京，就径直到曹锟家里。见着曹锟，头一句我就说：“冯玉祥没反了您，吴佩孚可真反了您了。”曹听了一愣，问我：“他说了些什么呀？”我就将吴佩孚的话述说了一遍。曹听了以后，像是替自己解嘲又像安慰我似地说：“子玉不会不相信你，也不会不相信我。我早就想到，他会怀疑张作霖对我这样卑躬下气是不是不怀好意，这也不用怪他。先不用说了，你好好休息休息吧。”
不久曹锟就到保定去了。听说后来曹曾命清末状元刘春霖去过汉口，商谈关于复位的事，也没得到吴佩孚的同意，遂在5月向全国通电辞职。(王坦)
康有为撰联诫曹锟
民国初年，曹锟任直隶督军兼省长，当时还沿用清廷直隶总督驻节旧制，一年之中分居天津、保定两地。后来，曹锟又任直鲁豫巡阅使，为抓紧军权，从1916年起，曹锟便常居保定达6年之久。曹锟为了宣扬他在保定的政绩，同时为自己营造一个休憩玩乐的场所，1922年，他在保定城南跨府河两岸，创建了一个规模宏大、占地600余亩的公园，园内楼台轩馆、花木虫鱼，应有尽有，曹锟将其定名为“保定城南公园”（后来改称“保定人民公园”，90年代改名为“保定动物园”）。公园建成后，曹锟亲自撰写碑文，刻碑记其事，碑名曰“保定城南公园碑记”（碑现存保定动物园）。
城南公园的创建，对一向封闭、保守的保定来说，确实是一宗新鲜事、一件盛事，因而来自四面八方的贺客涌向曹锟的宅邸，曹锟非常得意。为扩大影响，他还特请一些名人撰文为其歌功颂德，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康有为。康有为应曹锟之嘱，欣然命笔，为其撰写了一副行书七言对联：
一游一豫同民乐
知止知足仰山高
上联“一游一豫”语出自《孟子？梁惠王下》，夏谚曰：“吾王不游，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游一豫，为诸侯度。”“一游一豫”即指古代帝王春秋出巡。康有为把曹锟修筑公园比喻为帝王的春秋出巡，把曹锟捧得很高，并且赞扬他修筑这么好的公园并非独自享用，而是与民同乐。
然而康有为不愧是文学大家，下联笔锋陡转，写成了“知止知足仰山高”，表面看来“仰山高”还是吹捧，关键在于“知止知足”四个字，“知止”出自《老子》“知止不殆，可以长久。”“知止不殆”是说适可而止，就能避免危险。此话还出自《新唐书？李靖传》的一个典故：卫国公李靖身居高位，因脚有点毛病，向唐太宗李世民要求辞官回家，李世民表扬他说：“我看自古以来，身居富贵的人，能知足的人真是太少太少了，你能够做到这一点，实在是应该嘉奖。”“知足”亦见《老子》：“知足者富，强行者有志。”是说自知满足，不作过分的企求。
康有为撰写此联时正是第一次直奉战争结束，曹锟的直系打败了奉系军阀张作霖，控制了北方政局之后，本来就不安于位的曹锟更加头脑膨胀，再也按捺不住想当“大总统”的急切心情，为准备当“大总统”而紧锣密鼓地施展阴谋诡计，康有为趁写对联的机会，以一个老朋友的身份，委婉地告诫曹锟要“知止知足”，见好就收，这样做还能受到人们的敬仰。可这时的曹锟已经是利令智昏，对康有为的劝诫置若罔闻，依然我行我素。
第二年曹逼总统黎元洪下台，又以五千银元一票收买国会议员590名，被选为“大总统”。不久，冯玉祥发动政变，将曹锟囚禁起来，获释后去河南投靠吴佩孚，吴佩孚被北伐军打败后，曹锟回天津做了寓公，落了个“贿选总统”的骂名，在历史上留下了极不光彩的一页。
康有为此联是一副佳联，不仅文字精妙，而且字写得质朴厚重，古雅自然，是一幅珍贵的书法艺术作品。
此联现藏河北省博物馆。（侯璐）
傻人有傻福
曹锟在发迹前，是个保定府的布贩子。不过，他的贩布事业一直在可有可无之间，实际上，就是街上一个闲人。闲人倒是闲人，但人家一不是流氓，二不是地痞，保定府不是天津卫，在大清国那会儿是直隶总督府所在地，没天津那么多嘎牙子混星子。曹锟这个闲人，为人相当厚道，只要有人要他帮忙，出力气出多少都心甘情愿，一帮到底，只要管饭就行，人送外号曹三傻子。不过，傻子脸皮也厚，只要看见人家请客，不管是谁请谁，只要其中有他认识的，进去一屁股坐下就吃。
惹祸就惹在这个脸皮厚上。一次，曹锟如法炮制，蹭了一顿酒饭，大概是酒菜比较好，因此多喝了几杯，出门撞上一家人娶媳妇，曹锟不知哪根筋搭错了，死活非要掀人家轿帘，看看新娘子长什么样。这下坏了事，人家是当地有势力的，当场就要揍人送官，幸好几个闲人拉住曹锟走得快，才没被拿住。回到家，酒醒了之后，曹三傻子越想越害怕，干脆，三十六计走为上，他溜了。去哪儿呢？正赶上袁世凯小站练兵，他投军去也。
小站新军，当时是大清国最先进的新式军队，一色儿普鲁士装备、编制和操法教练，薪饷也比一般勇营和绿营高上许多。招兵按曾国藩练湘军时的规矩，不招城里人，只要那些乡下土得掉渣的农民。按说，曹锟这种城里的无业游民，是新军特别忌讳的，可是曹锟这个傻劲救了他，从外表上看，这个矮胖子看起来比农民还要憨厚。
曹三傻子进了军营，如鱼得水。傻子厚道，肯出力，不偷奸耍猾，而且认死理，对长官绝对服从，要干啥就干啥，从来不讲价钱。脸皮厚也在这个新场所变成了优点——长官和同僚怎么拿他开心，甚至无端的羞辱，他都欣然接受，连一点不高兴都看不出来。在那个时代，中国军队的带兵官，大概都喜欢这种性格的士兵，于是，曹三傻子很快得到了长官的赏识，北洋军官学堂招生，傻子被推荐了上去。在学堂里，同样是凭着这股傻劲，虽然磕磕绊绊，但也毕了业，当了军官。当了军官还是因为这个傻劲得到长官的赏识，一步步升上去，直到入了袁世凯法眼。待到袁世凯当民国大总统的时候，人家这个当年保定街头的曹三傻子，已经是北洋军嫡系主力第三师的师长了。
袁世凯死后，天下大乱，军阀混战，曹锟越混越好，越混越大，最后在1922年打败奉系军阀张作霖之后，控制了北京政府，傻子居然做了总统。傻子做总统也是傻做法，直接花钱买，一个议员一张票，开价5000大洋。结果被一向视民主政治为神圣的西方人骂为“猪仔总统”。
说起来，曹锟确实没什么本事，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智商不高。曹锟之所以被重用，有人说是由于袁世凯喜欢听话的庸才，其实不是，因为作为一世枭雄，袁世凯麾下的大将，多数还真不是这样的人，曹锟其实是个例外。最大的原因，我看是由于曹是个特别符合传说中“福将”特征的人——胖胖的，憨厚，脾气特好。军界的人多少都有点迷信，碰上福将，就是草包也得用。人家曹锟还是有福气，运气好，治军、打仗、治国，甚至连投资都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可就是混得好。当师长之前，没有多少仗可打，等到有仗的时候，主要是吴佩孚给他顶着，南打也赢，北战也胜。北洋军阀时代多少人精子，最后居然让个傻子当了总统，而且是实权总统。
咳，到哪里说理去？（张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