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觉得：观察的范围广，人才就多，人才多才有比较和选择的余地，才有可能慎用选择人才。但是只“广”而不讲“慎”就会有人鱼龙混杂，滥竽充数。曾国藩认为，用人是万事的根本，成大事者，必须学会尊重与运用人才。只要这个人确有所长，就算给他的印象并不好，甚至与他心存隔阂，曾国藩都不惮任用和举荐。大至总督，小至营哨，曾国藩举荐和扶植的人才非常之多。可以说，发现人才是一个成功领导者的首要本领，其价值往往超过了所发现人才的价值。
衡才
【原文】
喜誉恶毁之人，即鄙夫患得患失之心也。于此关打不破，则一切学问才智，实足以欺世盗名。
方今天下大乱，人怀苟且之心，出范围之外，无过而问焉者。吾辈当立准绳，自为守之，并约同志共守之，无使吾心之贼，破吾心之堤也。
君子有高世独立之志，而不与人以易窥；有藐万乘，却三军之气，而未尝轻于一发。
君子欲有所树立，必自不妄求人知始。
古人患难忧虞之际，正是德业长进之时，其功在于胸怀坦夷，其效在于身体康健。圣贤之所以为圣贤，佛家之所以成佛，所争皆在大难磨折之日，将此心放得实，养得灵，有活泼泼之胸襟，有坦荡荡之意境，则身体虽有外感，必不至于内伤。
士人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有志则不甘为下流；有识则知学问无尽，不敢以一得自足；有恒则断无不成之事。三者缺一不可。
凡人心之发，必一鼓作气，尽吾力之所能为。稍有转念，则疑心生，私心亦生。
余死生早已置之度外，但求临死之际，寸心无可悔憾，斯为大幸。
舍命报国，侧身修行。
古称“金丹换骨”，余谓立志即丹也。
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故其为忧也，以不如舜不如周公为忧也，以德不修学不讲为忧也。是故顽民梗化则忧之，蛮夷猾夏则忧之，小人在位贤才否闭则忧之，匹夫匹妇不被己泽则忧之，所谓悲天命而悯人穷，此君子所忧也。若夫一身之屈伸，一家之饥饱，世俗之荣辱得失、贵贱毁誉，君子固不暇忧及此也。
人之气质，由于天生，本难改变，惟读书则可变化气质。古之精相法，并言读书可变换骨相，欲求变之之法，总须先立坚卓之志。
治心治身，理不必太多，知不可太杂，切身日夕用得着的，不过一两句，所谓守约也。
凡沉疴在身，而人力可以自为主持者，约有二端：一曰以志帅气，一曰以静制动。人之疲惫不振，由于气弱。而志之强者，气亦为之稍变。如贪早睡，则强起以兴之；无聊，则端坐以凝之此，以志帅气之说也。久病虚怯，则时有一畏死之见，憧扰于胸中，即梦魂亦不甚安恬，须将生前之名，身后之事，与一切妄念，扫除净尽，自然有一种恬淡意味，而寂定之余，真阳自生，此以静制动之法也。
诵养气章，似有所会，愿终身私淑孟子，虽造次颠沛，皆有孟夫子在前，须臾不离，或到死之日，可以仰希万一。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今译】
喜欢被人称赞，厌恶被人诋毁的人，就是具有庸俗小人患得患失的思想的人。倘若这一关勘不破，那么一切学问、才智，就都只是用来欺世盗名的。
现在天下很乱，人人都怀有得过且过的心理。事情与自己无关，则不予过问。我们应当立个标准，自己遵循，并且联合志同道合的人一起遵守，千万不要让心中坏的想法，破坏了心中的堤坝。
君子有远大独立的志向，却不让世人轻易地看出；有藐视帝王、退却三军的勇气，却从不轻易显示。
君子若想要有所建树，就必须从默默地不让别人知道自己开始。
古人在遇到困难忧虑的时候，正是他的品德修养进步之时，其功表现在胸怀坦荡，其效验表现在身体健康。圣贤之所以成为圣贤，佛家之所以成佛，其重点都在于遭受大的磨难挫折的时候，把心放得实，养得灵，有开朗活跃的心胸，有坦荡的襟怀，就算身体受了外部伤害，也不至于伤到身体内部。
士人第一要有志气，第二要有见识，第三要有恒心。有志气，则不会甘心为下流；有见识，就明白学习没有尽头，不敢稍有所获就自满；有恒心，就肯定没有办不到的事。三个方面，缺一不可。
凡人心发动，必须一鼓作气，尽一切力量去做，只要有一些想法，便有疑心，而私心也随之而来。
我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只要临死之时，并无可后悔遗憾的事，就是万幸了。
要舍命报效国家，要戒慎恐惧，重视修养。
古时说“服了金丹，就可换骨成仙”，我觉得立下志向，就是金丹。
君子立志，应当有把人类和万物作为自己同胞的胸襟度量，应当有品德高尚、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只有这样，才无愧于父母的生养之情，不愧为天地间的完人。所以他忧虑的，就是自己不如舜帝、不如周公，以及自己不专修德行、不精通学业。于是，便会忧虑小民的顽固不化，忧虑外敌侵扰国家。忧虑坏人当道而优秀人才被排斥埋没，忧虑自己不能给平民百姓以恩泽，即俗话说的悲天悯人，这是君子之忧，至于那一己的成败，一家的温饱，世俗之人理解的荣辱得失、贵贱毁誉等，君子是顾不上为此忧虑的。
人的气质是天所生成的，因此很难改变，但是通过读书却可以改变。古代精于相人术的人，甚至说读书可以改变人的骨相。但是，说到要改变人的气质的方法，最关键的还是先确立坚定的志向。
修心养身，道理不必很多，所知道的也没有必要太庞杂，与自己切身相关，每时每刻都用得着的，只要一两句话就行，这就是守约。
只要是疾病缠身，而依靠自己的力量可以加以控制的，大概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以顽强的意志指挥气，一种是以静制动。一个人疲惫不堪、精神不振，都是因为气弱。然而，意志坚强的人，气也会随意志而稍有改变。比如贪早睡，就可以凭毅力坚决早起；如百无聊赖之时，若端坐而聚气，气必会振作。此乃以志帅气。久病则气虚胆怯，时时有怕死的想法，困扰于心，就是睡梦之中，也难以安适，必须将生时的名誉，死后的一切事情，还有各种杂念，都全部除掉，这样，自然心中生出一种恬淡的感觉来，从而在寂静之后，真阳自生，这就是以静制动的方法。
诵读《孟子》中养气章，好像已经有所领会，我愿终身以孟子为师，就算不断颠沛流离，受尽苦处，似乎总有孟夫子在我跟前，时刻引导着我，也许到死的时候，可以有所仰信。
知人善任，量才器使
曾国藩说：“如果使人人建言，参互质证，岂不更为核空子？”通过建言，上司可以收集思广益之鼓，也可以借此观察下属的才识程度，的确是个一箭双雕的好办法。曾国藩主张在“广收”的基础上“慎用”。他声称：“吾辈所慎之又慎者，只在‘用人’二字上，此外竟无可着力之处。”为何要慎用？因为“人不易知，知人不易”。
慎用的核心是量才器使。“徐察其才之大小而位置之”，用其长处避免短处。薛福成称曾国藩“凡于兵事、饷事、吏事、文事有一长者，无不优加奖誉，量才录用”。曾国藩生前获得“有知人之明”的赞誉，就由于他慧眼识人，又因材使用。
要真正做到量才器使，首在怎样去认识人。他指出：“窃疑古人论将，神明变幻，不可方物，几于百长并集，一短难容，恐亦史册追崇之辞，初非当日预定之品。”把有一定能力或有一定成就的人誉为“百长并集，一短难容”，甚至神化，不可否认是认识人才上的一种片面性。所以，衡量人才要不拘一格，判断事情要不苛求，不因木材腐朽就弃置不用，不频繁撒网有失去捕抓大鱼的机会。关键的是善于去认识。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不可苛求全才，“不可因微瑕而弃有用之才”。他写信给弟弟说：“好人不易寻取，弟为留心采访。凡有一长一技者，兄断不肯轻视。”有材不用，因是浪费；大材小用，也有损于事业；小材大用，则危害事业。曾国藩说：“虽有良药，如果不是对症下药，那么也形同废物；虽有贤才，若没有发挥其作用，那么与庸俗之辈无什么两样。栋梁之材不可用来建小茅屋。牦牛不可用来抓老鼠，骏马不可用来守门，宝剑如用来劈柴则不如斧头。用得合时合事，就算是平凡的人才也能发挥巨大作用，否则终无所成。因而不但心没有人才，而担心不能正确使用人才。”
为了“慎用”，必须对人才时加考察。曾国藩说：“所谓考察之法，何也？古者询事、考言，二者并重。”即要对下属的办事情况和言论情况同时进行考察，而曾国藩特别注重臣下的建言。当时，“考九卿之贤否，但凭召见之应对；考科道之贤否，但凭三年之京察；考司道之贤否，但凭督抚之考语”。曾国藩说：“若使人人建言，参互质证，岂不更为核实乎？”通过建言，上司可以收集思广益之效，也可以借此观察下属的才识程度，的确是个一箭双雕的好办法。
曾国藩在道光三十年(1850)所上的广开言路的奏折，固然是针对咸丰帝下令求言的应时之作，同时也隐约反映了汉族地主要在满清王朝中获得更多的“伸张”机会的萌动。在同一份奏折中，曾国藩提出了对人才的“甄别”，他把它归之于“培养之方”中。事实上，甄别，就是考察。甄别的目的是“去其良莠”。不加考察或甄别；而对那些不投上者之所好的人才，不加培养，不加使用，固然是对人才的浪费；不加考察或甄别，只单凭在上者的爱好或印象保举和超擢，把那些口蜜腹剑、两面三刀的阴谋家和野心家看成“人才”来培养和使用，定然会造成恶劣的政治后果。这种事例，在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曾国藩说：“不铲除荆棘，那么兰蕙也会没有芳香。不赶走害群之马，那么良驹也会短命。”曾国藩本人非常注意考察人才，对于僚属的贤否，事理的原委，无不博访周咨，默识于心。据《清史稿》记载：曾国藩“每对客，注视移时不语。见者悚然，退而记其优劣，无或爽者。”而且，他阅世愈深，观察愈细微，从相貌、言语、举止到为事、待人等等，都在他的视线之内。据说，曾国藩颇知麻衣相法，有一首流传的口诀，传闻是他写的：“邪正看眼鼻，真假看嘴唇。功名气概，富贵看精神。若要看条理，全在语言中。”又有四句：“端庄厚重是贵相，谦卑含容是贵相。事有归著是富相，心存济物是富相。”这些，都带有浓厚的唯心色彩，不足为训。但口诀中提到的“端庄厚重”等等，却是“慎用”时所应提倡的美德。
才德
【原文】
余谓德与才，不可偏重。譬之于水，德在润下，才即其载物溉田之用；譬之于木，德在曲直，才即其舟揖栋梁之用。德若水之源，才即其波澜；德若木之根，才即其枝叶。德而无才以辅之，则近于愚人；才而无德以主之，则近于小人。世人多不甘以愚人自居，故自命每愿为有才者；世人多不欲与小人为缘，故观人每好取有德者。大较然也。二者既不可兼，与其无德而近于小人，毋宁无才而近于愚人。自修之方，观人之术，皆以此为冲可矣。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今译】
我觉得才与德，两者不可有偏颇。用水来比喻，它的品德是润下，它的才就是浮载物品、灌溉田地；用木头来比喻，曲直是它的品德，作为舟辑和栋梁之用就是它的才。倘若德是水的根源，那么才就是水的波澜；倘若德是树木的根，枝叶就是树木的才。一个人有德而无才，就与愚笨之人相近；一个人有才而没有德，则与小人一样。世上的人大部分不愿承认自己愚笨，所以常常自称愿意成为有才的人；世上的人大多不希望自己成为小人，因此常常以德取人。大致情况就是这样。既然两者不可兼得，那么与其没有品德而归于小人，还不如没有才能而归为愚人。自我修养的方法，识人的方法，都可以从此入手。
采访宜多，用人唯才
曾国藩觉得：观察的范围广，人才就多，人才多才有比较和选择的余地，才有可能慎用选择人才。但是只求“广”而不讲“慎”就会有人鱼龙混杂，滥竽充数。
曾国藩觉得，用人是万事的根本。成大事者，必须学会尊重与运用人才。他曾从战国时期白圭的故事中得到启发。
白圭，战国时期周人，为人头脑机灵，尤其善于经商，往往用很低的价钱买进东西，再用很高的价钱卖出东西。他捕捉赚钱的时机，就像猛禽猎取食物一样迅速。他称自己“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鞍任法。”他的这一套生财之术引起当时天下商人的效法。
曾国藩觉得，求得人才要像白圭经营买卖一样，只要确定目标，就要像鹰隼猎取食物一样迅速，有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决心。
曾国藩平时非常注意对僚属的才能的观察了解，并善于从中发现人才。求得人才后，曾国藩能量才用人，知人善任，他的原则是：“收之欲其广，用之欲其慎”，“采访宜多，委用宜慎”。
曾国藩觉得，选用人才定要慎重，则对人的使用得当，一旦使用得当，就有利于事业，更有利于发挥人的积极性，形成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局面，慎而不广，必会人才匮乏，或窒息人才，同样是事业的大患。
曾国藩广招天下人才，由于求才心切也有不慎的时候。有一次，一个人假装校官，前来拜访曾国藩，言谈间海阔天空，议论风生，大有天下唯我至尊的架势，曾国藩惜才如金，对前来投奔的人都倾心相接，但是非常讨厌言不务实之人。见这个人口齿过于伶俐，心中非常奇怪，想要试探一番。于是，谈话中故意主张，用人必须杜绝用隐瞒事实真相的人，那人一听，面色立即变得严肃起来，说：“受欺骗与不受欺骗，全在于自己是一个如何的人。我纵横当世，略有所见，像中堂大人为人真诚，德高望重，别人都不忍心欺骗；像大臣宗棠大人，为人正直，威仪严肃，别人不敢欺骗他。当然，别人没有欺骗他，而他却怀疑别人骗自己，或者，已经被骗了还不知道的人，也处处可见。”曾国藩观察别人向来注重条理性，看见这个人连讲四种欺骗方法，且非常有道理，忍不住大喜，连忙对他说：“你可以到军营中，去看看我所任用的人才。”此人立即答应。到第二天，那个人将军中文武各官一一拜会，而后假装神秘地对曾国藩说：“军中多豪杰俊雄之士，但我从中发现有两位君子式的人才。”
曾国藩很高兴地对他称赞不已，待为上宾，并想重用此人，但时间过于急促找不到合适的位置，暂时让他督造船炮。时间不久，突然有一天士兵来报，对曾国藩说那人挟千金逃走，请曾国藩发兵追捕。曾国藩一时黯然失色，沉默半天，说：“停下，不要追。”兵卒撤回，这时，曾国藩用双手捋须说：“人不忍欺，人不忍欺。”身边的人听到这句话，想笑又不敢笑。过了几天曾国藩说起前日发生的事，幕僚们忍不住问他，怎么不发兵追捕。曾国藩的回答胜人一筹：“现今发、捻交炽，此人只以骗钱计，若逼之过急，恐入敌营为害实大。区区之金，与本人受欺之名皆不足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