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学，一路阑珊着摇曳而来，拖着一道长长的空洞的身影，是“出发”得太匆忙，是“被出发”得太牵强，还是“出发”之后一路上太过寂寥，寂寥到不知有前后，寂寥到不知有冷热，寂寥到只剩下了不规则的心跳节律……且搁下即将发生在文化学身上的玄妙之事不提，它背后的故事已足以让我们赘述难尽，但毕竟它的角色也仅仅是承接者，非缔造者，因此，它的戏份需要精简勾勒，而其完整的进化轨迹务须有所呈现。
话说人类出现伊始，文化便伴生而来，人类学也随之找到了标本，只是，人类学（Anthropology）这个概念直到激流涌动的19世纪才被人们觉解出来。作为现代学术意义上的人类学，它以人类本体和人类所创造的文化为研究对象，包括了人类改造自然和改造自身的所有行为和成果，这着实是一个让我们可敬可畏的课题，也难怪浩浩荡荡几千年来没有谁敢发力触碰一下它。要承认这几千年里欧洲的一些历史学者比较善于运用追源式的观点，并且浅涉人类学的思想也确真出现在了他们的着作中，但是科学的人类学体系却始终没有就此横空出世，这种情况在我国沉甸甸的历史记忆中是类似的。而这也恰恰成了目前人们对于人类学产生时间存在分歧的主因，究竟应当将文字记录还是将科学体系或者科学研究作为人类学出现的标志？
尽管这个时间点仍待时间自己来裁决，抑或完全不必来裁决，但是有一个对我们来说不争的事实是，科学意义上的人类学是近代资本主义不断扩张和科学不断进步的产物。这其中有基于进化论的《社会人类学》，也有基于创造论的《宗教人类学》，而这些观点的背后都蕴藏着两个可以推理的原因：一个是文艺复兴运动之后西方人开始积极用理性思考问题的科学代替了中世纪占绝对主导的神学，另一个是他们的地理大发现导致他们对不同人种、不同文化的认识水平的提高，从而渐渐形成了对人类、对文化及其演化发展的思考，并最终诞生了人类学。
所谓人类学，在当时来说就是关于研究人类的科学，其研究对象主要分为人类的生理特征和文化特征两个方面，并由此发展出了体质人类学、考古人类学、应用人类学、文化人类学等诸多不同学科。
体质人类学（PhysicalAnthropology），也可以被唤作自然人类学，它是人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门研究人类群体体质特征及其形成发展规律的科学。它着重探寻人类的体质结构和人类与其他动物的系属关系，特别是研究人类自身的起源、进化、分布与发展，以期重建人类的演化史；此外，它还研究人种的形成以及现代人种、种族、民族的体质特征、类型及其变化等内容。对于繁冗悠长的人类演化史来说，体质人类学与其关系密不可分，人体的形态学、解剖学、生理学、生态学、测量学……所有这些研究领域全部都涵盖在体质人类学的范畴之内。
文化人类学（CulturalAnthropology）与体质人类学不同，虽然也是人类学的主要分支，但它主要关注的是人类创造的并由社会传承下来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科学技术、法律、习惯、道德、宗教、艺术等内容。简而言之，它是以与人相关的所有对象和人类创造的文化作为研究对象的，谓之当代人类学中最具影响的学科并不为过。正是由于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内容极其庞杂，因而它在学术发展中也产生出了许多脉的分支学科，诸如社会学、宗教学、民族学、语言学、史前学、考古学、神话学、民俗学、艺术学、工艺学等等。随着这些学科自身的延伸发展，目前其中有些学科已经脱离开文化人类学而自成体系成为独立门户了，包括语言学、宗教学、艺术学等，同时还有些学科则另辟蹊径游离于文化人类学之外，比如神话学、民俗学、工艺学等。
追述文化人类学的科学发展史，要从19世纪下半叶的欧洲说起，但是，文化人类学的相关思想则可以上溯到古希腊时期，被誉为“历史之父”的希罗多德（Herodotus）正是在今天的文化人类学意义上撰写了大量的人类学着作。当严格意义上的人类学产生之后，人类学家们在研究人类学过程中开启了他们亟待攻关的内容，那就是对人类的文化演进以及它与人类体质的关系等问题的探讨。值得一提的是1863年英国创立了伦敦人类学会，随后1879年美国也创立了华盛顿人类学会，在这之前或之中，关于人类学的研究就已经包含了文化研究的内容。等到1901年的时候，美国首先把专门研究文化的人类学称为“文化人类学”，于是文化人类学才真正从人类学中分离出来，并与体质人类学并驾成为人类学的两根支柱。而此时，文化人类学的核心任务也被随之定义在了解释人类群体文化行为的相同之处和相异之处，描述不同文化的特征和稳定、变化、发展的不同过程。
自从文化人类学的科学大门正式敞开，人们逐渐意识到并开始认真反思一些更为接近人类生存和发展真谛的话题─“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自己心理上的关系”，而这或可也预示着文化学的概念不久之后将会跳进我们的眼帘。在19世纪末，文化人类学已经把文化的研究作为自己学科的使命所在，且承担着开创文化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论的建设工作。到了20世纪中叶，学者们开始针对所谓的文化学与他们潜心研究的文化人类学的本质进行争论，声音虽然是不一致的，但是无可指摘的是在研究内容等方面它们确实存在差异：文化人类学是通过人类所创造的文化去研究人类本身，而文化学则是通过文化现象来探讨文化的起源、演变、传播、结构、功能、本质、文化的共性与个性、特殊规律与一般规律等问题。
于是，文化学（Culturology）终于名正言顺地走上了我们的历史舞台，只是我们不得不说，文化学的形成、发展与人类学的发展是休戚相关的，即便我们今天有底气说文化学的学科体系和研究已经相对成熟，但任谁也不能否认文化学是人类学的承接者。就拿人类学所取得的研究成果来说，它们都是文化学能够进行深层研究和发展的依据和动力，其原因在于文化的发展或演化总是与人类社会整体或个体的所有存在形态的发展与进化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再进一步说，文化人类学若是人类学发展演化的产物，那么文化学就是文化人类学继续发展演化的产物。从德国学者皮格亨于1838年首次提出“文化科学”一词、主张进行文化研究、建立专门的学科起，文化学便不离人类学或文化人类学的左右。因此，从演变序列上来看我们可以给出这样的发展序列：人类学，到文化人类学，再到文化学。
一百多年前，文化学就这样踽踽独行羸弱地出发了，与其说出发了不如说它终于从黑漆漆的巷道爬到了一处阳光渗过的岩壁。那缕阳光就像是泰勒第一次给文化下的定义，起码让我们看到了一点勇气和可能，而那块岩壁则是时空埋下的一道屏障，就像文化学始终都无法穿越的学术黑洞，任个中思想轮番敲打它都纹丝不动。
从相对的匀速到加速度的出现，再到始终难以实现穿越的加速度，诚然人类在这百年间的文化创造跨入了新的时期，但同样文化学的研究也遭遇到了更多难以预知的变化，在其内部也分支出了不同的思想派系，于是注定文化学背负起了更多的故事，此时新的故事也正在某个角落里静候着它，直到它侧过身去……
称得上现代意义的文化学学科兴起于20世纪50年代，最早从事现代文化学理论体系研究的美国人克罗伯(AlfredKroeber)看来，文化是一种体系构架，包括人类外显和内隐的行为模式，而文化本身的内核是价值观念。他还认为，“一切文化都是由其原型文化所决定的，人类的创造性行为无不受给定文化系统的影响和制约”，这就是他提出的“文化决定论”。在此基础上，美国另一位学者怀特（LeslieWhite）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更多文化学的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他把文化看作是一种特殊的、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并将之视为一个完整的体系，这一体系包含了工艺、社会和意识形态三个子体系。与此同时，他还倡导人们研究文化的普遍性进化，探索人类社会为满足其多种功能而产生多种行为规范的演化过程。而从文化学建设角度来说更为重要的是，怀特从科学发展史和科学方法论的角度提出并论证了关于创立一门文化科学的整体构想，从而为现代文化学的成长提供了理论条件，因此他被人们尊为“文化学之父”。
时至上世纪70年代，由于前苏联学者对文化学研究所投入的巨大热情，文化学终于得以成为一门世界性显学。在此间文化学的发展史上，不可不提的就是学科内的各个研究派别，虽然难以掩盖它们各自的偏激以及共同的狭隘，不过既然它们存在过抑或存在着，那么它们可取的价值就不妨一取，以让我们能够一览文化学发展史的全景。
进化学派的核心理论是“文化进化论”，他们试图用进化论的观点来阐释人类的文化起源和发展。然而，他们的研究范畴仅仅局限在宗教信仰及其起源和发展，以及婚姻家庭的历史和发展，并且他们习惯于把事物的联系弱化，把事情本身简单化、绝对化、普遍化、规律化，而这明显是与复杂的事实相悖的。
传播学派的理论应用主要体现在物质文化或习得行为从一个起源地的社会组织形态经由各种方式散播到其他社会组织形态。他们认为传播是历史发展进程的主要内容，全部的人类文化归根结底都是文化传播与借用的历史。这种认为人类只有一个源头的极端论断无疑不符合文化多样性存在的事实。
在历史学派看来，唯有具体的和经验的东西才是历史的、可靠的，而任何抽象的和理论的东西都是非历史的、不可靠的。他们认为彼此相同的现象可能有根本不同的来源和根本不同的作用，不是任何相同性都说明了历史联系和传播借用。此外，他们还主张文化学的一般任务是研究社会生活现象的总和，并由此来构拟人类文化以及各个民族社会的文明史。
功能学派认为任何一种文化现象，不论是抽象的社会现象（如风俗习惯）还是具体的特质现象（如生产工具）都有满足人类实际生活需要的特定功能。它们中的每一个现象与其他现象都互相关联，互相作用，且都是整体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各文化要素功能间的相互作用决定了文化的性质、存在与发展机制。
文化心理学派的观点是，人们的心理决定着人们的文化和社会状况，决定着民族的先进与落后、优秀与卑劣。他们认为，只有心理素质完善、优越的民族才可能创造并拥有高级的文化，而心理素质不完善不优越的民族则只能创造和拥有低级的文化，当今世界性危机的根源则在于存在着不同的文化模式。
新进化学派在文化普遍性上的研究集中在：文化的主要特征是符号；文化进化的标志是人类获取能量的增长；科技发展是整个文化进化的基础；文化决定发明和革新等。而在文化的多线进化理论上，他们认为进化只是文化变迁的一种形式，各个民族的文化都是沿着各自不同的路线平行发展的，在它们之间不存在共同的规律可循。
在结构主义学派眼里，文化是一个系统，文化学的研究就是对系统之间诸要素的分析，因此结构主义的中心课题就是从混乱的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中找出其结构关系。这种结构不是指实际存在的社会关系，而是指隐藏在实际社会关系背后的深层无意识结构。
文化学族谱凿实看得出一个支系庞丛的大宗室，简单地列举几支脉络已经略显缠错，也难怪如许这些夷人在面对他们海外殖民以及他们自己国内政治、经济、社会等发展需要的时候，是多么的愿望迫切，又是多么的不知所措，于是便声嘶力竭地拖拽着这一学科看似迅猛地发展，还产生了这许多纷杂的观点和方法。只可惜，他们相互验证的是自己封闭体系内的是非优劣，是相对过去时凝固状态下的现在诉求，这显然看上去尚且不是一个出得了厅堂的和谐学科，也显然它只刨出了整个故事的一半。
我国在进入上世纪80年代后，随着经济建设发展与改革开放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随着政治、经济、社会甚至文化学者对中国近现代史中的相对落后现象和事实体会得越来越真切，人们开始对中国文化、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文化之间相互渗透与交流影响、文化的先进与后进问题、文化与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关系问题等进行全方位的探讨、研究和反思，并促成了我们关注文化、挖掘文化、研究文化、寻找文化、践行文化的态度和行动。当然，我们依旧要承认我们对文化的科学认知仍然赶不上西方的步伐，但是我们也在辗转思考，所谓的科学的态度对于文化学研究来说是独一的条件吗？我们可以确信的是只有科学的态度将注定的是文化学斋旅很清苦，很迷离，很失助，很寡欢。假如我们能够兼用另一种态度，跳到未来看现在的文化处境，站定现在看未来的文化愿景，或许同样的一条路走起来的感觉会截然不同。该回想的回想，该借用的借用，该抛弃的抛弃，该引动的引动，文化学要想穿过岩壁，还需要自己以外的一些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