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的意见根本不同，以为与西南一致护法以促成统一，一面由旧国会制宪，宪法完成后闭会，再由正式国会产生合法政府乃长治久安之计。他对总统人选无成见，虽不反对曹，而对曹之迫不及待则期期以为不可。他本想自往天津迎黎，一以黎居租界，二则保方空气对之非常恶劣，乃向金永炎间接表示，“时机稍纵即逝，此时若再讨价还价，即我亦无能为力。”黎乃发表“废督裁兵”的鱼电，其中有云：“上自巡阅使，下至护军使，皆刻日解职，待元洪于都门之下。匪特变形之总司令不能存在，即划分军区、变形易貌之巡阅使尤当杜绝。”
七日曹吴复电响应。十一日黎入京复职，以颜惠庆组阁，撤销六年(1917)六月十三日之解散国会令。新阁员之最使入瞩目者为谭延闽之内务总长，吴佩孚之陆军总长。黎的意思很明白，想利用吴的威望执行其“废督裁兵”的主张。
北洋系各派势力有一个共同的传统性的特点，就是督军兼省长同时兼任师长掌握一支嫡系武装，以割据称雄或拥兵自卫。
吴佩孚虽于1922年5月7日通电实行“废督裁兵”，但直军一个未裁，反而拼命扩军。在军人政治时代，与军人言“裁兵”，无疑地是与虎谋皮。督军制与多兵制，正是北洋系统治时期的一大特点。吴氏高喊“废督裁兵”、抑制地方实力派，却行“武力统一”之实。
督军制在近代中国从清末的督抚到民初的都督，从1916年后的督军到1922年的督理，以及1924年以后的督办，几经易名。但是，集地方实力派军人所有权势、“荣耀”，即军权、政权、财权于一身的这个“督”字，则始终未去而得以保留下来。督军在中央和地方所扮演的角色极为重要，他们随时随地可以通电脱离中央，自立门户，宣告“独立”、“自治”，威胁总统，声援或反对现内阁；他们可以自发地扩充地盘与武力，自办外交，取得外援。总之，督军的枪杆子里能出政权，也能毁灭政权。因为督军制与多兵制是相依为命的——有兵斯有权。他们割据一省或数省，必须用强大兵力来维护并发展；当他们掌握了全国政权时，也必须用强大兵力来实现武力统一，以巩固他们的统治。这也是近代中国的特点。******说：“外国的资产阶级政党不需要各自直接管领一部分军队。中国则不同，由于封建的分割，地主或资产阶级的集团或政党，谁有枪谁就有势，谁枪多谁就势大。”所以，“辛亥革命后，一切军阀，都爱兵如命，他们都看重了‘有军则有权’的原则”。
吴佩孚努力通过拥戴黎氏，恢复旧国会，满足南方“护法”要求，促成南北统一。其主要手段就是“废督裁兵”，一时间，“废督裁兵”，为社会舆论一致鼓吹。诸如旅沪湖北自治协会创办的《新湖北》，出版宣言提出“废督军”、“推倒军阀的首领政治，建设平民的国家”；旅沪皖人创办的《新安徽》指出“只有废督，才有自治”；而要“废督”，则必须“裁兵”。他如湘、浙、川、滇、黔等省均有“废督裁兵”的强烈呼声。
一次直奉之役刚结束，京师公益联合会即召开“国民裁兵大会”，发表宣言，论证“兵”的危害和裁兵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并致电吴佩孚说：“我公定乱神速，人民受惠无量。咸谓我公素主和平，此次用兵，实为裁兵之前导。”公推王宠惠等四人与吴接洽“废督裁兵”事宜。
黎元洪在其幕僚李根源、彭允彝、金永炎等人的策划下，异想天开地提出以“废督裁兵”作为他复职的一个先决条件。黎氏通电说：“今日国家危亡，已迫在眉睫，非即行废督，无以图存，若犹观望徘徊，国民以生死所关，势必起而自救，恐督军身受之祸，将不忍言，为大局求解决，为个人策安全，莫甚于此。”他对“废督裁兵”如何“利国福民”作了长篇论述。目的是：企图通过“废督裁兵”来削弱军人武力，以巩固自己的地位；迎合全国“废督裁兵”运动，以获得舆论的同情与支持；利用曹、吴间的裂痕，讨好西南军人，抵制武力统一，实现和平统一。一句话，延长任期而已。
吴佩孚素来重视舆情。7月，北京各省区自治联合会发表通电，主张各省区召开以“废督裁兵”为主旨的国民大会；上海“工商研究会”、“国货维持会”等八团体发起了“裁兵联席会”；与此同时，广东绅商组织“地方自治会”通电赞成“废督裁兵”；川、滇、苏、鄂、皖、豫、闽、鲁等省区的“自治联合会”，不但以“废督裁兵”为宗旨，而且出现了“请愿团”、“协会”等专门“废督裁兵”团体。
5月10日，日本《读卖新闻》发表一篇“直奉战后”的社论。认为，由于吴佩孚获得大胜，中国大局有可能从此发生转机，关键在实行“废督裁兵”。社论说：“吴氏处世之道如何，即为中国将来祸福之分歧。持武力主义，是为蹈袁、段之覆辙者。吴氏此时惟毅然舍弃武力主义，以军人不干政为根本原则，从事军民分治，裁兵废督，树立统一政府，召集国会诸端。”
吴对这篇切中时弊的社论和国内的舆论，明确地表示自己的立场。6月6日，吴为了迎合舆情，再次通电主张“废督裁兵”。电文说：“佩孚数载夙怀，一朝克达，誓以血诚，翊赞大计(指废督裁兵)，奉命为前驱，作各方之先导。”请黎复位后，实行“废督裁兵”。7日，吴再挟曹锟致电黎氏，认为：“废督裁兵”，“为当今切要之图，俟钧座复位后，愿早日实行，锟与佩孚谨当遵命，为各省介，务乞即日赴京，以维大局而慰民望。”
黎元洪见此，满心欢喜，即接印任事，命令全国实行“废督裁兵”。然而，北洋时期，中央的命令，事实上久不能施行于各省。14日，山西督军阎锡山对裁兵问题，公开通电提出疑问、质询。电文称：“矫枉而过正，徒惊虚名，反滋流弊，甚非所以策万全也。现有之兵备来自招募，生计艰难，迫而为此，一旦被裁，势必要求恩饷，当此财政奇绌之时，安有巨款遂其要求，稍不如意即哗变。充兵既久，坐食成性，被裁以后，穷无所归，辗转勾结，流而成匪，为患更深。矧兵以卫国，强弱攸关，古今中外，胥重国防。在他国制属征兵，纵终役无多，有事易于调集；我则全属招募，万一需以御外，裁后兵额必不敷用，临时募集，既属需时，仓促成军，亦难应用，此则尤为可虑者也。”全国各地裁兵无法推行。兵，不仅不裁，而且所有的军官，大家都在拼命地扩军。
东北的奉张战败后，积极增兵，整修军备以谋再战。奉军已将兵力由原来的二十七个旅和五个骑兵旅扩充到约有25万人的强大兵力，并扩编了两个炮兵旅和一个重炮团；又向德国、意大利购买250架至300架飞机，编为四个航空大队；同时编练海军，并在哈尔滨与葫芦岛建立海军学校，训练军官和培养海军人才，拥有“镇海”、“威海”两舰，以后(二次直奉战前)发展到大小舰只21艘，约达32200余吨。吴佩孚见张作霖扩军挑战，亦在大力扩充直系军事实力。实际情形如下：
直隶：督军王承斌，驻有陆军第九、十一、十三、十五、二十三、二十六等六个师，师长是董政国、冯玉祥、王怀庆、彭寿莘(改编王廷桢部)、王维城(接王承斌)、曹锳及陆军第七、八、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二十五等八个混成旅，旅长是张之江、李鸣钟、葛树屏、冯玉荣、时全盛、孙岳、曹士杰、宋哲元。共计11万余人。
河南：督军张福来，驻有陆军第三、十四、二十、二十四师，师长是吴佩孚、靳云鹗、阎治堂、杨清臣(接张福来)；陆军第二十六混成旅旅长田维勤；以及陕西陆军第一、二师师长胡景翼、张治公；陕西陆军第十二混成旅旅长曹士英；河南陆军第一、二、三混成旅旅长李治云、林起鹏、马餐林。合计六师五混成旅，约5万人。
热河：都统王怀庆，驻军有陆军第十三师一旅，师长王怀庆兼，以及毅军统领米振标等，兵力7000人。
察哈尔：都统张锡元，驻军有第四混成旅旅长张金标等。兵力7000人。
湖北：督军萧耀南，驻军有陆军第八、十八、二十五师，师长是王汝勤、卢金山、陈嘉谟；陆军第二、十七、十八、二十一等混成旅，旅长伍郁庆、张联升、赵荣华(后为于学忠)、王都庆，以及湖北陆军第一、二、三、四、五等混成旅，旅长潘守蒸、寇英杰、宋大霈、刘佐龙、张允明。兵力约5万余人。
江苏：督军齐燮元，驻军有陆军第六、第十九师，师长是宫邦铎、杨春普；江苏陆军暂编第一、二、三师，师长是白宝山、朱熙、马玉仁；江苏陆军第一、二、三、四、五等混成旅，旅长是黄振魁、李殿臣、吴恒瓒、陈调元、张仁奎。合计五师五混成旅。兵力约5万人。
江西：督军蔡成勋，驻军有陆军第一师，蔡兼师长；陆军第三、九、二十三混成旅，旅长张庆昶、邓玉琢、王麟庆，以及山东混成旅旅长张克瑶和江西步兵第二旅旅长刘玉昆。兵力约2万人。
福建：督军孙传芳，驻军有陆军第二师，孙兼师长，旅长卢香亭、谢鸣勋；陆军第十二师，师长周荫人，以及陆军第十、十一、二十四混成旅，旅长孟昭月、王麒、张俊峰；福建陆军第一师，师长张毅。兵力约3万人。
安徽：督军马联甲，驻军有安徽陆军第一、二、三、四、五混成旅，旅长马联甲、李传业、王普、高世读、史俊玉等。总计约32万人。
属于直系的马联甲跟着吴佩孚高唱“裁兵”，并宣称已经实行。但他“专裁新军而不裁旧军”，以裁兵作为“排除异己的手段”。实际是“招募旧军代替新军(即安武军)”。
倾向于直系的山东督军田中玉，以“地方不靖，伏莽潜滋，所有军队，分防各处，已有顾此失彼之虑”为理由，大肆招兵。广西桂系军人陆荣廷，也曾“首义裁兵，其实粤军则裁，桂军则增，直除异己耳，何裁之有哉”。他省亦多类此。
所以，国会议员驳斥阎氏等军人的论调。皖籍议员王源瀚等呈文说：中国必须“先废督而后裁兵，非废督则兵不能裁，非裁兵则民不堪命”。议员孙洪伊宣言指出：中国不废督裁兵，“地方无发展之望，即国家亦永无统一之期”。孙中山更加认为：“兵不裁则无和平，无和平则难统一。”足见多兵制和督军制为全社会的舆论所“深恶痛绝”。
吴佩孚确实深深地感到中国军人实力派无一不是贪婪之徒，无一不视兵权与地盘如生命。因为他们囊袋中的金银财宝出自二者，故无一不是拼命追求这两件东西。所以，吴氏企图力矫此弊，大谈“废督裁兵”，其具体意见是：凡有军职者不许做督军、不得兼领师长、不要地盘。“兵在精不在多”。故规定“大省二师，中省一师一旅，小省一师，统计不过四十师之数。其退伍士兵，则采用在乡军人制度，给以极少之饷，将来一旦有事，立可召集”。他采纳并转陈烟台海兵练营张钦泰关于《废督裁兵致陆军总长吴佩孚(未就职)的条陈》：
(1)废除督军制改为练兵监督，划分军区，设练兵处；
(2)全国军队编为国军，余者改为临时乡警察并收抚土匪；
(3)劝国民自组银行，投资政府，并整顿中、交两行；
(4)国军计划。按照国防需要规定，拟编四十师。具体划分如下：直鲁豫晋四省划一军区，即名第一军区；奉吉黑三省划一军区，即名第二军区；两湖赣划一军区，即名第三军区；苏皖两省划一军区，即名第四军区；闽浙两省划一军区，即名第五军区；两广两省划一军区，即名第六军区；黔滇两省划一军区，即名第七军区；四川、川边划一军区，即名第八军区；陕甘两省划一军区，即名第九军区；热察绥划一军区，即名第十军区；新疆划一军区，即名第十一军区。军区设军区长。
这实际上是改督军之名而扩大为军区长，使全国军队统一于中央，而中央则受制于吴佩孚而已。而吴氏直系可作为“中央”的柱石。
10月11日，北京各团体受吴佩孚裁兵计划的“鼓舞”开裁只运动联席会议于石达子庙，公推蔡元培、周长宪、郭春涛三人为各团体代表，向北洋政府请求即时组织裁兵临时委员会。国务总理王宠惠、大总统黎元洪均表示极端赞成。17日，黎氏即大言不惭地答记者问说：“裁兵废督，夙为余所主张，日前在裁兵大会上，尝以平民资格出场演说，想诸君所知，此在今次复任总统以前，已约各方谅解，故今日惟余时间问题。”似有实行的希望和自信心。
吴佩孚顺应了舆情，抓住了“废督裁兵”的大题目，除通常所谓权力斗争之外，应该说是出于他的民族自尊心和真正的爱国心，作为军界之翘楚，不愿再见到绝无意义的内耗了。但他既不能脱离北洋军人集团，毅然决然地投身于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阵线，又根本不可能做到舍弃“武力主义”、“军人不干政”和“废督裁兵”。甚至不肯承担黎元洪任命他的陆军总长一职，负责“裁兵”全权这一特大难题。6月30日，吴氏通电再返洛阳：“今者中枢已定，正统攸归，南北豪俊，行将握手一堂，夙昔所望，兹已克偿，谨拟月之一日，返辔回洛，奉职治军。政治问题，责在内阁，我大总统宽厚仁明，启迪于上，必有以竟兹全功。立法问题，权在国会，我议员诸公历经艰困，必能牺牲成见，以定百年大法。国称民治，政有常轨，相期各遵规范，焕布新猷，定永安长治之基，以答寰宇喁喁之望。”只是虚作“军人不干政”的姿态而已。
但“兵”不能“裁”，“督”亦不可“废”。吴佩孚直系在一次直奉战后，得到了三个巡阅使、七个督军、八个师长。黎元洪上台后，本想按其与吴佩孚商定的“废督裁兵”方策，努力付之于实行。他对身兼省长的众督军采取削去省长专留督军的措施。黎上台一月余，先后特任直、鄂、豫、陕、桂等省近十位省长，希图将省一级事权从督军的手中移过来，但由于督军的强烈抵制和反对，无一人到任。诸如直隶的高凌爵、王承斌，奉天的王永江，山东的王瑚，江苏的韩国钧，江西的谢涵远，湖北的汤芗铭，陕西的张绍曾，广西的张其锽等人。这些受大总统特任级的省长，或因本人不敢到任，拒绝受命；或为当地督军反对不能到任，使“任命令”成为一纸空文。如黎氏特任汤氏为鄂省长，不但鄂督萧耀南反对，而且两湖巡阅使吴佩孚也干涉，他几次致电黎氏幕僚金永炎，要求鄂长“另觅妥员”，请元首“不必拘拘注定原议”。“鄂长事，铸新(汤字)既为鄂论拒绝(督军煽动反汤舆论)，似不宜过延时日，拟请将铸新调京，另候任用”。皖省省长有李兆珍、张文生、许世英等人激烈争夺，黎氏任命，引起政潮；鲁省亦为一省长政潮不息；赣省不听黎氏任命，而以“武力催生省长”。大可聊以解嘲的正是该省居然“破例”实行了“废督”。其原因是：6月10日，孙中山令李烈钧率北伐军入赣，赣督陈光远不支。但陈部败退时，屠杀江西人民，放火抢劫，无所不为，被杀伤死亡者万余人。为逃避罪责，陈自请解除赣督职务。然而，由于陈炯明的叛变，李烈钧回师平乱，江西又重新归于北洋军人掌握，曹锟急荐亲直的蔡成勋为赣督。这使力主“废督”的大总统黎元洪难堪万分。后经黎元洪与吴佩孚商榷，国务会议讨论决定：嗣后各省督军如有辞职或出缺，一概不再行简派。当天即发布准陈辞职令和派蔡“督理江西军事善后事宜”。这样，不但“督军”两字依然存在，而且又增加了四个“赘”字——“善后事宜”。
1923年1月1日，黎元洪通电以“废督裁兵”无效果，声称已咨国会辞职。电文说：“复职之初，首以废督裁兵为请，荏苒半年，竟无寸效，迩者辞职之书，已咨国会，替人朝得，轻骑晚归。”对吴佩孚及其直系表示了不满情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