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杨与北军赵荣华发生意见分歧，袁对杨更加不满。于是，杨森、邓锡侯、田颂尧、唐廷牧、唐式遵、潘文华以及赵、袁于7月30日，通电拥戴刘湘出山，“推为四川善后督办”。刘氏为“调停”计，提出“礼请北军出境”。吴氏图川军事，至此完全失控。
1924年初，曹、吴在川局混乱中，仍令杨森督理四川军务，邓锡侯为川省长，刘湘为川、滇边防督办，袁祖铭为川、黔边防督办，刘存厚为川陕边防督办，田颂尧为四川军务会办，旨在安定四川，对奉一战。
援川军曾于2月9日一度占领成都。19日，杨、刘、袁、邓、刘等各路大军头目在成都开会，调和矛盾，而“四川方面各欲得平定之功，第二军诸将为地位互相嫉妒。刘存厚、刘湘、杨森、邓锡侯等皆集中成都附近，不欲远征”。
吴见此情形，呈请“曹锟设川、黔巡阅使，以袁祖铭为巡阅使、刘湘副之”。与此同时，命袁、刘率部南下，继续征战熊克武之川一军，以彻底肃清为快。而川军将领多不受命，反主张“助袁回黔”。这使袁深知他在川“无可发展矣”。故于5月中旬，连电吴拨以军饷、军械，“率援川之师，克日返旆援黔”。但附有袁暂留川防守为条件，且饷项由四川省筹拨。
第三，入闽。一次直奉战后，皖系闽督李厚基为保全地盘计，联吴联陈(炯明)，与孙中山所建反直“三角联盟”相抗。10月初，皖系另一支势力王永泉，勾结徐树铮与民党许崇智、李福林等部联合，一举驱逐了投直的李厚基。2日，即“在延平宣布独立”。8日，李又得吴支持，发出通电称：“徐树铮竟潜赴延平，勾结驻延平陆军第二十四混成旅旅长王永泉及许崇智等宣布独立。”为此率部“直捣延平，一鼓荡平”。但因王与第二师师长臧致平惧于吴氏兵威，通电详述该事件实有不得已之苦衷，请吴使“援闽军队，停止进行”。1923年初，吴还是派遣了孙传芳入闽，王、臧两部不支。4月12日，孙率部占领福州。17日，孙被任命为福建督理，直系控制了闽省，而闽事则为江浙战争和二次直奉大战埋下了伏线。
第四，征滇。云南督军唐继尧于1920年6月1日通电滇省“实行废督”，电文称：“实行废督，请从尧始”。已将“全省民政事务，由省长主持办理。继尧即以联军总司令名义，保卫地方”。但他把滇省军权划为三个卫戍区域，由卫戍司令官分别担任。督军名义改称川、滇、黔三省联军总司令名义，比一省督军要大得多。唐奉行“大云南主义”，不但图川黔，而且窥粤湘，自号“东大陆主人”。
12月初，唐氏在川被驱，通电谓：“今我军既转移阵地，让出川境，即当因势利导，以期息事宁人”，“慎固封守，不再用兵，顺应潮流之所趋，力倡民治于实现”。1921年8月1日，唐即抛出“独裁省宪”。省长拥有绝对权力(自兼)。省长之下设八司，一切军政大权均“隶省长之下”。
1922年6月29日，云南省长唐继尧通电主张召开“联省自治”会议，与陈炯明的上海会议、赵恒惕的联省自治相呼应。电称：“解决时局纠纷，在政治而不在武力。实行联省自治，为救国不二法门。”此时唐继尧似已感到以武力讨伐邻省，建设“大云南主义”之不可能。其方针既不称兵他省，亦不准他省来侵。其目的在抵制孙中山、吴佩孚、张作霖等所有“欲用武力统一全国，以建设其在中央之势力，则其原有之根据地，势必忽现分崩离析之征兆焉”。孙中山见唐氏搞云南省的门罗主义，即联合顾品珍倒唐。而唐氏于1924年“不惜抛弃其联治假面，遣兵过窥桂粤”。
吴佩孚对唐继尧亦采取“先礼后兵”手段。1922年7月7日，吴致电唐，反对召开“联省自治会议”，电文称：“频年祸乱之原，由于法律失效。法统既复，轨物以同，凡百问题，皆可逐渐解决。地方制度业有明令附之宪章，权限如何，自有国会为之考订。愚意但求自治之实，不必求联省自治之名。尊电既以武力为非，则法律即所以济武力之穷；既以分崩为虑，由统一即所以救分崩之厄。今若另开联省会议，非徒有蔑视国会之嫌，正恐枝节横生，纷纠益集，且亦非护法诸公所宜出也。”
唐氏一面联合熊克武、刘显世组成川、滇、黔“靖国联军”出战袁祖铭的“复黔军”及吴佩孚所派于学忠、宋大霈、唐式遵、李樾森等北军、川军；一面与川、滇边防督办刘湘暗中勾结，“专对袁(祖铭)、北(吴佩孚)，铲除内患，贯彻‘联治’主旨，互相协助”。由于袁与刘湘步调不一，“复黔”与“定黔”军矛盾百出，“复黔军”退至川、黔边界。吴统一全川和云南之计划不能如愿以偿。所谓“以百战之勋劳，总两省之边防(川、黔)。奠定西南，从兹发轫”，告吹。
1923年7月至11月，湖南谭延闿与赵恒惕之间因争权、争地盘而战。赵氏在湘，数年来以联省自治为标榜，“安辑本省，敷衍南北，以免牵入漩涡，重见战乱，于湘省人民不为无功”。吴令马济率部人长沙，沈鸿英由赣边袭郴州，威胁谭延闿，赵军得此助力，声势大振，但又与吴要赵取消自治有理念上的矛盾。
吴佩孚武力“大一统”计划，除援鄂战争外，一般不亲自指挥，不出动主力第三师，基本武装——“怯薛军”仍在洛苦练作战本领。而是“多利用本土之人，己则间接援助，偶派援军，亦多卧榻之侧不容鼾睡者。后方有所顾忌，直军主力不敢悬军深入，恐根本之地动摇，且北兵生长平原，登山逾岭，非其所长”。至1924年9月，吴佩孚极不愿从事的江浙战争爆发了。由于他深“恐西南受其影响，特再三电令袁祖铭从速发难，牵制唐氏”，并电令萧耀南援助袁祖铭枪械12000支。吴任袁为“定黔军总司令”兼“定滇军副司令”；刘湘为“定滇军总司令”兼“定黔军副司令”，“拥兵十万余人”，最后一次进攻云南和贵州。
在大军压境的形势下，唐继尧被迫交出贵州地盘。“黔省政治交还黔人自治”。然而，吴佩孚由于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失利，袁于10月24日致电唐又表示：“一切尽有商量余地”，以为退让之计。27日，再电唐氏，表示“静待高轩”，“伏候早临”。而唐亦复电说：“滇军为进窥大局，决不要贵州”，但又提出前提条件：“袁能与我一致进取，则无事不可商量”。至此，吴借袁“武力统一”西南以失败告终。袁与唐又“化敌为友”，谈判议和了。
第五，防浙。拥有相当实力，占有财富之区的皖系余孽浙江督军卢永祥最引起吴佩孚注意。卢于1921年6月4日，发出着名“豪电”，自办省宪，别有作用，电文称：“先以省宪定自治基础，继以国宪谋统一之旧观”。“改弦更张，斯人正本清源之道”，“由各省区军政长官选派全权代表择定适宜地点，先筹妥善办法，再付国民公决”。仍弹“先省后国”论调，正与洛吴相对立。
浙卢的省宪自治的急进，源于吴佩孚派兵夺去皖系陕督陈树藩的职位和地盘。这使浙卢大有兔死狐悲之感，故假冒“自治”来抗击洛吴。现在，浙江宣布“半独立”自治，若吴逼人太甚，夺取浙江，卢氏即倒向西南联治派和东三省“闭关自治”派，共同联防抗吴。浙卢并联络闽督李厚基、陕督陈树藩“一致行动”。而陈氏已在陕、川边界联川自保，浙卢势力不可小视。
本来，“湖南宣布自治，先于浙江，而应者寥寥；及卢督豪电发出，而西南各省赓续而起，捷如桴鼓之相应，虽时为之，亦人为之也”。一方面，卢氏小站出身，在北洋军人集团中的资历、地位和影响，远非湘赵可比；另一方面，湘省非北洋政府直接管辖范围，而浙江则仍居中央势力统治之下，是南北所激烈争夺的对象与战场。
因此，卢氏“豪电”一发，霹雳一声，湘、滇、黔、粤等省军人纷纷通电表示支持和赞成。长江政局为之一变，对洛吴十分不利。卢既与直系控制的北洋政府空谈统一，置国会选举于难堪境地，又与吴氏实现“大一统”设置了障碍。卢公开通电攻击洛吴指出：“时至今日，中央集权之主张，直是等于梦想。盖集权必借武力，项城之雄尚遭挫败，遑问其他集权者既不可能，则除实行开放，听诸各省自治外，别无他法。以宪法而论统一，然宪法制定万分困难，成功之期不知何时，惟以省为单位，各谋自治，制定省宪，然后国宪有范围可守，有轨道可遵。”卢氏指出，大可借此联省自治而发挥，以督军式的联省自治，另立第三政府于上海。这又同吴氏先前的主张不谋而合。
对于卢氏的言行，虽经吴佩孚、徐世昌、靳云鹏的代表紧急面商机宜和阁议研讨，仍定不出适宜的对付办法。
6月19日，吴、徐、靳分别派遣使臣吴炳湘、鲍贵卿、何宗莲等先后赴浙疏通卢氏，请他不要为过甚之举，应以“北洋袍泽”为重。23日，卢解释“豪电”的用意：“实系主张分权自治，并无浙江行将独立之意。”但他为了增添与吴佩孚讨价还价的资本，加紧运动西南各省军政长官派代表到浙参加联省自治会议的筹备工作。闽、赣、苏、鄂的代表已至浙；赴粤、桂、滇、黔、川的代表正在接洽筹办自治，“实行联省制”。卢氏宣称：“自治运动在浙省已属根深蒂固。”这使吴氏感到不安。在他看来，一旦卢氏联省自治会议召开，浙省与西南混为一体，“大一统”将自行破产。吴氏特请北洋政府再疏通卢氏，而卢请何宗莲转告当局：“浙省地处南方，所来空气较他省不同，如无坚决主张，必为激烈者疾视。永祥前言废督，停止选举，今愿自治，均属解决时局至要根本。”卢氏假“联省自治”，希图与直系“和衷共济，一致拥护中央”。这样，吴氏对卢只有暂取观察态度。
6月30日，卢永祥责成省宪委员会从详参订联省法则及规章，指示三项纲要，征询意见，大出风头。其纲要内容是：“(1)联省制系依法则之结合，造成真正统一，不受第三者之牵制。关于中央政令，亦由联省商榷进行；(2)联省手续依省宪法案办理之。凡属非法之事，概行拒绝。彼此有互助协商义务，及应得各项权利；(3)联省法则与规约，以简单易于明了而与共和国之约法不相违背为宗旨，免使规定后受人指责”云云。
闽、赣在筹防孙中山北伐；川、滇、黔、粤、湘虽于8月11日通电均表示愿派代表赴浙集议组织联省政府，“另推联省大总统”。而会议结果究竟是实行总统制还是统领制，孰为联主、总统、统领“一尊”引起争执，联省政府终未能成立。
但卢氏仿湘省宪法，制定了《浙江省宪法》，亦称《九九宪法》(即9月9日公布的宪法)、《浙江省宪法施行法》以及《三色宪法草案》(即用红、白、黄三色印刷的宪法)等，显得花样翻新，而宪法具有民主精神。因为“卢永祥是安福俱乐部主要残存者，他非一定赞成自治，是把自治作为对抗直系控制下之中央政府的一个衬托”。他宣扬省宪，又不谈“浙人治浙”(卢为鲁人)，所以“再三延宕”，不肯将省宪交付公民票决施行，“致成流产”。
一次直奉战后，吴佩孚防浙的方针有两条：一是要黎元洪以大总统名义于1922年7月1日下令“尊重地方自治”，包括浙省自治，但决不允许“联省自治”或“联省政府成立”，以示折中；二是尽可能施以笼络之计，以副总统相让浙卢，此计不成，以武力见高低。
“大一统”和“联省自治”的矛盾，乃是民国以来一直存在的一个根本政治问题，即关于传统的中国大一统问题。由此而引起是“武力统一”还是“和平统一”(或通过法统重光、和平会议、国民大会、联省自治等途径达到)？各派系军人、各派系官僚及各派政客之间长期的政潮和内战不息。哪一派都想实行一派统一而欲置他派于死地而后快。浙江、湖南及西南军人的联省自治及依属于他们的官僚、政客——“联治派”奉行“先省后国”论，其归宿仍然是传统的统一问题。
鼓吹“联省自治”最力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李剑农、章太炎等大多数知识分子原来都是大一统派，此时变为“联治派”是有条件的，绝不同于大多数军人。他们先前反对地方分权，认为只能助长军人割据，国家分裂，不会促进中国统一。而如今他们却从反面提出论证，认为要实现中国的统一和建设，必须采取美国式联邦制，因为现实的“中央政府不能统驭，事实上成了一种联邦状态”，“非采联邦制不能恢复中央政府的实力”。因此，“先制省宪，后制国宪，为当然步骤”。更为典型的是梁启超在联邦与集权二者之间变来变去。“先省后国”的理论，经过李剑农、梁启超等人的努力，至少在湖南已成定论并付诸实践了。
然而，这一理论在一次直奉战后又被“先国后省”论击破了。持这一论点的统一派最有实力和影响的人物是吴佩孚。吴氏同民主派一样，亦由联邦论变为统一论。前次主张是由于他在皖系段祺瑞的压迫下而提出的；后项主张则是因为他取得了直皖、直奉两次大战的胜利，地广兵众，权大势强，有条件实行“武力统一”，而其部将和广大舆论都认为由吴玉帅高唱国家统一最有“号召力”。孙传芳通电鼓吹“法统已复”，“乃有人提倡联省自治，奸谋诡术，有意破坏统一”。萧耀南、冯玉祥、沈鸿英、田中玉等纷纷通电响应孙氏，攻击“联治派”，支持吴佩孚。甚至全社会均把希望寄托于吴佩孚能统一中国，会给中国带来“福音”。
所以，一次直奉战后，联治运动一落千丈。而1923年后，大批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或转向改组后的国民党，或投奔新成立不久的共产党。西南各省联治派纷纷瓦解。
中国社会的封建传统势力使吴佩孚最终倒于“武力统一”。这一点，他自己在失败后才认识到。抗日战争时期，吴氏曾忠言劝告日本侵略者放弃占领中国的武力主义，他指出：“希特勒、墨索里尼之霸业，余之洛阳时代曾经试之，以后内省涵养之结果，今则不思武力工作，而对于今后彼等武力万能主义之前途如何，略具危惧之念。”吴氏晚年在各地发表演说，敬告军人要遵守他所提倡的“尚德不尚力”，“谨言慎行，以施教化”，奉行“春秋之学”。吴氏作《春秋正义注释》，以为可以起到孔子作《春秋》“使乱臣贼子惧”的作用，“动其仁心”，而发“天良”，久而久之，则世俗风气便趋于敦厚，世运转为祥和，割据混战，乱政乱俗亦不难革除了。
三、洛阳岁月
1920年，直皖战争爆发，皖系军阀段祺瑞战败。7月，驻西工的西北边防军第三旅、第四旅哗变，直系军阀首领吴佩孚即令驻郑的王承斌部兼程赶到洛阳，收编了这两个旅。从此，吴佩孚驻屯洛阳。1924年12月离洛下野，1926年3月，重新占领洛阳。同年10月，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起兵反吴。1927年5月，吴佩孚兵败离洛。吴佩孚在洛阳近六年，这是他一生最重要的时期。他对民国洛阳历史有重要影响。
吴佩孚驻军洛阳，与其个人对洛阳地位的认识有关。出身秀才、熟读史书的吴佩孚，深知洛阳地理位置之优越、文化底蕴之丰厚，所以他决定屯兵洛阳。他说：“洛阳为十省通衢，四通八达，地理居中，夫所谓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如果我以重兵驻在洛阳，则居中可以御外，宜于武力统一天下。”1920年9月2日，吴佩孚率领着他的陆军第三师进驻洛阳。就在这天，北京政府任命吴佩孚为直鲁豫巡阅副使。吴佩孚在洛阳直接指挥的部队，共有5个师和一个混成旅，计10余万人。
吴佩孚怀着“雄踞洛阳，统治四方”的野心，大规模扩建西工兵营，又在兵营中心区修建广寒宫、继光楼，在公馆街扩建房院百余所，在营区北、铁路南修建飞机场。同时为控制河南，又将河南省长公署迁至洛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