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大学毕业时，他的博士论文《充足理由律的四重根》受到了许多人的赞赏，其中包括母亲的朋友歌德，老诗人对叔本华非常欣赏。而他的母亲则带着讽刺的口吻说：“四重根，这听起来像是一本为药剂师们写的药方。”叔本华则心平气和地看着母亲说，“即使你的著作在垃圾堆里找不到时，人们还会读我的书。”从此以后，叔本华就再也没有见过他的母亲。
离开哥廷根大学后，他定居在德雷斯顿，过着一种闲散舒适又怨天尤人的绅士生活，他几乎没有朋友，整日里孤芳自赏。沉溺于梦想，任由他的哲学在头脑中慢慢地成熟起来。他坐在德雷斯顿美术馆，长久地凝望着意大利著名画家拉菲尔的圣母像，她是真正的和平、幸福和理想精神的象征。他也常常带着固执的焦躁神情漫步在易北河畔，或到城里的暖房和柑橘园游逛。一次，正当他全神贯注地对着灌木丛说话，又仔细倾听飘落在肩上的橘花的细语时，有人担心这位行为古怪的青年是否有精神病，便上前问他是谁。叔本华用令人迷惑的眼神打量着来人说：“如果你能告诉我我是谁，我将感激不尽。”说完转身走了，留下那人呆呆地望着他远去的背影。
对于叔本华来说，这个问题是十分自然的。他一直都在思考关于世界的哲学问题。“世界是我的表象，太阳的存在就是像我看到它的那个样子……人生是一场梦。”他在笔记本上写道。
叔本华在德雷斯顿的梦一度出现了乐观的色彩，这是因为，虽然他愤世嫉俗，但是实际上他还是很热衷于社交活动，他发现他居住的这个城市是个仅次于魏玛的欧洲文化艺术中心，在这里他能够被平等地对待，时常应邀出入剧院和咖啡厅。
但他骨子里那忧郁沉思的禀性是无法改变的，他不相信任何人，也不信任上帝。虽然在有的时候他自己也对自己的看法有些看不惯，但他总用柏拉图曾经说过的“天才常常具有道德上的弱点：软弱、卑鄙、甚至品行败坏”进行自我安慰。他就是这样来思考、想象、怀疑他的同胞，同时在心中孕育着他的庞大的悲观主义哲学体系。他后来写出了一部系统地概括他的思想的著作——《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
写完这本书后，叔本华到意大利去旅行了一趟，去瞻仰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人本主义思想的先驱彼特拉克和意大利音乐家罗西尼。无论他走到哪里，都会引起人们的注意，甚至有人会停下脚步来注视这个前额宽阔、双目有神的陌生人。“我喜欢坐在你的对面”，曾经有一位年轻的英国人怯生生地对他说，“你有像贝多芬一样的面容。”
叔本华还非常地惜命。一次霍乱在柏林流行，曾经鼓吹生命无用的叔本华被吓得惊恐万分，他匆匆逃离柏林去到那不勒斯，没想到那里正在流行天花，他又慌忙逃到了维罗那——在这里，他怀疑自己已经吸进了大量的毒气，因而成天惶惶不可终日。他陷入极度的痛苦中，人们开始回避他，因为无论他盯住哪里，哪里就会阴云密布。
他渴望得到公众的奉承，但公众到现在还未认识到他就是至高无上的亚瑟·叔本华。他曾向朋友吐露：“我生来就是为了让整个人类都知道我的才智，但我现在却不得不去听人们歌颂那些无能小人——然而，是我揭开了真理的面纱，我是高于任何人的。”他确信，在康德和叔本华两个人之间的间隔年代里，没有值得一提的哲学。他带着这样的想法，来到偏僻的小城法兰克福。他决定在这里定居，远远地避开世界的注意。他当时45岁，正值壮年。然而，他再也没有离开法兰克福，他在这里孤独地隐居，一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
1835年，他发表了一篇《论自然的意志》的论文，在这篇论文中，他继续讨论了他毕生感兴趣的关于一切存在的本质是恶的问题。随后又写了《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的续篇。人们开始读他的书，他终于赢得了社会的承认。人人都在贪婪地阅读他的著作，并通过他的种种“诡辩”发现他思想的创造性。年轻的追随者们以愉快的心情到处谈论这位老先生的主张：“人所能具有的推一一个最诚挚的愿望就是绝对的毁灭。”
亚瑟·叔本华舒适地沉湎于极盛的荣耀之中。凡是评论他著作的文章，他都要买下来。人们络绎不绝地来拜访他，他尽情地享受这迟来的春天。
1860年，叔本华患了肺炎。在那个年代，这是很严重的疾病。医生劝他吃药和卧床休息，他都顽固地拒绝了。他坐在沙发上，身后的墙壁上挂着一幅歌德的油画肖像，书橱上立着伊曼努尔·康德的塑像，近处的书桌上摆着展开的笛卡尔的著作。“叔本华博士，你洗过冷水澡了么？”女房东走进来，打开门窗让新鲜的空气流进房间。她把一杯咖啡放在他身边的茶几上，“叔本华博士！”他没有回答。这时的叔本华的心灵已经远离他的房间而去，他已经与世长辞了。
拜伦为何愤世嫉俗
乔治·戈登·拜伦（1788～1824），英国19世纪上半叶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由于他的卓越的诗歌创作有力地支持了法国大革命后席卷全欧的民主民族革命运动，并在一定程度上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弊端，恩格斯对他诗中对现实社会的辛辣讽刺表示高度的赞赏。
1788年1月23日，拜伦出生于伦敦一个苏格兰破落贵族家庭。由于他先天跛足，形成他非常敏感的性格。他幼年丧父，母亲性情暴躁，使他处于一种阴郁的家庭氛围之中。这导致了拜伦抑郁孤傲的性格形成。还使他继承了母亲那冲动、乖戾与狂暴的性情基因，同时还受父系祖先半疯的家族病的阴云笼罩。因而，冲动、狂暴与感伤、抑郁在拜伦身上形成了一种奇异的混合，铸就成了一种独特的“拜伦式的性格”。冲动与暴烈使他常采取过激的言行，语出辛辣，决不饶人，从而获得了愤世嫉俗、辛辣讽刺诗人的美名。而抑郁伤感的性格倾向又使他在情绪低落时对自己的过激予以否定，加以责怪。两者互为因果地连锁反应，使得拜伦在走向愤世嫉俗的同时，内心陷入孤僻与寂寞。愤世嫉俗愈烈，孤寂感伤愈深。
10岁时，拜伦家族的世袭爵位及产业（纽斯泰德寺院是其府邸）落到他身上，拜伦成为第六世勋爵。1805年他进入剑桥大学学习，主修文学和历史，他很少听课，却在上学期间广泛阅读了欧洲和英国的文学、哲学和历史名著，同时也从事射击、赌博、饮酒、打猎、游泳等各种活动。拜伦从学生时代开始写诗，l807年他的第二部诗集《闲暇的时刻》出版后受到《爱丁堡评论》的攻击，诗人以《英国诗人和苏格兰评论家》一诗答之，初次显露了他卓越的才华和讽刺的锋芒。l809年3月，他作为世袭贵族进入了贵族院，虽然他出席议院和发言的次数不多，但每一次的发言都鲜明地表示了他的自由主义的进步立场。
l809年，为了要“看看人类，而不是只从书本上读到他们”，拜伦出国作东方的旅行。在旅途中，他开始写作《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和其他诗篇，并在心中酝酿未来的东方故事诗。《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的第一、二章在1812年2月问世，轰动了文坛，使拜伦一跃成为伦敦社交界的明星。他开始频繁出现在伦敦的社交界，从1811—1816年，拜伦一直生活在不断的感情旋涡中。在他到处受欢迎的社交生活中，逢场作戏的爱情俯拾即是，一个年轻的贵族诗人的风流韵事自然更为人津律乐道。
1815年1月，拜伦和一位叫安娜·密尔班克的小姐结了婚。这是他一生中所铸的最大的错误。拜伦夫人是一个见解偏狭的、深为其阶级的伪善所宥的人，完全不能理解拜伦的事业和观点。婚后一年，便带着初生一个多月的女儿回到自己家中，拒绝与拜伦同居，从而使流言纷起。以此为契机，英国统治阶级对它的叛逆者拜伦进行了最疯狂的报复，以图毁灭这个胆敢在政治上与它为敌的诗人。这时期的痛苦感受，也使他写出像《普罗米修斯》那样的诗，表示向他的压迫者反抗到底的决心。
1816年，拜伦因私生活受到上流社会的排斥，在1816年4月永远离开了英国，愤而移居意大利。当时社会上盛传拜伦与他同母异父的妹妹有不伦之恋。一个传记作者说他“被赶出了国土，钱袋和心灵都破了产，他离去了，永不再回；但他离去后，却在若恩河的激流之旁找到新的灵感，在意大利的天空下写出了使他的名字永垂不朽的作品。”离开意大利后拜伦居住在瑞士，在日内瓦结识了另一个流亡的诗人雪莱，对英国反动统治的憎恨和对诗歌的共同爱好使他们结成了密友。
拜伦在旅居国外期间，陆续写成故事诗《锡雍的囚徒》（1816）、历史悲剧《曼弗雷德》（1817）、长诗《青铜世纪》（1923）等。巨著《唐璜》是拜伦这一时期最重要作品。《唐璜》的故事内容如下：在西班牙南部名城塞维尔，居住着一位名叫唐·何塞的大贵族。他十分富有，名声很好。唐·何塞的夫人也出身名门，不仅美丽贤淑，还很有学问，能说多种外国语，在上流社会妇女中受到普遍尊敬。他俩十分恩爱，可是中年才生下一子，取名唐璜。不幸唐·何塞过早病死。他的夫人决心把儿子培养成大人物，教给他军事、艺术、自然科学等等方面的知识，尤其是教育他要注重封建伦理道德。
唐璜小时候就活泼可爱，长大成人是一表人才，在贵族子弟中非常少见。他生性风流，喜欢同姑娘们胡搅蛮缠，道德规范对他一点不起作用。16岁时，他就同贵妇唐娜·朱丽亚发生性关系，使得上流社会舆论哗然。唐璜的母亲为了儿子的安全，只得把他送到欧洲去旅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