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皖之战前后的亲密无间
五四运动时期，吴佩孚驻军衡阳，为了收买人心，扩大直系军阀的政治影响，他时常与直军三个混成旅长王承斌、阎相文、萧耀南等拍发通电，响应全国学生关于收回青岛及胶济路权的正义呼声；有时还联络一些散处各省的鲁籍将领，联名通电，以壮声势。当时，在湖北的鲁籍将领，除王占元资历在吴以上，未便在吴佩孚之后列名通电而外，其余如孙传芳、寇英杰、宋大霈、潘云蒸、赵荣华等，都曾列名于吴佩孚领衔之通电，而奔走联络之责，则由孙传芳任之。吴佩孚每派代表夏麟书前往湖北活动时，必致函孙传芳，借资联络。孙亦不时与吴通迅，表示亲善。
1920年春，吴佩孚自衡阳撤防北归，途经汉口时，孙传芳特由宜昌赶来欢迎，并代表王占元及湖北各将领，在一江春番菜馆招待吴佩孚。我和王承斌、阎相文、萧耀南亦被邀参加，宾主皆大欢喜。
直皖战后，我回蓬莱原籍省亲，吴佩孚叫我绕道武昌、南京、杭州等处，代表他与王占元、李纯、卢永祥等接洽联络。为了进一步结好孙传芳，并叫我代他向王占元保举孙传芳为师长。他说：“湖北当南北之冲，为北洋门户，地势非常重要；但湖北督军以下高级将领，都是旅长，一旦战事发生，督军不能分身时，各旅长互不相属，势必指挥失灵，贻误戎机。遍察湖北旅长中，孙馨远(孙传芳之字)资望最高，与督军关系亦最深，你见王子春(王占元之字)时，可以代表我保孙为师长，以收指臂之效。”我到汉口时，孙传芳正在长江上游。他托宜昌关监督魏宗莲赶来汉口，在大智门车站迎接，并陪我到督署晋见王占元。当午，王占元设宴为我洗尘，魏宗莲亦在座。席间，我转达了吴佩孚的意旨，保举孙传芳为师长，王占元表示同意。几个月后，北京政府就任命了孙传芳为第十八师师长。
这一时期，孙传芳与吴佩孚的交谊，可谓亲密无间，但不久即行破裂，貌合神离了。
为争湖北地盘结下深怨
1921年七八月间，湘鄂、川鄂之战相继发生。湘军进攻湖北时，王占元委派孙传芳为前敌总指挥，统率湖北各部队对敌作战。由于武昌、宜昌、钟祥、沙市、富池口等地曾经先后发生兵变，鄂军士气颓丧不振，一经接触，即遭惨败。王占元连电总统徐世昌告急，徐命曹锟调派直军援鄂。曹锟见有机可乘，借着湖北人士所提鄂人治鄂的口号，派遣属于鄂籍的萧耀南，率领所部第二十五师开往湖北，以援鄂为名，抢夺湖北地盘。萧耀南临出发时，曹锟在保定光园召见了萧，叫他到达湖北后趁机观变，挤走王占元。然后由他继任湖北督军。萧耀南率部抵鄂后，坐视孙传芳之失败，观望不前，终使王占元被迫辞去湖北督军的职务。他下台以前，并将自己兼任的第二师师长让给了孙传芳。北京政府旋即任命萧耀南为湖北督军，吴佩孚兼任两湖巡阅使。从此，湖北地盘便归于以曹锟、吴佩孚为首的直系军阀势力范围之内了。
直军援鄂虽已见诸明令，而吴佩孚则驻在洛阳，迟迟其行，直至王占元下台五六天后，才亲自出马，去到武汉督师。这里有两个原因：一则因他平日尊王占元为老乡长，深恐山东同乡把逼走王的责任加于他一人之身，致遭物议；二则他与赵恒惕已有约定，待他一到武汉，湘军即行撤退，用以增加他个人的威望。孙传芳神经灵敏，对于曹锟、吴佩孚巧取湖北地盘的阴谋，洞若观火，极为不满，尤其对吴佩孚之不念友谊，恨之特深。因此，在连吃败仗之余，托辞患病，前赴武穴，住了医院，不与吴佩孚见面，并说：“此仇必报，后会有期。”
王占元下台以后，吴佩孚为了弥补他同孙传芳的裂痕，曾电北京政府保举孙为长江上游警备总司令，孙对吴则成见很深，仍然托病不出医院。
吴佩孚抵达汉口后，赵恒惕并未履行他与吴约定的诺言。直军靳云鹗部曾在汀泗桥与湘军进行了激烈战斗。湘军刚刚败退，而川鄂风云又紧，宜昌危急。吴佩孚旋乘楚振兵舰由汉口驶往宜昌，击败川军，结束了这场战争。这时，吴佩孚又派人几次向孙传芳敦劝，孙才离开武穴前来宜昌见吴，就任了长江上游警备总司令。
吴佩孚打败川军以后，我来到宜昌。吴对我谈及孙传芳负气问题。我认为孙仍可收归吴用，不可交臂失之，于是自动访问了孙传芳。见面以后，我谈到上年代表吴佩孚向王占元保举孙为师长的经过。孙说，王督原拟在上年7、8月间发表他为师长，因为吴的保举，心怀猜忌，反而推迟了三四个月。言次对吴并不感激。我俩随即谈了当时形势，我说：“直皖战后，子玉(吴佩孚之字)驰骋中原，声威赫赫，但不久必将发生直奉战争，届时你务必助他一臂之力，借机取得一省地盘，整军经武。然而吴之为人，战胜而骄，骄则必败。人事有代谢，吴败之后，正是你应运而兴之时。就目前论，你对吴仍须降心以从，以待良机。”我还劝孙送兰谱给吴，并派一亲信人员常驻洛阳，交欢于吴，孙本人亦可亲往洛阳一行，以示“矢死靡他”。孙传芳很同意我的意见，立即握手道谢，并送我一汉密电本，希望常常通讯。我回去以后，向吴陈述了孙传芳愿言归于好的意思，吴佩孚亦即吩咐秘书处缮写兰谱一份，送交孙传芳，两人结成了异姓兄弟。可是孙、吴之间貌合神离的关系，并未有所改善，不过彼此互相利用而已。
吴佩孚返抵洛阳不久，孙传芳即专程来洛，谒吴联欢。吴的传达处长白聘卿，卑鄙无耻，不仅向孙索要官衔名片，还勒索门包，孙忍气取出10两银票，才得进入吴的司令部。吴佩孚照例举行普通宴会，为孙洗尘。当时我亦陪座。吴的性格不善酬酢，席间仅向孙传芳询问了川军在长江上游的情形和鄂军在施南、巴东、秭归一带布防的状况，表现得不很热情。当晚，我劝吴主动邀请孙传芳派他的结盟兄弟王金钰常川驻洛，并聘为两湖巡阅使署参议，月给车马费300元，以相笼络。吴允予照办。
孙传芳向吴表示，暂不回长江上游，拟先到天津谒候王占元，再代表王前往关外张作霖处报聘，借以查看张的动静，吴亦首肯。孙传芳抵奉天后，张作霖设盛宴招待，关外将领孙烈臣、张景惠、吴俊升、张作相、杨宇霆、姜登选、郭松龄、韩麟春等都入座相陪，并由以上诸人轮流欢宴，曲尽东道之谊。逾日，张作霖又陪同孙传芳参观改良的马种。内有一匹菊花青马，是张的坐骑，雄健绝伦，孙传芳赞不绝口，张立将此马并带中西鞍鞫各一副赠送给孙，孙逊谢未受。由此可见，张作霖待客之手段，远非吴佩孚所能比拟。孙传芳返抵洛阳后，告诉我说：张作霖人格道德不及吴，而气魄器量则过之。孙这次在洛阳勾留一周，才回宜昌防地。
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时，孙传芳电嘱王金钰随吴佩孚北上。过了几天，又加派一陈参谋去到前线，以观察战况，随时具报。我与白坚武亦住保定光园。我深知孙传芳机警猜疑，举棋不定，乃电孙代吴联系，说道：此次战役，直军胜利，可操左券；劝孙亲率第二师全体将士开来前线助战，谓战胜之后，河南督军，非孙莫属。孙接到我的电报，总持怀疑态度，经我一再电催，他才勉强派了一团兵力开到武胜关，并不参加前线战斗。战事结束后，北京政府任命冯玉祥为河南督军，这时孙传芳才后悔不听我的劝告了。
直奉战后，吴佩孚通电各省征求恢复第一届国会的意见，意在驱逐总统徐世昌下台。我代孙拟一响应吴佩孚的通电稿，并偕同王金钰、白坚武联名电请孙传芳照稿拍发。孙传芳发出通电后，齐燮元亦通电响应。未几，徐世昌就被迫退位了。
不久，吴佩孚保举孙传芳率第二师援闽，准备使他继任福建督军，而孙传芳则徘徊超趄，不愿开住边疆。他住在天津，表示消极，经白坚武连电敦促，晓以利害，方始回防率部就道。当时我在籍守制，回洛后曾以此事询问白坚武，白说：孙传芳勇猛沉鸷，类似三国时代之马超，不宜在中原各省安置。孙、吴之互不信任，亦可概见。
1924年9月，江浙战起，齐燮元军在安亭、黄渡挫败。吴佩孚急电孙传芳率部入浙，以拊卢永祥军之背，并指定由仙霞岭进军。孙传芳占领浙江后，尝对人言：由仙霞岭入浙，不啻邓艾之偷渡阴平，吴子玉孤注一掷，置我于险地，思之犹有余怖。
第二次直奉战争发动后，因冯玉祥发动********，直军大败，吴佩孚曾电孙传芳迅速来援，孙则不愿投入漩涡。是时我在汉口，忽接萧耀南的参谋长张国濬来电话，邀往督署一谈。到达后，萧耀南以两事相托：一是托我代他草拟讨冯援吴的通电稿，另一事则是请我迅往杭州，效秦庭之哭，面促孙传芳派兵北上援吴。我连夜草成电稿，翌日即约同曾任山东财政司长之曲卓新，乘吴淞号江轮赴宁，由宁登车去杭州。到上海车站，遇张允明，我劝他率所部全旅开回汉口待命援吴，并说吴如挽回败局，我必从旁赞助，使他的部队扩编成师，张当即率部返鄂。我然后同曲卓新搭乘由孙传芳的驻沪办公处长宋雪琴代洽的专车到杭州。
我们住在西湖新新旅馆。我用电话向督署通话，副官长章某告称，孙传芳与王金钰外出游山，归期不定。翌晨，我去督署，孙、王仍未归来，询问章副官长，知萧耀南及宋雪琴都有电报给孙。我以孙传芳故意避往湖山深处，怫然不悦，当将此行使命告章，请他转报孙传芳，如孙不愿相见，决不勉强。下午，章来电话邀我再去督署，见孙时王金钰亦在座。我迳陈来意后，孙佯作对吴关切之态，问吴现在何处，我说可能在天津，孙认为天津非久居之地，我说这就需要你速派军队往援了。孙、王随即邀我去到烟室，就榻密谈。孙、王对卧，我不吸烟，坐在孙侧。孙说：“浙江局面粗定，人心未附。夏超居心叵测，陈仪、周凤岐亦非嫡系，须留卢香亭旅监视，只孟昭月旅驻在上海，必要时可调赴徐州一带，听候子玉调遣。”我以远水不解近渴，即行告辞。孙、王留我晚餐，饭后仍在烟榻前密谈，夜间寄宿督署。孙向我征询吴之前途，我说：“子玉虽已蹉跌，但人心未失，不久仍当东山再起。可是，吴有特识而无常识，善善不能用，恶恶不能远，再起之后，终有最后失败之一日。”孙说：“子玉如能再起，我与三哥(指王金钰)一定帮他。”王金钰则表示敬谢不敏。谈话间，孙知曲卓新同来，极表欢迎。他说曲善于理财，为袁世凯所赏识，以后打算借重曲为浙江财政厅长。第二天上午，我电邀曲卓新前来与孙、王会晤，并共进午餐。我们辞出后，知曲见我一夜未还，虑被扣留，通宵未眠。隔一日，我见孙、王辞行，孙告我已派孟昭月旅开赴徐州待命。我知孙纯系敷衍，只好借此下台，偕同曲卓新遄返武汉见萧复命。
貌合神离〓双双败北
1925年春，吴佩孚率决川、浚蜀两舰，偷过武汉，经洞庭湖前往岳州居住。过武汉时，曾吟诗一首：“天风吹我过江城，万户无声犬不惊，可惜清明平旦气，都从梦里误平生。”是年8月，段祺瑞临时执政发表杨宇霆、姜登选分任江苏、安徽军务督办，奉系势力由天津一直伸展到长江下游，使孙传芳感到极大威胁。孙一面筹组五省联军，准备与奉系作战，一面派杨文恺、蒋百里前赴汉口，接洽直系的萧耀南及在野各将领，拥吴出山，互为声援。
一日，我到岳州谒见吴佩孚，吴派我去杭州见孙，促其迅即发动攻势。我甥陶国椿，曾充吴佩孚的兵工局长，愿随我往游西湖，并介绍于孙。我们到杭见孙时，他正积极备战，即委陶国椿一随办营务名义。后来奉军败退，又派陶为上海兵工厂总办。在杭州曾于盐运使王金钰的宴会席上遇见冯玉祥的代表段雨村。此时孙、吴合作之声，又甚嚣尘上。
10月间，孙传芳击败了杨宇霆、张宗昌的部队，就任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总司令。吴佩孚亦在汉口就任十四省讨贼联军总司令。孙传芳原拟联冯拥吴，讨伐张作霖。不料吴佩孚就职未久，即听从张其的意见，联张讨冯。因此，孙、吴之间，又复分道扬镳。
张其的次子鹏云，系我的螟蛉义子，我俩素有交谊。我任内务总长时，曾署名发表张其鍠为广西省长。张是广西人，但扬言回广西即是充军，因而迁怒于我。我辞去内务总长一职以后，吴佩孚曾保我为郑州商埠督办，意在使我常住洛阳，不在郑州办公。我坚辞未就，从此脱离了吴的戎幕。吴佩孚二次出山后，白坚武已不见信于吴，张其任秘书长，独参大计。当时张其与张作霖的亲信郑谦相勾结，张作霖以国务总理许给张其，传闻还赠送他20万元。吴佩孚之所以由讨张一变而为联张讨冯，张其确实起了一定的作用。
北伐军兴，武汉吃紧。吴佩孚自长辛店南下督师。因北伐军深得人民拥护，吴部迭次挫败。吴佩孚以形势危殆，求救于孙传芳。云南人周予觉，向吴毛遂自荐，前往南京游说孙传芳。孙以其态度倨傲，并有勾结孙之部下情事，立予枪决。吴又派熊炳琦、李济臣联袂赴宁，见孙疏通。孙则拒绝不见，仅派其总参议杨文恺代见，聊以应付，未得要领。
有一次，吴佩孚在汉口讨贼联军司令部举行宴会，席间谈及孙、吴失和问题，吴认为有人从中挑拨。张其则乘机造谣，说我也是从中挑拨之一人，吴未置信。当时，老友王丕煦、曲卓新都在座。他们把这段经过密电告我，劝我前往南京代吴向孙疏解，用以止谤。这时我在上海，回复王、曲一电，中有“秋风能再热，团扇不辞劳”之语。于是由沪搭乘江轮赴宁见孙。
我见孙传芳后，申明来意，代吴求援，孙又大发牢骚。我说：“此来是看望老友，并非为子玉做说客。既已相见，愿即告辞。”孙立即表示歉意，设宴相待，席间有师长陈仪、周凤岐，省长陈陶遗和教育厅长曾孟朴作陪。饭后，孙征询我的意见，并告前已接济吴款10万元、弹药10万发。我劝孙再予援助款项械弹，数目亦须增加。经商酌，孙决定再助吴佩孚款项25万元，械弹亦批交兵工厂总办陶国椿照拨。陶原为吴之旧部，又系我的外甥，他又私自赠吴自来得手枪500枝，供卫队使用。孙这次援助吴佩孚款项械弹，表面看来，似对吴有所谅解；而实际则不派一兵一卒开赴武汉，显然还有坐视吴佩孚失败的意图。
当孙传芳手握五省兵权，踌躇满志之时，曾于1926年夏亲临上海巡视。山东旅沪同乡会开会欢迎，会长王少坡设宴为孙接风，并邀我与上海市政总办丁文江作陪。宴后我偕老友张星三前往马斯南路孙宅晤孙长谈。我劝孙支援吴佩孚，说道，北伐军势力方张，吴一失败，孙即首当其冲，难免继吴覆辙。孙说：“我不敢保证不失败，但决不效吴子玉之拖泥带水。”我说：“我曾以两句格言赠吴，盖世英雄当不得一个骄字，弥天罪孽当不得一个悔字’，现在转以赠你。”孙说：“我不敢骄，无所用其悔，这两句格言，当铭诸左右。”讵料孙不听劝告，在吴迭次告急之时，自以为正可取代吴佩孚为北洋军阀领袖，袖手作壁上观，而吴氏失败不久，孙部亦在江西惨败，转而认贼作父，乞援于张作霖。军阀覆亡，固势所必至，然而孙传芳落此下场，不能不说是由于骄傲之所致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