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事不会白做，我是要借此扬名。”但他做好事还有一个十分明确的目的，那就是因为“做生意第一要市面平静，平静才会兴旺”，因而，他做好事也是在“求市面平静”，也是他做市面的一种方式。
从经营的角度来看，生意人有了钱想着去做点帮穷济困的好事，事实上也是为自己更好地做生意创造条伴。比如因为自己的帮穷济困，使一部分陷入饥寒，落入困顿的人得到某种必要的救助，至少能起到一定的安定社会、平静市面的作用，为自身商务活动的正常开创造一个较好的外部环境。俗话说“饥寒起盗心”，处于饥寒交迫之中没有正常生路可走的人，在一种求生本能的驱动之下，自然要千方百计为自己谋一条生路，这是很正常的。比如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其实都是处于饥寒交迫之中的百姓在无奈之中的揭竿而起。而丧失了生路又无救助的人一旦起了“盗”心，真正要“吃亏”的还是有钱人。因为那时，穷人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了。
由此看来，胡雪岩维护市面稳定的手法的确有高超之处。一方面为自己的生意做了无偿的宣传，用胡雪岩的话：“招牌又镏金了。”另一方面，又抚慰了百姓，在一定程度上让老百姓得到了实惠，从而平定了老百牲的心，进而为自己的生意营造了一个比较安定的社会环境。因此胡雪岩说：“行善益多，市面越稳。”
以财赢善
做生意赚了钱，要做好事。
——胡雪岩
士农工商四大行业，自古就有地位高下之分，光从排列顺序上就可看出，商人居末，地位实在不怎么样。特别是商人头上常被冠以一个“奸”字，是为“奸商”，更为“无商不奸”之语。可是生意场中也有性情中人，也有不从孔方兄看世界的，也有义举不断的。至少，胡雪岩就很对得起杭州城的老百姓。
胡雪岩发迹于杭州，对杭州城的一土一木，非常有感情。他花大把银子买十万石白米，筹措十万两白银赈济攻城湘军，获取杭州满城百姓的平安，这正是他“富不忘本”，两百年以后，中国近代史上还没有第二个类似的例子。生意人往来贸易，不外为的是将本求利，赚取银两，可是钱财终究是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
钱财价值，不在于钱财本身，而在于花费、消耗过程所带来的满足感。胡雪岩富而有德，乐善好施，为民造福，追求的正是这种满足感。
连年战争使浙江惨不忍睹，为收拾残局，左宗棠在入驻杭州后，选派员绅“设立赈抚局，收养难民，埋葬尸骸，并招商开市”。胡雪岩是左宗棠处理善后所看重的人物，他经理赈抚局务，设立粥厂、难民局、善堂、义塾、医局，修复名胜寺院，整治崎岖坎坷的道路，立掩埋局，收敛城乡暴骸数十万具，分葬于岳王庙左里许及净慈寺右数十大冢。
胡雪岩还恢复由于战乱而一度中止的“牛车”。牛车是因水沙而设的一种交通工具。以前，钱塘江水深沙少，船只差不多可以直达萧山西兴。后来，东岸江水涨漫，形成数里水沙，每当潮至，沙土没水，潮退后却又阻淤泥。贫穷妇女没钱雇轿，只好艰难地迈着小步在泥沙中踉跄而行，常常还有陷踝没顶之患。此时，胡雪岩恢复工捐设牛车，迎送旅客于潮沼之中，大大便利了百姓。
为了缓解战后财政危机，胡雪岩向官绅大户“劝捐”，如，他曾向段光清劝捐10万两，段百般推阻，结果只捐1万。段光清的《镜湖自撰年谱》还举了绍兴富户张广川的例子，说胡雪岩指使在太平军攻占绍兴时死去的署绍兴知府廖子成的侄子在湖南递禀，告发廖子成之死是因为张广川集乱民戕害所致。结果，京城来了谕旨，着浙江巡抚查问。行文传到在上海做生意的张广川处，吓得他挽人求情，宁愿捐洋10万元，这才幸免。段光清在文后叹道：“胡光墉之遇事倾人，真可畏哉！”
张广川被罚捎是否冤枉，因旁无佐证而无从考证，但是当时为富不仁的富商豪绅确也不少。1862年(同治元年)，左宗棠在一次上疏中就责备浙江富绅杨坊、俞斌、毛象贤等十数人“身拥厚赀，坐视邦族奇荒，并无抚恤之意，且有乘机贱置产业以自肥者。”胡雪岩罚捐，锋芒毕露，少不得要得罪这样一批人，幸得左宗棠明白其中难处。1864年(同治三年)，胡雪岩具禀杭嘉湖捐务情况后，左宗棠对捐务有起色殊感欣慰，并在批札中写道：“罚捐二字，亦须斟酌，如果情罪重大实无可原者，虽黄金十万，安能赎其一命乎！”这对不法富商根本就是当头棒喝，相信他们听了这样的话自个儿心中也会揣摩，与其当罪犯，不如多捐钱财，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除了上述事务，入城后的胡雪岩依旧代理藩库，各地解省银两非胡经手，省局不收。
胡雪岩为什么要代理藩库？为的是要做牌子。阜康是金字招牌，虽然不错；可是只有老杭州才知道。那时他要收纳一批新的存户，非要另外想个号召的办法不可。代理藩库，就是最好的号召，浙江全省的公款，都信得过他，还有啥靠不住的？
牌子做出来了，生意自然源源而来。清军攻占浙江后，大小军官将掠得的财物，从数十到十数万两不等，存入胡雪岩的钱庄，胡借此从事贸易，设商号于各市镇，每年获利数倍，不过几年，家资超过千万。
富而有德、乐善好施是历代良贾应有的道德风尚，古代就有“贪吝常歉，好与益多”“慈能致福，暴足来殃”这类包含着辩证法的商谚。胡雪岩在饶有资财之后，也乐于慈善事业，实在难得。
1871年(同治十年)，直隶水灾，胡雪岩捐制棉衣15万件，并捐牛具、籽种，银一万两，因为天津一带积水成涝，籽种不全，胡又续捐足制钱一万串，帮助泄水籽种之需。
1877年(光绪三年)，陕西干旱，饥民急需粮食充饥，胡雪岩初拟捐银2万两、白米15万石装运到汉口再转运入陕，左宗棠想到路途遥远，转运艰难，要他改捐银两3万两，结果胡雪岩捐实银5万两解陕备赈。
另外，胡雪岩还曾捐输江苏沐阳县赈务制钱3万串；捐输山东赈银2万两、白米5000石、制钱3100串，劝捐棉衣3方件；捐输山西、河南赈银各15万两。
以上只是胡雪岩捐输赈灾的荦荦大端，据1878年(光绪四年)左宗棠上奏朝廷的《胡光墉请予恩济片》说，胡雪岩呈报捐赠各款，估计已达20万两白银，这还不包括他捐运西征军的地道药材。
捐赈作为胡雪岩的一大功绩，成了左宗棠为他争取黄马褂的一个重大筹码。胡雪岩用财富赢得了善名，又以善名获得更多的财富，足令今人敬佩，引以为鉴。
打抱不平
我最大的乐趣就是看到一个人被钱难倒了，自己从口袋里掏出一把来递过去：“拿去，够不够？”
——胡雪岩
胡雪岩作为一代“红顶商人”，在商场中叱咤风云，享尽人间风流，但如果他“为富不仁”，不去做一些利国利民的善事的话，他不可能有后来的巨大成就。胡雪岩除了乐善好施，还行侠仗义，爱打抱不平，这一点似乎鲜为人知。
杨乃武与小白菜案，是清末轰动全国的四大奇案之一，一百多年来，被分别编成戏剧、电影、电视、小说、曲艺。谁知道，胡雪岩与申雪这场旷世奇冤有着重大的联系。
杨乃武(1841-1914年)，字书勋，又字子钊，别号遒湖，世居余杭县城澄清巷口西首，妻詹彩凤种桑养蚕、饲养家畜为业，姐姐杨菊贞(淑英)年轻守寡，常住娘家。杨乃武加岁考取秀才，1873年(同治十二年)考中举人。他为人耿直，不愿对官吏劣绅阿谀奉承，倒常为小民百姓打抱不平。
余杭县城一家豆腐作坊有个叫葛品连的店伙，长得丑陋愚钝，1872年(同治十一年)春天，娶容貌俊秀的毕秀姑为妻。秀姑绿衣白裙，人称“小白菜”，婚后租杨乃武有家的空房一间，秀姑常帮杨家干些家务，杨乃武也教秀姑识字。日子一长，那些原本就嫉恨杨乃武的市井无赖放出杨乃武奸占小白菜的谣言，以至于还贴出“羊(杨)吃白菜”的招贴，葛品连起了疑心。为了避嫌，杨乃武要葛品连夫妇搬出去，葛、毕两人搬到秀姑继父喻敬天表弟王心培家居住。余杭知县刘锡彤的大儿子刘子翰伺机通过县衙女佣以做针线活为名，把秀姑骗去，并以暴力奸污。
1873年11月26日(同治十二年十月初七日)，葛品连流火宿症复发，可他误认为自己体虚，吃了东洋参和桂圆等上火的药品，暴病身亡。十月是小阳春，入殓时，尸体口鼻有淡黑色血水流出，于是葛母向余杭县控告其媳葛毕氏谋杀亲夫。
县令刘锡彤本来就对杨乃武有意见，在仵作轻率验尸以后，把“口鼻血水流入两耳”当做是“七孔流血”，把用银针不按规定用皂角水擦洗就以为银针变色、服毒所致等，就将秀姑收审。消息传出，县太爷家的那个浪荡公子刘子翰担心调戏秀姑之事暴露，买通一个刁妇混入女监恐吓、欺骗秀姑，加上审讯过程中动用大刑，秀姑熬不住只好屈供与杨乃武早有奸情，合谋杀夫。杨被传讯后，双膝被烧红的火砖烫得焦烂，三上夹棍、三次昏死，但最终无供。可恨知县刘锡彤仍以犯妇已供认不讳为由，上报杭州府。军功出身、一向藐视读书人的杭州知府陈鲁据此滥施刑讯，杨乃武多次跪火砖、跪钉板、上夹棍，昏死过去，终因熬刑不过，而屈招自己从药店买得砒霜交给秀姑药死葛品连。杭州府拟定毕秀姑凌迟(零刀碎割)处死，杨乃武斩首示众，并上报浙江省。巡抚杨昌濬曾亲自审理，杨乃武、毕秀姑自感木已成舟、难以翻案，依旧屈供如前，杨昌濬派候补知县刘锡濬赴余杭密查，但刘既不传亲友近邻细细核实，又接收刘锡彤人参、貂皮等贿赂，回报杨昌濬此案“无枉无滥”，结果，杨昌濬按府拟罪名上报清廷刑部。
杨乃武的姐姐杨菊贞根本不相信弟弟会做夺人之妻、杀人之夫这种伤天害理的事。她探监叫杨乃武亲拟诉状，然后身背“黄榜”，走了两个多月，于1874年7月(同治十三年六月)抵达北京，向都察院(中央最高监察、弹劾机关)投诉。都察院不仅没受理此案，还派员将杨菊贞押解回浙，杭州府和浙江省重审时都保持原判。
杨菊贞下定决心，拼死也要为弟弟伸冤，她准备第二次上京告御状。但是，打官司，暂且不说需要跋山涉水、艰辛备尝，单是那费用也叫人忧心忡忡。因为前几次官司已花去了许多诉讼、盘缠等费，杨乃武家十多亩桑田已经变卖完了，家中只有杨妻和杨姐两个妇道人家，加上杨乃武10岁的儿子荣绪。有理无钱寸步难行，正当杨菊贞无计可施的时候，对杨乃武、小白菜案持同情态度的胡雪岩慷慨相助，赠送杨菊贞200两银子，这笔银两成了杨菊贞二告御状的救急钱。
为了博取京官们对杨乃武一案的同情，唤起他们扶正祛邪的良知，胡雪岩还特意拜访回杭州老家办理丧事的翰林院编修夏同善(1831-1880年，字舜乐，号子松，仁和人，曾任兵部右侍郎、江苏学政)，向他诉说杨乃武、小白菜的冤情，请求他回京后寻找适当的机会向同僚进言，帮忙重审此案。
杨乃武、小白菜案发生之时，胡雪岩已有道员兼布政使衔，并就任上海转运局委员，有财有势。这样一位人物的介入使杨乃武小白菜案有了新的转机。1874年(同治十三年)农历九月，杨菊贞陪同杨乃武之妻詹彩凤、杨乃武之子荣绪与姚贤瑞，经过一个多月的长途跋涉又一次来到北京。他们首先拜见了夏同善，送上其弟夏缙川的书信及控诉状，经夏同善介绍，又拜访在京的浙江官员三十余人，接着向步军统领衙门、刑部、都察院投诉。
夏同善不忘胡雪岩之托，多次拜访大学士、户部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翁同和，恳求他去刑部查阅浙江审理该案的全部卷宗。后在翁同和与刑部分管浙江司刑狱的林文忠(林则徐第五子)的共同努力下，慈禧、慈安两宫皇太后亲下谕旨，重审此案。但由于办案人员一拖再拖，案子悬而未决。慈禧太后指派正在浙江考选遗才的浙江学政胡瑞澜以钦差大臣的身份赴杭重审此案。科班出身、不懂刑狱的胡瑞澜滥施酷刑，杨乃武双腿被夹断，依然不肯招供，毕秀姑手指尽折、上衣被剥、开水浇身，烧红的铜丝穿入****，又一次诬服。直到1875年(光绪元年)给事中边宝泉上奏异议，夏同善等浙籍京官联名上书，奏明此案不明，只恐浙江将无人肯读书上进了，全部要求提京复查。清廷下旨刑部，于1876年(光绪二年)底，将葛品连棺木移往京师，当众开棺验明死者实系病亡，至此，这一历时三年多的大案才真相大白。杨昌濬以下的审办官员都受到处罚，杨乃武和毕秀姑出狱，杨回杭后拜谢了患难相助的胡雪岩，回乡后种桑养蚕为业，因妻子詹彩凤双目失明、姐姐杨菊贞积劳成疾病故，他一人负担了家庭重负，直到1914年病故。那毕秀姑后来到县城南门外“准提庵”削发为尼，1930年去世。
杨乃武、小白菜案震动朝野，胡雪岩以自己特殊的名声赞助钱财、运动京官，为争取重审此案并最终昭雪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毋庸置疑，随着此案的广泛传播，胡雪岩的义声善名更加深入人心了。
除了上述设钱江义渡、开胡庆余堂药号、捐输赈灾、支持昭雪杨乃武小白菜案等善举，胡雪岩还两次东渡日本，重价购买流失在外的中国文物。有一回，他一次就买回七口古钟，后来一口放于西湖岳设左庑，一口放在湖州铁佛寺内，上面都刻有“胡光墉自日本购归”的字样。寺庙原是人口流动之地，这些古钟作为成功的广告创意，使驻足欣赏的人们对胡雪岩其人其店也都刮目相看。
一个跨国公司的总裁曾这样说道：“我们可以不要广告部，但却不能不要慈善事业。广告让人们觉得想赚他们的钱，但慈善事业却使他们丢失了防备心理而不自觉地接受我们。”
的确，人们在情感上更需要新的支柱，不是利益，而是对他人的关心，对社会的责任感，作为商人，应从这些道理中去寻找投资方向，寻求公众支持，取得利益，才是有所发展、大有前途的。
当机立断
做生意要敢于刀头上舔血。
——胡雪岩
商者四德，智仁勇信，四者缺一不可。而“勇”，又是其他三者的顶梁柱。商业经营中，常有珍贵的商机出现，等待人们挖掘，然而机遇同时也伴随着风险，机遇越好，风险越大。商机稍纵即逝，到底要不要抓住机会，同时承担风险，这就要求决断者具有当机立断的勇气。
勇就是决断，对广大商人来说，关键时刻，常因一念之差，出入甚大。所以，是否敢拍板定夺，决定着一笔生意的成败。特别是大部分资金积压于一处时，只要调度不当，常遭倾家荡产之灾。商人多虑，若不能佐以多勇，犹豫辗转，且不说劳心劳力，耽误时机，光是这种工作方式，也会让雇员、合作者对于其本人大为担心。商人的勇毅不存，商业上开拓的锐气就会被抹杀，局面也就可能常常徘徊不前。
胡雪岩能以白手起家而至一代豪富，其间重要的在于他把握了清末乱世这个时代的许多机遇。他是商场上的勇者，他曾说：“商人图利，只要划得来，刀头上的血也要舔。”他能在别人眼中充满危险的地方发现商机之所在，不畏风险，当机立断。他的经营生涯中充满了这样的例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