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嘉庆十六年辛未十月十一日亥时，也就是公元1811年11月27日午夜，一个新的生命在湖南湘乡荷叶塘(今湖南省双峰县荷叶镇)一户姓曾的殷实人家降生。他便是日后左右中国大局的曾国藩。
添人进口，本为家门喜庆，何况生的是个男孩，因此，接着而来的是阖家欢庆，而最为得意的要算孩子的祖父曾玉屏了。
曾玉屏字星冈，他是曾氏中兴、为曾国藩兄弟成长营造了良好家庭环境的关键人物，也是后来曾国藩一生为人处世的楷模和心中偶像。曾国藩晚年在为其祖父所撰的《大界墓表》中写道：“国藩窃观王考府君威仪言论，实有雄伟非常之概，而终老山林，曾无奇遇重事一发其意。其型于家，式于乡邑者又率依乎中道，无峻绝可惊之行，独其生平雅言有足垂训来叶者，敢敬述一二，以示后昆。”从这段简短的文字可以清楚地看到，曾国藩对他祖父的思想言论，威仪气概，办事作风和持家准则是佩服得五体投地的。他还经常在给诸弟的书信中提到他们兄弟的威仪风度比起他们祖父星冈公来，百不及一。可惜星冈公生不逢时，终生未能遇到一件“奇遇重事”以显其能，也没有什么“峻绝可惊”的事件以扬其德，以致一生郁郁，终老山林。言下之意，如果星冈公晚出生几十年，遇上镇压太平军这个上好机会，其成功显赫一定在他曾国藩之上。但星冈公毕竟也有他自己的成就，这就是中兴了曾氏家业，而且形成了他独具特色的处世哲学和治家思想，也就是曾国藩在墓表中宣称的“足垂训来叶”的“生平雅言”。正是这些雅言，深刻地影响着曾国藩一生安身立命的原则特征和治家理业的个性特点，同时也在相当程度上局限了他的眼光和气量。
其实星冈公曾玉屏之所以终老山林而不能扬名显世，主要的问题不在于遇不遇时，而在于他自己的少年荒废，而其所以荒废又在于受着曾氏自衡阳开辟以来但知耕耘而不懂诗书的影响和局限。
曾国藩虽然是湘乡人，但他的祖籍却在衡阳。他在《大界墓表》中叙述其先世源流说：“府君之先，六世祖曰孟学，初迁湘乡者也。曾祖曰元吉，别立祀典者也。祖曰辅仁，考竟希。”这里的府君指的是祖父曾玉屏。从曾玉屏算起，他的第六世祖曾孟学始迁湘乡，具体时间不详，曾国藩自己也只说“国初徙湘乡”。以曾玉屏为基准，其上六世，至曾国藩又三世，共九世，据此推算，曾孟学迁湘乡应该在康熙初年。湘乡曾氏虽然自曾孟学始迁，但曾国藩的先辈们立祀的始祖却不是曾孟学，而是曾孟学的孙子曾应贞。曾国藩在其所作《祖四世元吉公墓铭》中说明其事由并墓铭的缘起说：“道光岁戊申，家叔父为太高祖考妣置祠宇。其明年，又为修其坟域。乃邮书于京师，命国藩记其原委。”然则“家叔父”何以不为始迁的六世祖立祠而为中间的四世祖立祠呢？曾国藩在墓铭中述其原委说：“公讳应贞，字元吉，迁湘四世祖也。少贫，手致数千金产，室庐数处，尽以予其子，而自置衡邑之靛塘湾田四十亩以老焉。公殁后子孙岁分其租以为常。至嘉庆岁丁巳，家祖及族长尊三、以彰二公，纠族之人议，积一岁之租以为公清明之祀，今所置圳上之田是也，家叔父所修祠宇在焉。”原来曾应贞是湘乡曾氏第一个发迹的人。因为他生前为自己留了四十亩养老田，死后年积月累，于是就有了祭祀立祠、修墓的物质基础。其六世祖曾孟学因为没有这样的基础，也就只好诸事阙如了。
曾应贞因为由贫致富，“手致数千金产”，不仅自己能安度晚年，死后又有专祠祭享，而且六个儿子也各人分得一份可观的财产。虽然如此，但也没有谁想到要读书入仕。不仅湘乡曾氏如此，衡阳曾氏也不例外，所以曾国藩在《台洲墓表》中说：“吾曾氏由衡阳至湘乡五六百载，曾无人与于科目秀才之列，至是乃若创获，何其难也。自国初徙湘乡，累世力农，至我王考星冈府君，乃大以不学为耻。讲求礼制，宾接文士，教督我考府君，穷年磨砺，期于有成。”由此可知，曾应贞是湘乡曾氏经济基业的开创者，而曾玉屏则是该宗族思想文化的开创者，尽管他的开创仍然带有相当浓厚的土财主气息。
曾玉屏之所以能认识到“大以不学为耻”，本身也是经过了一番磨砺的。曾国藩在为他祖父曾玉屏写的《大界墓表》中引用曾玉屏自己的话说：“吾少耽游惰，往还湘潭市肆，与裘马少年相逐，或日高酣寝。长老有讥以浮薄将覆其家者，余闻而立起自责，货马徒行，自是终身未明而起。余年三十五，始讲求农事。”曾玉屏在三十五岁前是个十足的纨绔子弟，经常从荷叶塘老家骑马去湘潭，与市井的阔少们相追逐。贵在他闻过能改，听了长老们的一番教训与讥议，“立起自责”，从此一心力农，而且颇多讲求，在农事上有不少自己的独创。曾国藩家乡属丘陵区，不少水田开在坡上，小而分散，所谓“垅峻如梯，田小如瓦”。曾玉屏便“凿石决壤，开十数畛而通为一”，将小田改造成便于耕作的大田，同时也扩大了实际耕种的面积。在家庭副业的安排上，更具自己的特色：“种蔬半畦，晨而耘，吾任之；夕而粪，庸保任之。入而饲豕，出而养鱼，彼此杂职之。”这个雇工不多的家庭式小农场，除种田外，还种了兼作猪饲料的蔬菜，同时养猪养鱼。虽然“半畦”数量所指并不明确，但在副业安排上，以蔬促猪、以猪促鱼的养殖关系似乎比较清楚，这就构成了后来曾国藩总结的“鱼、猪、蔬”三大治家法宝的基础。加上曾玉屏日后认识到读书的重要，曾国藩又在“蔬”的后面加了“书”，成为“鱼、猪、蔬、书”，终生奉为圭臬。
由于曾玉屏的勤奋，加上他不断改进经营的思路，家业很快兴旺了起来，随之而来的是他在当地的权威和人望。曾国藩在《大界墓表》中引用曾玉屏自己的话说：“乡党戚好，吉则贺，丧则吊，有疾则问，人道之常也，吾必践焉，必躬焉。财不足以及物，吾以力助焉。邻里讼争，吾尝居间以解两家之纷。其尤无状者，厉辞诘责，势若霆摧而理如的破，悍夫往往神沮。”“霆摧的破”之类的形容虽然不免夸张，但曾玉屏好在乡间管事而且有着一定的威望大致属实。可惜由于他“少年失学”，粗而无文，他的人望，他的权威，乃至他的才能的施展，也只能在数里内外的亲族本家和近邻乡党中起作用，范围无法扩大，品位更无法提高，这就是他感悟到“大以不学为耻”的过程和为之付出的代价。
时间是一维性的，曾玉屏无法追回少年时的损失，但他有自己的补救方法，一面倾心接待文人，借他人的声望来烘托和抬高自己；一面拼命督促儿子读书，用儿子的成就来弥补自己的缺陷。《大界墓表》引曾玉屏自己的话说：“吾早岁失学，壮而引为深耻。既令子孙出就名师，又好宾接文士，候望音尘，常愿通材宿儒接迹吾门，此心乃快。”曾玉屏如何倾心接待文士无更多事迹可考，但对儿子读书期望之殷切却是有诸多事实证明的。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是曾玉屏的长子，理所当然，曾玉屏首先把希望寄托在长子麟书身上。无奈曾麟书天性钝拙，读书极不理想，而曾玉屏矢志不改，再不会读也得读，这就是曾国藩在《台洲墓表》中说的“教督我考府君，穷年磨砺，期于有成”的来历。毕竟皇天不负苦心人，曾麟书在赴县学应童子试考了十六次落第之后，于第十七次和自己儿子一起赴考时居然“得补县学生员”，获得了俗称秀才的名号，而这时他已经四十有三了。这次曾国藩幸好未能考中，曾麟书毕竟比儿子早中了一年。这也说明曾麟书确实是勉为其难了。但曾玉屏并不原谅，对他倍加诃责。曾国藩在《台洲墓表》中叙述其事说：“王考气象尊严，凛然难犯。其责府君也尤峻，往往稠人广坐，厉声诃斥。或有所不快于他人，亦痛绳长子。”不仅有事诃斥，无事也予痛绳，曾麟书简直成了他父亲的出气筒。
曾国藩本来还有两个叔叔，一个早夭，活下来的曾骥云大概也不是读书的材料，曾国藩的有关文字都未提到他叔叔读书的事。曾玉屏眼看儿子读书的希望就要落空，就在这时，曾国藩降生了，而且又有巨蟒入庭的征兆，此时曾玉屏的高兴也就可想而知了。因为曾国藩是长孙，自然是第一，又可能曾玉屏于希望孙子辈读书上进外还望家境更加宽裕，因而以“宽”为孙子名辈，于是曾国藩乳名宽一。
关于曾国藩的出生还流传着一个蟒蛇精投胎的传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