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承各界诸君宠召，实深感谢，惟因时间匆促，只能略说几句，以报厚意。自从西方学说及种种科学传到中国后，中国旧学说日渐陵替。殊不知中国学说，向来注重根本，西方学说则以应用为主。故余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无论中外，头上只戴一天，脚下只履一地。虽分东、西、南、北、中五方，分配金、木、水、火、土五行，究其所以，东方属木，西方属金，但东方未必五金，西方未必无木。南方属火。北方属水，而南方多大海，北方多平原。若照五行看来，多相背反。其实是元气配合，不是地形配合。无论人与物，均生于气，有气则生，无气则死。由此看来，学业亦以有形无形之气为本。现在新学本由欧西各国青年教会输入。所谓德育、智育、体育，以为是中国向来所无。所以各学校有体育一门，只讲用力不讲养气；智育一门，只以科学代之；德育一门，只以修身代之，所获者已浅。讵知此三者，《中庸》上已详言之，智、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是为造诣成功之人说法。西方三育，是为造就初步人说法。即如智育，《大学》上是格物致知篇，较之科学更深。朱夫子修订《大学》时，疑此篇失传，其实仍旧存在。如：“之其所亲爱而辟焉；之其所贱恶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傲惰而辟焉”章，即是格物致知。因天地间万事万物，格不胜格，知不胜知，只呆就其性情而格之、而知之。如讲亲爱，首在父母妻子。即在家中一种应用的器物，亦不肯故损坏，即是亲爱。一云贱恶，凡鸟兽有害于人，或匪类等，扰害地方，以及毒木毒药等类，当然贱恶。一言车费敬，如父母长上师尊、地方长官，以及无形中之天地鬼神，均当畏敬。一言哀矜，如阴陟文云：戒杀放生，以及昆虫草木，俱不可伤。即乞丐茕独，无所告之人，均当哀矜，至于傲惰，如家庭中之奴仆差役，并用不着客气。至犬马虽有功于人，对之亦然。此篇包括格物致知甚详。故我讲物质科学，此层断不可废。要按孔子之言做到，乃可谓之智育。又如早眠早起，运动体操等项，西方谓之体育，岂知中国古代凡士子春夏舞羽自龠，秋冬舞干戈，名为文舞武舞，此系体育初功，不能维持永久。若体育根本，则在精气神之保养。故古礼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盖节欲实以延年。《论语》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西人体育未得此奥义。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但壮年人，动辄好勇斗狠，伤及性命，殊与体育有背。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凡人当衰老之年，多有为子孙计划财产，费尽心力而戕其生者不少，亦与体育有碍。即或三戒全做到，还不算完备。所谓勇者，非如匹夫之勇，只恃血气，须要宅心正大，坚忍不拔，怯于私斗，勇于公战。如孔子膂力千钧，而气度雍容；关帝勇慑千军，而举止温文尔雅，此之谓大勇。德育之为仁字，初级须有义以裁制之，否则，恐涉于兼爱。今之讲德育者，大半仿效西人，西人之德育，到处设立慈善机关，用意良佳，固不可缺。若问其办理慈善之人，及其家庭内容，则黑暗已极，甚至其父母为乞丐：而不知孝养。舍本逐末，贤者不为。故孔孟讲仁字，先从亲亲上说起，由父母、兄弟、夫妇、亲戚、推至邻里、乡亲、朋友，故日“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信能如此，社会上方能实受其福，故谓孔孟之言仁，比较欧西之言德，完备得多。
总而言之，不分各界，无论何人，都要研究忠孝二字，军界人对亲能尽孝，对国必能尽忠。各界亦是如此。妇女对孝字外，贞节二字，更当注重，对于父母孝，对于翁姑尤当如此。根本认清，再学各种职业，才有根本。临行匆促，姑且止此，至于说的对与不对，还请原谅。
二十年秋在成都吴氏宗祠欢迎会讲演词
我吴氏族系之来源，是始于姬周泰伯之后。本有家法，世世可以则效。孔子云“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因太王爱孙名昌者，欲传位于少子季历。太王虽有是意，尚未明言，而泰伯能曲全父意，借采药以游荆蛮，让国与季历，后以代商而有天下。假如当时不传季历，又何有文王、武王之圣圣相传，且有太姜、太任、太姒、夷姜为内助，以母仪天下。而泰伯游吴(今江苏一带之地区)，吴人为之兴起。亦奉行王化，尊泰伯为君。后阉闾不体让德，而刺五僚，二世即亡。延陵季札，能体让德，国人颂之。后世延陵之族，布满全国，均泰伯让国，遗留之好果也。《中庸》云“故大德者，必受命”，受命云者，不必贵为天子，即后繁昌，子孙贤良，亦是受命。按吴氏让德家法，果能恪守无违，即不必外求也。至圣贤之书，更当多读。读书可以明理，可以致用。宗族中应注意提倡之事至多，总不过富与教两字。权其轻重，必不得已而去，宁可不富，不可无教。教之道，首重在孝双亲，因双亲就是我们一小天地，天地就是我们一大父母，故孝为行之原。推溯而上之，须奉祖先以报本，礼神明以达诚，敬天地以报恩。其步骤《觉世经》言之綦详。由孝双亲向下推之，第一为守王法，(法律)希望吴氏子孙，对于国法幸勿轻犯，犯则终凶。次即重师尊。师尊虽未列入五伦，然而人非师不能成五伦中之完人。次即爱兄弟，因兄弟同气连枝，是一家骨肉，即不幸父母弃世，亦不可因财产小故，而兄弟阋墙，务宜彼此忍让以完骨肉。次信朋友，因朋友亦在五伦之内，交际往来，礼不可废，必须以诚相感，万不可用手段。次睦宗族，宗族中贫富不等，故应本慈善心肠，于贫者尽力周济。遇有幼稚子弟，无力求学者，宜设法成全之。贫家不能谋生者，宜量力资助之。妇女中有孀居守节者，宜从中奖慰之，保全之。次和乡邻，古语远亲不如近邻，因近邻有守望相助之义，万不可偶因小利或细故，而生口角冲突。宁吃亏退让一步，万不可争意气，以找面子而有所得罪。次别夫妇，夫妇为万化之源，人道之主。乃民国以来，群慕解放，平等自由恋爱。溯以往，察现在，思将来，不寒而怵。按诸事实，其去禽兽几希？吾人应恪守家法，虽泰伯世家之妇德，远不可考，然而周之太姜、太任，后妃夷姜，都称贤惠，相夫教子，美德昭垂，尚足矜式。次即教子孙，前清科举时代，一般人虽教子学习文章，尚知奉行礼教。降及民国，被科学物质艺术之眩染，争尚奢逸，是虽未可厚非，不能偏废，究非为教之本。孟子曰：“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子孙能在家尽孝，推而在社会、在国家必可尽忠。断不致好货财、私妻子贻祖宗羞。弟道，即敬兄长长。能敬兄长长，则处朋友亦必有信，即在官位，亦决无同僚不睦情事。至于女子教育中之文学、工艺、烹饪诸科，固不可缺，但于女子根本教育之节孝，从未顾及。女子不惟孝顺娘家父母，对于翁姑更当同一孝顺。盖女子出嫁时，虽携有父母陪嫁之妆奁，为数无几，而终须享受婆家财产，安可不孝？既能孝矣，尚未可谓之完人，贞节两字尤关重要。倘若不幸而失节，辱及双方三代，不独贻娘家、婆家之羞，将来死后，其鬼魂不得人双方祖茔、祖庙，且有极惨之阴律以裁制之。以上所说，拉杂无序，倘能逐一实行，世代罔替，永远奉为家训，吴家后世，断无不昌大之理。愿与宗人共勉之。
二十一年春在北京检阅师大附中学生军训话
诸君操法甚为纯熟，大致尚不甚差，至于小节目，随时改正遵照操典之规定，即能合手法度。如腿宜抬平，落下须慢，不可过于用力，以免震动脑筋。目宜向前平视，不可过低，低则主扰；不可过仰，仰则主傲；不可左右乱视，乱视则奸，总以向前平视为宜。至于眼镜，平时可用，战时则殊为危险。近来各界多组织义勇军，一致作对外之准备，名实俱好。但军人应遵守四守、四戒条，方可有为。所谓四守者，即忠孝节义四事。现在国难当前，吾人不应再做萧墙之争，应捐除权利之私见，共赴国难，苟不能如此，是谓不忠。敌来应努力抵抗，须知祖宗遗留山河，即先人之产业，亦即民族存亡之国土，不可丝毫与人，否则即为不孝。对于敌人须全国军人共同抵抗，万不可坐视他人之死守疆土，而我不参加作战，否则即有不节不义。所谓四戒者，即酒色才气四项。如终日沉浸于杯中物，酒食征逐，必致乱性伤身；如倾倒于女色，终日花天酒地，甚至灭绝后嗣，既不孝而且败德；倘贪财忘义，利欲熏心，必致神智昏迷，日躺安逸；倘遇事生气，不惟有伤心身，必致勇于私利，而怯于公战。犯此四戒，非仅大事业不能成就，即微末之事，亦必失败。果能遵守此四守四戒，精神一到，则无论何事均可成功。从前关壮缪以五百校刀手，破操兵三十万，岳武穆以八百背嵬军，破金兵六十万，可见兵贵精而不在多。诸君倘能效法关岳，永远遵守四守四戒，联合全国各学校义勇军，人数岂只五百？一致对外，则东北东南之日军，不过十余万人，其势虽强，亦不足惧。愿与诸君共勉之。
二十一年春在北京平民大学讲演词
平民教育，始于春秋孔子。三代以前，政教一体，所谓作之师，作之君，一人而兼担两事，故无能轩轾也。彼时经礼三百，曲礼三千，无所不包，而周公所作之《礼记》，实无异于今日之宪法。春秋时，诸侯纷争，以为旧德有害于己，行之不便，始逐渐废去。故《孟子》曰：“诸侯恶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然去古无还，其乱尚未能如今日之甚也。孔子于时，鉴于王纲之废弛，乃力谋补救之法，杏坛设教，使树平民教育之模楷，以挽颓风，平民教育，实源于此。孔子之言教，以《易经》为根本，其作《春秋》以诛乱臣贼子者，是取法乎易经中之杂卦，明以向背之旨，喻以吉凶之变。赏善惩恶，福善祸淫，无不详示。此孟子所以有春秋作，而乱臣贼子惊一语也。又删《书》断自唐虞，乃取法乎易之上经乾坤二卦，证明古时是垂拱而治。《书》与《春秋》二者，实即古代之政治历史。惟《书经》为治世之史，《春秋》为乱世之史。删《诗》首“关雎”，是取法乎《易》之下经感恒二卦。咸，感也，恒，久也。少男少女之性情，易感而难长久，故孔子以“关雎”冠诗之首，注重在男女婚姻，必须恒久，风俗乃可以正。故文王后妃，婚姻一正，地方男女俱随之正，由是男正乎外，女正乎内，化行南国，有以革其****之俗，以创立八百年之基业。故《诗经》与《礼记》，为孔门授受之大经。《周礼》、《仪礼》，即为孔门之大法，一切办法，皆在其中。《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等，所赅甚广，无非探取五经中之精华，阐明心身性命之本旨。如能将此一书，融会贯通，则治乱之理，当能豁然。因其中于法律政治经济，无所不包也。当时孔子弟子三千人，能称贤者七十二人，称圣者四人，是证彼时礼教之隆盛，为后世所不及也。孔孟之后，列国君相，不能守《春秋》大法，遂演成战国之局势。管子首变周公之法，尊王攘夷，以成齐国之霸业，然于管子死去不久，而齐国又复衰败；其次变法者为商鞅，彼虽强秦，终以车裂而死；至于申韩之流，皆为一时法家，而本人结果，无一好者。再后为李斯，李斯变法以兴秦，而亡秦者亦李斯也。此皆因其不能遵守孔门礼教，所以至此。及于汉代叔孙通定朝仪，彼仅得孔门礼教之皮毛，而汉得以维持数百年；汉武帝又崇尚礼教，兴博士弟子员，故其后世难衰。而在后汉时，仍有昭烈及诸葛武侯之继起。汉以后至于五代废弃礼教，讲政法，祸乱相循，民不聊生。隋时有平民教育家，文中子，王通者出，声名籍甚，彼时隋文帝欲请其讲学，彼谓官学决办不好，欲重礼教，非平民教育不可。隋文即赞助其主张，保护其兴教，亦平民教育之先河也。当时从其学者，有杜如晦、房玄龄、李靖、魏征等。一时人才辈出，文武兼备，俱为唐代佐命之元勋。当时文中子认为官家无学，应办平民教育时，有人问杨素何如者，彼曰：“有政无教”。故其后隋炀帝而有弑父弑兄，妻****妹之行，天下因之大乱，皆无教之咎也。唐代既赖中文子所培养之人才，得以树其基业挽回世乱。今中国之乱，有甚于隋，挽救之策，是不能不希望于贵校今日受平民教育之青年也。顷见贵校课程表，关于政治法律等项完备，但根本之图，犹在孔孟之礼教中。孔孟之书虽多，归纳之不外四项：即三纲、五常、五伦、八德是也。此四项者，看似甚易，作去甚难。兹以一时不能备述，先言三纲以类其余。三纲者，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所谓君为臣纲者，在国元首，即为一国之君；在省省长，即为一省之君；在县县长，即为一县之君。以商店言，一店之掌柜的，即为此商店之君，以学校言，一校校长，即为学校之君。有其君，即有其臣，君正然后能正人。民国以来，元首数焉，然多不能正己，又无能正人，故祸乱相循，迄无已时。试举以明之：第一任元首为袁项城，彼清室之大臣也，揆之礼教，即篡位，虽不欲各省之乱，得乎？第二为徐东海，彼亦清室元老，当亦难以目正。第三为黎黄陂，彼清代微官，尚无大损，而私德方面，则不能无疵。第四为冯河间，彼以副总统资格，正总统被逼出走，而不迎回，子取而代之，岂得为正。夫正者，政之本也。必元首能正，始能正百官，以正万民；己不正，而欲正人，乌乎可？所谓父为子纲者，以父能正，而为其子之表率也。为人父者，无不有子，即人人皆愿其子之学好，如为父而愿其子之不嫖，则必须自己先不能接近娼妓；愿其子之不赌博，不吸烟，则必自身先能禁绝之，然后可以责其子。所谓夫为妻纲者，夫能不冶游，日后才能责其妻之守妇道也，于可类推。而知民国以来，所以祸乱相循者，其源皆在乎此，苟能明此三纲而行之，自可拨乱反正矣。如更于三纲之外，进而力行五常五伦八德，则更善矣。今日望诸位能以平民教育之基础，再将纲常名教扶起，则中国幸甚。
二十一年春在北京自治区讲演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