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11月16日，在日本内阁的要求下，陆军大臣南次郎给关东军发出密电：
“关于拥立溥仪，过早行之，徒然刺激列国，要求和中央联系后处理。”
此后，关东军又把溥仪送到旅顺大和使馆，理由是汤岗子附近有“匪”出没，对溥仪的安全构成威胁。当时溥仪没有被扶上台，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即东北各省的伪政权还没有建立起来。不仅张学良的政权在锦州依然存在，而且吉林省政府和马占山主持的黑龙江省政府也仍在对抗日军。
1932年1月3日，日军占领锦州，日本加快了筹建“满洲国”的计划。日本政府和军部协调的结果是，利用中国人自己从内部分离出来，成立一个脱离中国本部的独立国家。1月6日，日本陆军省、海军省、外务省共同制订了一个《中国问题处理方针纲要》，规定：
“关于满蒙，确信在帝国的威力之下，在政治、经济、国防、交通、通信等方面，使之成为帝国的永远存在，发挥重要作用的地区。
满蒙目前是独立于中国本部政权之外的另一政权的统治区域，逐步引导其具有作为一个国家的形态。为此目的，要求迅速确立和稳定满蒙各省政权，比以往更积极地加以援助。……并趁机宣布建立新的统一政权。
为在当地政治机构中扶植我方势力，通过中央和地方将纯正有为之帝国臣民，以顾问等形式参加其政治机构，作为加强我国在满蒙政治统治的一个部分。满洲治安的维持和满蒙的对外防卫，主要由帝国负责。”
《中国问题处理方针纲要》还规定要迫使中国中央政府自动放弃对满蒙的一切主张；如果中国政府提出直接谈判，则采取拖延政策，或者以“二十一条”和其他条约相要挟；必须要求杜绝反日和抵制日货的行动；否则，将采取必要而有效的措施。
此时，在中国的沈阳，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正在自己的官邸内急切地等待着。他在等待坂垣征四郎的归来，坂垣征四郎将带回日本政府和军部对满洲问题的最新政策。
本庄繁正心神不宁，这时一个军官报告说，坂垣征四郎将军从国内返回，正在外面等候。
“太好了！”本庄繁大叫一声，立刻去见坂垣征四郎。
坂垣征四郎拿出了陆海军省及外务省共同制订的《中国问题处理方针纲要》，说道：
“我们的汇报方案已经得到批准，这是陆军省、海军省、外务省联合制订的方针纲要。天皇以及政府大概早已与我们在关于满洲建国问题上统一了认识，所以基本上是遵循了我们提出的方案。”
随后，他们立刻开始了积极的筹备工作。
1932年1月22日，关东军参谋长三宅主持召开了所谓的“建国幕僚会议”。
1月27日，关东军制订了《满蒙自由国建设顺序》，规定由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主席组成中央政务委员会，进行……关于建立新国家之一切准备工作。还规定为建立新国家应准备的事项如下：国号、国旗、宣言、官制(《国家组织法》、《人权保障条约》、《中央官制》、《地方官制》)、人选分配、首府。
1月29日，坂垣征四郎奉本庄繁之命前往旅顺会见郑孝胥，探听溥仪的真实想法。溥仪仍然坚持恢复帝制，保留皇帝称号，恢复大清国。坂垣征四郎决定不采纳溥仪的意见。
2月5日，日军占领哈尔滨，满洲局势发生重大变化。关东军从5日至25日连续召开了10次“建国幕僚会议”。
2月16日，奉天召开了由张景惠、熙洽、臧式毅、马占山等人参加的“建国会议”，会议通过了坂垣征四郎事先拟好的建立“满洲国”的计划，定于3月1日前成立“新国家”。
1932年2月23日，坂垣征四郎来到旅顺与溥仪再次会面。溥仪急于想要知道是否恢复了帝制，他能否当上“皇帝”。
而坂垣征四郎却告诉他：
“我们经过长期的筹备和讨论，认为‘新国家’的格局已经初步确定。名号定为‘满洲国’，首府设在吉林的长春，名字改为‘新京’。这个新国家将由满、汉、蒙古、日本、朝鲜5个民族组成。
我们对于您，自然要平等对待。您将出任国家元首，行使独立自主的权力，元首的称号是‘执政’。在这个新国家里面，日本人要得到公正的待遇，他们也要有充当新国家官吏的权利。”
溥仪觉得不解：
“这个新国家不是大清国了吗？什么是‘执政’？”
坂垣征四郎说：
“不是大清国了，这是一个民主国家。我们已经说过，这是一个新国家。‘执政’就是这个新国家的元首，就像原来的‘皇帝’。”
虽然坂垣征四郎说“执政”就像原来的“皇帝”一样，但溥仪知道，这并不是“皇帝”，这个国家也不是大清国。他双眼迷茫地看着坂垣征四郎在滔滔不绝地说着什么，可是他却什么也听不进去了。
溥仪知道，自己被骗进了一个圈套之中。
坂垣征四郎第一次未能使溥仪就范，就又派溥仪视作心腹的郑孝胥、罗振玉前去劝服。
溥仪气愤地说：
“他们这些人太狡猾了！太阴险了！他们对诺言简直视同儿戏！”
郑孝胥劝道：
“坂垣征四郎和您的谈话我们也知道。您不要生气。坂垣征四郎叫我们去了，还让我们带话给您。
坂垣征四郎说，关东军已经决定了，不会再有什么改变。他还说……说如果您仍然不答应，那就是关东军的敌人，关东军就会用对待敌人的方式来对待您。他说，这是日本军部最后的决定了。”
溥仪在这种形势下，只好以罗振玉提出的“暂定1年为期，如逾期仍不实行帝制，到时自行退位”为条件，正式同意担任“满洲国”的“执政”。
1932年3月1日上午9时，“东北行政委员会”发布了“满洲国”的“建国”宣言，宣布“满洲国”正式成立。
在旅顺的溥仪，经过代表们的反复“恳请”、“恭迎”，于3月6日，在关东军及特务们的陪同下到达“新京”，就任“满洲国”的“执政”。
3月9日，满洲国“执政”就职典礼举行了。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满铁”总裁内田、关东军参谋长三宅、高级参谋坂垣征四郎等人都到场，参加典礼的还有汉奸、清室遗老和蒙古王公等人。
3月10日，溥仪以“执政”的名义公布了于2月29日由关东军确定的“满洲国”政府成员名单。由郑孝胥任国务总理兼文教部总长，臧式毅任民政部总长兼奉天省长，马占山任军政部总长兼黑龙江省长，熙治任财政部总长兼吉林省长，******任外交部总长，冯涵清任司法部总长，张燕卿任实业部总长，丁鉴修任交通部总长，并任命赵欣伯为立法院长，于冲汉为监察院长，张景惠为参议府议长兼北满特别区长官等。
东条英机此时在日本东京看到了这个消息，他兴奋地大叫起来。关东军的动作果然敏捷、迅速，不到一个半月的时间里竟然得到了这么大的胜利。
就在3月10日，溥仪还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了一项卖国密约。这项密约是坂垣征四郎事先安排好的，却采取以溥仪致本庄繁函件的形式。其内容主要有：
一、敝国关于日后之国防及维持治安，委诸贵国，而其所需经费，均由敝国负担。
二、敝国承认贵国军队凡为国防上所必要，将已修铁路、港湾、水路、航空等之管理权及新路之修筑，均委诸贵国或贵国所指定之机关。
三、敝国对于贵国军队认为必要之各种设施，竭力援助。
四、敝国参议府挑选贵国知名卓识的国民任为参议，其他中央及地方各官署之官吏，亦可任用贵国人。而其人选之选定，由贵军司令官保荐，其解职亦应取得贵军司令官之同意。
1932年9月15日，日本政府正式承认“满洲国”。就在当天，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兼驻伪满特命全权大使武藤信义和郑孝胥签订了《日满议定书》。该议定书内容主要是：
一、确认日本在满蒙境内的一切权利和利益。
二、在“日满共同防卫”的名义下，确认了关东军对“满洲国”的实际统治。
其后，在1934年3月，“满洲国”改名为“满洲帝国”。溥仪终于成为“皇帝”。
然而，“满洲帝国”也仍然只是日本统治中国东北的一个傀儡。
1933年，日本陆军大臣荒木贞夫辞职。继任陆军大臣一职的是在“九？一八事变”之后驻朝鲜的“越境将军”林铣十郎。
林铣十郎刚好是统制派中的人物，因此，东条英机对此消息欢欣鼓舞。他很快就得到了林铣十郎的会见，这是令他始料未及的。
林铣十郎上任后的第一天，就召陆军调查部长东条英机前去会面。东条英机匆匆忙忙地赶去陆军官邸。到了林铣十郎那里，才发现原来林铣十郎只召了他一人前去会面。他更加觉得紧张。
林铣十郎说道：
“东条君，我请你来，是关于陆军官员人事调动的事。我知道你是信息灵通并且有主见的人。调查部长嘛。所以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东条英机说：
“将军阁下，作为调查部长，我自然应把知道的一切情况告知将军，请您指示。”
林铣十郎说：
“你看应由谁出任军务局长一职呢？”
东条英机当然一下就想到了永田铁山。虽然他怕林铣十郎会怀疑他是因为与永田是密友才会推荐永田，但东条英机仍然直言不讳地将永田铁山说了出来。
林铣十郎笑眯眯地点点头，说：
“好，我也正有此意。虽然我与永田君只有一两次会面，但我对他的印象十分深刻。永田君实在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他的为人、成就与声望，尤其是他担任陆军军务科长时的作为，我早有耳闻。”
永田铁山就这样顺利地当上了陆军军务局长，而东条英机却作为与反对派的交换，被调出了中央。东条英机于1934年3月被免去军事调查部长的职位，调任陆军士官学校干事。接着，在8月份，东条又被反对派调到步兵，任步兵节24旅团长。
在1935年的一次军事演习中，东条英机机智严密地布置了计划，在演习中表现突出。因此于1935年8月1日，任职于第12师团司令部。
就在这个时期，林铣十郎和真崎甚三郎的斗争越来越激烈了。这同时也是统治派与其对手的激烈斗争。
林铣十郎对真崎甚三郎说：“这次的人事调动我不再打算让别人进行插手，我决定一个人对此事负责，如果出了什么事，我来负责。但是我绝对不能允许有的人再对我的决定进行干预和插手。如果谁不满意的话，就请立即辞职。”
陆军次长真崎甚三郎气愤不已，他反驳道：
“你没有权力赶我走！没有理由！因为现在大多数的人都是支持我的。”
林铣十郎有力地说：
“我当然是有理由。我之所以到现在才说出，只不过是怕你难堪而已。现在我告诉你，统治已为你所扰乱，你已经成为派系的中心，你自己应该明白。这是陆军部全体的意见。”
参谋总长闲院宫也表示支持林铣十郎。在这种情况下，真崎甚三郎被迫接受了罢免决定。
可是永田铁山很快成为派系斗争的牺牲品。1935年8月12日，永田铁山正在与东京宪兵队长在办公室谈话。“皇道派”人物相泽二郎突然闯了进来，手持一把军刀。永田和东京宪兵队长还没反应过来，相泽的刀已经挥了出去，永田立即毙命。
“皇道派”分子的恐怖活动已经到了肆无忌惮的程度。而永田案的凶手相泽二郎却并未得到应有的惩处，而仅仅被降了两级。
陆军大臣林铣十郎为这前所未闻的不幸事件而痛心不已，1935年9月他辞职了。川岛义之接替林铣十郎担任陆军大臣。川岛义之上任后，又进行新一轮的人事变动。
此时，关东军宪兵司令官岩佐禄郎正好被调回国内任宪兵司令官，关东军宪兵司令官的职务便出现了空缺。
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向国内发了两个电报，一个给陆军省：
“现在满洲及中国华北的局势急需有人处理，正好在用人的关键时候，原关东军宪兵司令官岩佐奉命回国任职。因此，关东军司令部对军部请求，即刻派有能力的将领来满洲任关东军宪兵司令官。并有一合适的推荐人供参考，此人是就职于第十二师团司令部的东条英机，他定能胜此大任，请考虑。关东军司令部发。”
而南次郎的又一个电报发给了东条英机：
“关东军宪兵司令官之职，恐非君莫可胜任，可请命受此职，发挥无尽之才思，实现报效天皇之宏愿。南次郎。”
决定很快下来了。1935年9月，军部特命东条英机任关东军宪兵司令官，并兼任关东军警务部长。
日本关东军宪兵队是随着日军进入中国东北而建立起来的。在日俄战争中，关东宪兵作为日本陆军的军事警察，打着维持日军军风军纪的幌子，随“满洲军”第一次踏上了中国东北的土地。
然而，这支驻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宪兵队却并非为了在关东军内部维护风气和纪律，而是为了在日军占领区进行法西斯式的统治。因此，日本关东军宪兵队自其建立之日起，就是日本帝国主义统治“满洲”(中国东北)的重要工具。
1904年9月，当日军攻占沈阳后，为保护已占领的旅顺、大连、金州3个地区，用6个大队的兵力编成“辽东守备军”。对上述占领区进行警备的任务，则由44名日本随军宪兵编成的“军政署”来承担。“军政署”负责占领地的行政事务。当时的宪兵司令官(称为“辽东守备军附”)由福永定少佐担任。
1905年5月，日俄战争的局势发生很大变化，日本帝国主义将“辽东守备军”撤销了，在满洲军总司令部总兵站监下，设“辽东兵站监”。“军政署”被撤销，同时在“辽东兵站监”下新设了“关东民政署”，负责管辖占领地的行政。
日俄战争结束后，日本将辽东半岛上的租借地称为“关东州”。1905年12月，日本强迫清政府签订了关于中国东北问题的中日条约后，正式接管了南满铁路和所属财产及全部特权。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又撤销了“辽东兵站监”，将“辽东兵站监”的宪兵改编为“关东军宪兵队”。第一任关东军宪兵队队长仍是福永定。
由于军队成立的“关东总督府”被“关东都督府”取代，“关东州”的统治权就在名义上转到日本外务大臣的手中。“关东都督府”分为民政、军政两部，负责对“关东州”以及“南满铁路”的警备和管理。实际上，“关东都督府”的“都督”一职一直都由日本陆军的大将或者中将担任，负责防卫关东州，保护南满铁路，监督关东州的管理。因此在事实上，军方一直在“关东州”占据着绝对的统治权。
1906年7月，“关东都督府”下设“陆军部”，在东北常驻1个师团和6个独立守备队的兵力。10月26日，关东军宪兵队被划归“关东都督府”下，负责对驻满师团及独立守备队执行军事警察和司法警察业务，同时在“关东州”和满铁附属地兼负行政警察和司法警察的职责。关东军宪兵队的职权由此确定，不仅负责原军事警察的本职，而且负责对占领地的管理，以及对占领地民众的镇压。
1917年7月，天皇发布敕令：
“在南满洲执行勤务的宪兵军官，可以任用为关东军都督府警务总长、警视职务；宪兵准士官、下士官可以任用为警部职务；宪兵上等兵可以任用为巡查职务。”
这一敕令使得宪兵可以担任正式警察。关东军宪兵队长正式担任了关东都督府警察总长，关东军宪兵队实际上控制了日本在东北的警察权。
1919年4月，日本又废止了“关东都督府”，而将民政部改为“关东厅”，将陆军部改为“关东军司令部”。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称霸世界，希望使“关东州”成为其侵略中国的基地。关东军宪兵队在其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