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不厌精、沉湎声色、吝啬守财、安逸享乐都在贪欲之列，有了这些不良心态，难成一世之大业。从政经商，不能蛮干，不仅要靠智慧，也要能忍才能成功。贪欲者，众恶之本。人一旦为贪欲所控，就会方寸大乱，计筹谋略一乱，欲望就更加多，欲念多，心术就不正，就会被贪欲所困，离开理性去行事，就会导致把事做坏、做绝，大祸也就临头了。
（一）贪心不足
利欲熏心
贪欲是万恶的源泉。世间其他一切罪过，都只不过是贪欲的不同方式、不同程度的表现。而人们贪求的庸俗目标无非金钱、虚荣与奢华。金钱的贪求，则促使自己成为金钱的奴隶；享受与虚名的贪求，更能使人陷入极端无耻、不可救药的地步。
只有追求理想和真理，才能得到内心永久的自由与安定。
相传舜为人类除了为害天下的四凶，饕餮就是其中一害。
晋朝的邓攸，字伯道。元帝时做吴郡太守。自己带着粮食去上任，不领薪水，只喝吴郡的水。在任期间，政治清明，老百姓非常欢喜，是郡中最好的官员。以后因病辞去了职务。临走时全郡的人都来送他，但是他一文钱也不要。众多百姓拉着他的船不让他走。当晚只好借着月色跑掉。吴郡人流传着这样一首歌：“纤绳打五鼓，鸡鸣天欲曙。邓侯挽不住，谢令推不动。”这是为官不贪而流芳百世的。同时，也有为官贪婪而贻笑万年的。
南朝梁人鱼弘，襄阳人。跟着梁武帝南征北战，做过盱眙、竟陵太守。他对人说：“我做太守有四尽：水里鱼鳖尽，山里獐鹿尽，田中米谷尽，村里百姓尽。”四川人安重霸，在简州做刺史。贪得无厌，不知满足。州里有个姓邓的油商，家中富有，爱好下棋。重霸想贪他的财物，就把姓邓的传来下棋。只许他站着下，每落一次子，就要他退到窗口边，等安重霸思考好了，再让他过来，这样一天也没下几十个子。姓邓的站得又饿又累，疲惫不堪。第二天再传他去下棋。有人对他说：“太守本意不是下棋，你为何不送些东西给他呢？”于是姓邓的便奉上3个大金锭，以后，再不叫他去下棋了。这就是所谓的“鱼弘作郡，号为四尽。重霸对棋，觅金三锭。”
这还不为过，更有甚者，后魏时代人李崇，字继长，顿丘人。在孝文帝时，开始任荆州刺史，后授安东将军。宣武帝时期封他万户郡公。后来孝明帝又封李祟为陈留侯。他做官期间和气厚道，处理事务果断坚定。但就是过于贪财。有一回孝明帝的灵太后幸临左藏库，让跟随她的人背布匹，能背多少就赐赏多少。李崇与章武王元融背的太重，结果都摔在地上。李崇扭伤了腰，元融跌断了腿。当时的人们都耻笑说：“陈留章武，伤腰折腿。贪得败坏，污辱明主。”
北魏尚书郑述祖等人，上书给皇帝，说尚书宋游道说了一些作为大臣不应该说的话，犯下了怠慢君王的罪行。宋游道口口声声宣称要以夷齐为榜样，实际上怀着盗跖一样的坏心肠。欺骗国家，玩弄法律，包庇坏人，收受贿赂。家里的钱财跟随着官位的升高而日积月累，越积越多。当时宋游道听了别人弹劾他的这一番话，难道不感到惭愧吗？唉，对贪欲的诱惑，怎能不忍呢？
忍一时的小利，才能获得更大的利益。见到利益，人人都想得到，而且得到的越多越好，这是人类的共同心理。但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又不能贪心十足。人过于贪，就会为他人所利用，忍贪确实是一个重要问题。作为国君假如过于贪婪，那么亡国的日子便为期不远了；作为一个官吏，如果贪无止境，那么他的政治前途也将要丧失殆尽。人由于贪欲不止，往往只见利而不见害，结果是利也得不到，害反而先到来了。
吴兢在《贞观政要？贪鄙》中说：“为主贪，必丧其国，为臣贪，必亡其身”。说得非常有道理。人有贪心，则心有私欲，这样做事就无法坚持公道正义，会以私废公。为官的贪婪，百姓遭殃。而贪婪的对立面就是廉洁。廉洁是一个人优秀品质的一个方面，廉可以养德，也可以奉公，不为自己个人的利益去侵犯社会和他人的利益。忍贪欲就是要培养自己廉洁为官的作风，严格要求自己，生活俭朴，反对奢侈靡费，这样为官能为民做主，为士自有其高贵的品行。世间的一切恶人恶事均源自于贪。贪欲不能不忍。贪权则附贵，贪利则忘义，贪财弄不好就要去抢夺，去害命。贪不仅要忍，还要戒，戒贪才能清正廉洁，志存高远。
各个朝代都有很多正直不贪的清廉之官，他们深深知道个人的贪欲会毁掉一切，所以他们品德高尚，坚决不贪图钱财，而是真心实意为人民办事，因此受到百姓的好评与拥戴。
魏晋时期，担任广州刺史的人，大都有贪赃枉法的行为。因为广州是个出产奇珍异宝的地方，只要带上一匣珍宝，便可几世受用。
晋安帝隆安年间，朝廷想要革除这儿的弊政，便派有清官美称的吴隐之担任广州刺史，领平越中部郎将。吴隐之，字处默。年轻时就孤高独立，操守清廉。他奉命去广州上任，到了离广州20里一个叫石门的地方，只见一道泉水淙淙流去。有人告诉他，这条泉水，称作“贪泉”。传说无论是谁，只要喝了贪泉的水，都会产生贪得无厌的欲望。
吴隐之听了这话，跨下马来，对周围的人说：“如果不看见可以让人产生贪欲的东西，人的心境就不致慌乱。现在我们一路上见到那么多的奇珍异宝，我算知道了为什么越过五岭，人们就会丧失清白的原因了！”说完，他便跑到贪泉边，舀起泉水喝了起来，并且当即吟诗一首：“古人云此水，一歃怀千金。试使夷齐饮，终当不易心”。表示了他要像商末的伯夷、叔齐一样，坚守节操，决不变心。
果然，他在广州上任一尘不染，更加清廉。他平常吃的不过是些蔬菜和干鱼，帷帐、用具、衣服等都交付外库。当时有很多人都以为他是故意要显示自己俭朴，不过做个样子给别人看看罢了。时间长了，才知道他真是个清官，不是故作姿态。
由于他以身作则，广州地区的贪污陋习大为改观。朝廷嘉奖吴隐之的廉洁克己、改变风气之功，晋为前将军。
吴隐之从广州回到京城，随身未带任何东西。他妻子刘氏带了一斤沉香，吴隐之见到后，把它扔到河里。
吴隐之住在京城，只有几亩地的小宅院，篱笆和院墙又窄又矮，一共才六间茅屋，妻子儿女都挤在一起。朝廷要赐给他车、牛，为他重新盖个住宅，他坚决推辞。
不久，他被任命为度支尚书、太常，也只是以竹篷为屏风，坐的地方连毡席都没有。
后来升到中领军，每月初领到俸禄，只留下自己一人的口粮，其余的全赈济亲戚、族人，妻子儿女一点也不能分享。家属要靠纺织谋生，自食其力。因此，时常发生经济困乏的情况，有时两天吃一天的粮食，身上总是穿着破旧的布衣。
吴隐之告老退休，直至逝世，屡屡受到朝廷的褒奖和赏赐，廉洁的士大夫都以此为荣。
包拯是北宋宋仁宗时期的名臣，以为政严明、刚正不阿闻名于世；同时，他为政清廉，是中国历史上着名的清官。包拯虽然身居高官，地位显贵，但是他身上穿的衣服、日常生活用品、平日的饮食起居都和他在合肥县当老百姓时一样。他不仅严格要求自己，严格约束自己的家人，断绝属下吏员贪污受贿之途，维护自己清正廉洁的形象，同时，还时刻以清正廉洁教育后世子孙，使清廉之风在自己的家族中世代相传下去。为此，包拯立下了一条家规：“后代子孙做官，如果有人犯贪赃罪，放逐后不能回到本家居住，死后也不能安葬在本族的墓地中。若不继承我的志向，就不是我的子孙后代。”
在封建社会里，如果一个人被家族抛弃，甚至在死后也不能认祖归宗，那么他在社会上便很难找到立足之地，更不用说谋求发展。包拯就是用这种方法来约束自己后世儿孙的行为，使他们时刻牢记廉洁的家风，不至贪赃枉法。
官贪误国。为官过贪早晚都没有好下场；为官清正才会受到百姓的拥护。世间事情，道理皆然。忍贪倡廉，是官场中应有的风气。
于谦是明代浙江钱塘人，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民族英雄和诗人。他从永乐年间考中进士之后，历任朝廷和地方的许多重要职务，以廉洁、干练闻名全国。所以，明王朝初设巡抚这一重要位置时，明宣宗朱瞻基亲笔点名破格提升他为河南、山西巡抚。于谦身为两个行省的最高长官，对自己要求极严，无论出巡还是进京，从不摆封疆大吏的架子，总是轻骑简从。
于谦到河南、山西做巡抚的第五年，明宣宗病死，他的儿子朱祁镇继位，号英宗，开始了宦官王振弄权的年代。王振凭着明英宗对他的宠信，在朝中作威作福，卖官鬻爵，贪赃受贿，培植党羽，排斥忠良，真是无恶不作。一时间，朝中百官和各地军政官吏献媚争宠，争着给他献财宝、送金银。据史书上记载，当时的官员送白银100两，才能被王振接见一次；送白银1000两，才能巴结到王振家里吃顿饭。可是，于谦根本不理这一套，他每次进京办事或述职都不肯带任何礼物送给王振和朝中其他权贵。为此，一些好心的朋友常常劝他说：“你不肯巴结那些权贵小人，当然是对的，可是也不能太不入时俗，太刻板呀！地方长官进京带些土特产送送人，也是人之常情。你从河南、山西带些线香、蘑菇、包头用的手帕等小东西也行啊！”每逢这种场合，于谦总是风趣地扬起两只宽大袍袖说：“我呀，只带着两袖子清风去看望他们。”当时，他还作了一首七言绝句：“手帕蘑菇及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阊闾说短长。”于谦的刚直清廉受到朝野的钦佩，特别是深受河南、山西两省人民的拥戴，甚至皇室的王公贵族也对他的才华和为人表示称赞。
后来，于谦遭以英宗朱祁镇为首的一伙人害死，英宗派人去抄没他的家产时，才发现他“家无余赀，萧然仅书笈耳”。连去抄家的人，面对这种情况，都目瞪口呆，感叹不已。于谦在青年时代曾写过一首脍炙人口的言志诗，诗中写道：“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军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这首诗正是于谦刚直、清廉、坚毅的生动写照。
贪欲使人头脑发昏，眼中只有个人的欲望，而置其他一切后果于不顾，欲壑难填，会使为官者葬送自己的政治前途。为官者切记这一点。取舍无度的人，总是把个人的得失看得过重。其实人生百年，贪欲再多，官位权势再大，钱财再多，也一样是生不带来死不带走。处心积虑，挖空心思地巧取豪夺，难道就是人生的目的？这样的人生难道就完善，就幸福吗？过于注重个人的得失，就会使一个人变得心胸狭隘，取舍无度，目光短浅。而一旦将个人利益的得失置于脑后，便能够轻松地对待身边所发生的事，遇事就会从大局着眼，从长远利益考虑问题。
例如：南朝梁人张率，字士简，12岁时就能做文章。天监年间，担任司徒的职务，他喜欢喝酒。在新安的时候，他曾派家中的仆人运3000石米回家，等运到家里，米已经耗去了大半。张率问其原因，仆人们回答说：“米被老鼠和鸟雀损耗掉了。”张率笑着说：“好大的鼠雀！”后来始终不再追究。张率不把财产的损失放在心上，是他的为人有气度，同时也看出来他的作风。粮食不可能被鼠雀吞掉那么多，只能是仆人所为，但追究起来，主仆之间关系僵化，粮食还能收得回来吗？粮食已难收回，又造成主仆关系的恶化，这不是失的更多、更大吗？
唐朝柳公权，唐文宗时任翰林学士。他家里的东西总是被奴婢们偷走。他曾经收藏了一筐银杯，虽然筐子外面的印封依然如故，可其中的杯子却不翼而飞了，那些奴婢反而说不知道。柳公权笑着说：“银杯都化成仙了。”从此不再追问。北宋时期的孙伯纯，名孙冕，曾以史官的身份出任海州知州。海州是个靠海很近的地区，当时，发运使准备在海州地区设置一个盐场。孙伯纯自上任以来，关心百姓疾苦，为政清廉，善于审时度势，权衡利弊，很得民心。对在海州设置盐场一事，他考虑再三，认为此事不妥，便上书朝廷，反对在海州设盐场。发运使派人亲自到海州来，坚持要在海州设立盐场。孙伯纯则当面据理力争，力陈利弊，不肯妥协。
而当地的百姓大多不同意孙伯纯的看法，都认为一旦盐场设立，人们可以获利、出工，多得收入，劝他放弃自己的意见。孙伯纯则从长远大局考虑，坚持己见，对乡亲说：“设盐场是能在短期内获利，大家也许暂时能过上好一点的日子，但是当盐太多，运不出去也卖不出去的时候，大患也就要来临了。那时的损失会更大，不仅乡人受损，国家也会受损失，我们不能不考虑啊！”由于他的极力反对，在海州设盐场的事也只好被搁置下来。后来孙伯纯被免职以后，朝廷还是在海州设置了3个盐场。盐场设置以后，当地百姓不仅没有获利，被派的公差和徭役比过去繁杂得多，社会秩序也每况愈下。几年以后，3个盐场的盐堆积如山，卖也卖不掉，运又运不走，导致原本想获利现在却大亏其本。当地富家破产，盐民失业，社会也越来越不稳定，人们才开始怀念起孙伯纯来，但为时已晚。孙伯纯作为一地的行政长官，在具体分析了全国食盐产供销的状况以后，认识到不能再盲目地增加投入，扩大生产，以获眼前的局部利益，取舍不当，必然会贻害无穷。
人不应该为表面的取得而沾沾自喜，认识人，认识事物，都应该是认识他的根本。取得也应取得真的东西，不要为虚假的东西所迷惑。舍去固然可惜，但也要看舍去的是什么，如果是自身的缺点、问题，这样的舍去又有什么值得惋惜的呢？
一个人，当他觉得能够取得更多更大的利益的时候，他才会一意孤行。一旦明白这样做不仅不能有所取，反而有可能有所失或使自己舍弃的时候，他也自然而然地会停止这种做法。这实际上就是通晓取舍有度而自觉地忍受欲望和舍去的痛苦。春秋战国时，秦王在准备攻打魏国的时候，只打着能够获取利益的如意算盘，所以根本不听人劝。然而一封匿名信则改变了他的计划。为什么呢？
秦国又准备攻打魏国了，在国内调兵遣将，准备粮草，忙得不亦乐乎。但人们对这次战争能否胜利，把握不大。只是秦王一意孤行，决定要打魏国，其他人也阻不了，只好随他去打好了。一切准备就绪，只等誓师出发了。这一天，秦王收到一封信，也不知是谁托人送上来的。打开一看，信上写着：“我听说大王要出兵攻打魏国，我认为这个计划是错误的。望大王深思熟虑以后再行动。不知大王您想过没有，魏国是山东的咽喉要冲，居诸侯的中心，北接燕，赵，南连荆楚，东有强齐，西有韩国，是最不好下手的地方。大王您见到打蛇吗？长长的一条蛇，打它的尾，它的头就回转来救；打它的头，它的尾就卷起来救；如果打它的腰，则头、尾都来相救。现的魏国，就是居于天下腰身的部位，您去打它，就是在告诉各诸侯国，秦国要截断他们的脊梁，这使东边各诸侯国首尾不能相顾。而魏国明知抵敌不过您，一定会去广泛联络，那时，对付您的就不只是一个弱小的魏国了，您会由此引来大的忧患。您为何要这样做呢？”秦王看到这里，不禁汗颜，“我怎么就没想到这一层呢？如此说来，那我兼并诸侯从何处下手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