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文化的身世
“文化”，这个足以穿越时空的词汇，不是舶来品，亦并非被我们强拉硬拽到一起的产物。追至西汉刘向《说苑指武》：“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又有晋代束皙《文选补之诗》：“文化内辑，武功外悠。”对仗看来，当时的“文化”或与天造地设的自然对举，或与无教化的“质朴”、“野蛮”对举，推至其本义便是“以文教化”。放到那样个历史发展需求的情境下，它侧重表示了对人类的性情的陶冶，品德的教养，主属精神层面的价值导向。
再向前溯至“文”“化”分用的年代，《易系辞下》载：“物相杂，故曰文。”《礼记乐记》称：“五色成文而不乱。”正如《说文解字》所述：“文，错画也，象交叉”。换言之，“文”可查证的的始义为各色交错的纹理，当然它此后陆续又演化出了各种引申义，诸如包括语言文字在内的各种象征符号，具体化为文物典籍、礼乐制度等，抑或是由伦理之说导出彩画、装饰、人为修养之义，与“质”、“实”对称，其后在前两层含义基础上，更导出了美、善、德行之义，这便是《礼记乐记》所谓“礼减两进，以进为文”，郑玄注《礼记》所谓“文，犹美也，善也”，《尚书大禹谟》所谓“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
不得不承认，“文”的出现有通假之嫌，但也正是由于它“真实存在”的物质属性，“错综复杂”的信息属性，以及“无限增值”的引申空间，决定了它始终难以被人类估断的角色和未来，甚至如实地记录下它的成长轨迹都并非在我们的能力范畴以内。
“化”相对没有那么多前赴后继的身世故事，而事实上这也许是因为它本身就是所有故事情节的助推器。大略地看去，《庄子逍遥游》：“化而为鸟，其名曰鹏。”《易系辞下》：“男女构精，万物化生。”《黄帝内经素问》：“化不可代，时不可违。”《礼记中庸》：“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化”的本意毋庸置疑，就是事物形态或性质的改变、生成或造化，引申为教行迁善之义也无非是设定了一个情境主体而已。
如此来看，“文”与“化”的结合俨然就是“礼”与“易”编织而成的一张地图，它描绘了人类在本性的驱使下生存发展逐步演进的景象与轨迹，正像战国末年《易贲卦彖传》所载：“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随着时间的流变和空间的差异，现如今“文化”两个字几乎可以被供上神坛，因为其概念实在太浩渺，内涵实在太丰富，维度实在太发散，外延实在太宽广，“诸子百家”的口舌之争着实无法达成共识，即便是在“荷枪实弹”的斗法中决出了高下，亦无法促成所谓的正解。因为谁都清楚谁的正确，而谁又都明白谁只是沧海一粟的正确，唯一不可辩驳的似乎只剩下了“文化”价值的不断跟进，而这正是我们需要为之告白和澄清的东西。
诚然“文化”像我们的影子一样时而招摇，时而婉约，但这与“天道”有关，与“文化”的个性—“人道”无关。“文化”作为人类社会的真实存在，具有与人类本身同样悠长的历史。人类从“茹毛饮血，茫然于人道”（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二十）的“植立之兽”（《思问录外篇》）演化而来，逐步形成了与“天道”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人道”，这便是“文化”的创造过程。在“文化”的创造与发展中，主体是人，客体是自然，而“文化”便是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在实践中的对立统一产物。这里的“自然”，不仅指存在于人身之外并与之相对立的外在自然界，也指代人类的本能、人类的身体的各种物质属性等自然性。“文化”的出发点是从事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活动，进而也改造自身，即实践着的人。人创造了“文化”，同样“文化”也改造了人。举例言之：一块天然的岩石不具备“文化”意蕴，但经过人工打磨，便注入了人的价值理念和劳动技能，从而进入了“文化”范畴。因此，“文化”的实质性含义是“人化”或“人类化”，是人类主体通过社会实践活动，适应、利用并改造自然界客体而逐步实现自身价值理念的过程。这一过程的价值成果体现，既反映在自然面貌、形态、功能的不断改观，更反映在人类个体与群体认知与实践能力的不断提高和完善。由此可见，凡是超越本能的、人类有意识地作用于自然界和社会的一切活动及其价值结果，都属于“文化”；或者说，“自然的人化”即是“文化”。
长久以来，我们对“文化”的认知与实践之所以总会出现分歧抑或误解，需要归因于“文化”内涵与外延的差异性，更要归因于时空的相对性，于是对应时空的宏观面与微观面，“文化”有了广义与狭义之分。其中广义“文化”着眼于人类与社会和自然的本质区别，着眼于人类卓立于自然的独特生存方式，其涵盖与辐射面相对广泛，正如梁启超在《什么是文化》中称，“文化者，人类心能所开释出来之有价值的共业也”，所谓“共业”包含了众多领域，诸如认识维度的（语言、哲学、科学、教育等）、伦理维度的（道德、法律、宗教、信仰等）、社会维度的（制度、组织、风俗习惯等）、艺术维度的（文学、美术、音乐、舞蹈、戏剧等）、技术维度的（生产工具、日用器皿及其制造技术等）等等。广义的“文化”从人之所以为人的意义上立论，认为正是“文化”的出现“将动物的人变为了创造的人、组织的人、思想的人、沟通的人、计划的人、执行的人”，因而将人类社会生存发展的全部内容统统摄入“文化”的定义域。
概念上与广义“文化”相对的是狭义“文化”，而事实上狭义“文化”更像是广义“文化”的核心层子集。它并不收纳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物质创造活动及其价值结果的部分，而是专注于精神创造活动及其价值结果。1871年英国人泰勒（EdwardTylor）在《原始文化》（PrimitiveCulture）一书中提出，“文化”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乃至任何一名作为社会成员的人类所获得的能力和习惯的复杂整体”。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在汉语言系统中，“文化”出现的始义是“以文教化”，亦属于狭义“文化”范畴。20世纪40年代初，******在论及新民主主义文化时说：“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此间的“文化”也属狭义文化。
身世和价值的意义微露锋芒，广义和狭义的定位不假私情，那么处在时下的我们到底应当如何理解并践行所谓的“文化”呢？又或许，我们在谈及理解和践行之前还需要从更多的角度去审视一下如此多娇的“文化”呢？既然时空让“文化”牵着我们走到了此时此地，那么我们不如就此成全了“文化”，也成全了自己，就让它深植进自己的身体最深处，然后由它带我们走进它的原生世界。
（第二节）文化染色体
后天的成长固然重要，天生的那些弄人基因同样不能错过，这对于谁来说都一样，更何况人弄的文化乎！文化是人类基于自身多维度需要而创造出来的一种主动适应时空环境的生存方式，一经面世，它就必然地以其特别而固有的方式存在，并以其特别而固有的规律发展演变着。就在这个漫长的人类社会历史变迁进程中，文化的基因属性在各种作用下逐渐形成了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价值功能等等，进而使人类的存在与其他时空生命体区别了开来。下面，我们不妨从文化的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和个体属性来揭示出人类文化归属于时空的裸露而不失神秘的胎记。
一、文化的自然属性
文化的自然属性其实就是对人类文化来源、介质与归处，即过程性实质的定性，它可以简要地从以下三个角度来得到说明。
第一，自然生态环境是人类文化生成的必要条件。我们都知道，我们所在的自然生态环境不仅给人类的文化生成提供了直接的物质对象，也给人类的文化发展提供了一个足够广阔的空间，同时更将人类文化行为纳入了时空生态能量循环系统当中。人类所处的世界，我们可以清晰地认知其中的生态系统无时无刻不在因能量的交换、循环以及内部的相互协调而处于一个相对的衡动状态，各种不同的生命存在形式相互依存，相互作用。作为自然生态系统中的一员，人类必须从其中获取生命存在所需的能量，倘若离开了这个自然环境中各种有机物与无机物的能量交换，人类存在的可能与意义便无从谈起，人类文化的创造更是子虚乌有。正是由于在长期的自然进化过程中，为了维持生态系统的有序存在，生态系统内部的各元素之间才建立起了某种相互协调、相互补偿的衡动机制，于是也才有了人类生命的真实存在和稳定延续，但是，这种平衡动态并不是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它是属于时空的客观规律。因此，具备了一定知行能力的人类尽管说在自然生态系统中正居于某个相对特别的位置，但其文化的生成并非随心所欲，它必然要受到生态系统衡动规则的影响和制约。也就是说，人类的文化生成活动一旦忽略或者藐视这种客观规则，一味片面强调改造自然和征服自然，那么结果只有一个，就是破坏生态平衡的动态持续，遭到自然的无情报复，给人类自身招来毁灭性的灾难。
第二，人类的生物本能属性是文化生成的基础。人类存在于自然生物界，同样来自于自然生物界，而人类的各种能力更是其生物本能属性所赋予的。就目前我们的生物学认知来说，人类生命个体的最基本单位是细胞，不断分裂繁衍的细胞按照不同的原理结成不同的组织，不同的组织又形成不同的器官，其中功能相同的器官结成系统，最终再由各个系统整合而成具有感知能力和行为能力的人类生命机体。显然，从时空生命体质结构而言，人类只不过是自然生物界中一个有血有肉、有思有想的特别种群。人类在文化生成过程中，既依赖自身特别的身体机能所发挥的主体创造性，同时又在一定程度上受血肉之躯的自然属性所局限，换言之，文化的生成在很大程度上还不得不考虑满足人类的自然需求。因此，文化主体的自然属性始终不能被忽略。
第三，文化的生成过程就是人类与自身内外部自然相互作用的过程。人类伊始，由于不甘于永受自然的摆布，人类开始尝试自制生产工具，同时相互之间结成了一定的社会关系，通过群体协作的方式从自然界获得日益充实的满足衣食住行需要的物态文化。而且，人类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又逐步形成了相应的社会制度、行为文化、以及相对抽象的精神文化，从而满足了人类的社会需要和精神需要。对于日臻提高需求层级的现代人类来说，在文化生成过程中既肩负着改造自然环境这一外在的自然时空重任，与此同时也承担着完善自身机能、突破自身生物本能属性这一改造内在自然时空的工作。实践证明，人类改造自然、创造文化的过程正是不断超越人类自身生物本能属性的过程，人类的起源即文化的起源，人类的文化即人化自然和人化自我的产物，而人类的自然属性还将随着文化实践的深入而不断深化。
通过对文化自然属性的解析，我们会得到一些更进一步的感知和启示。首先，人类文化创造应当以自然时空为对象，同时也要受到自然环境状况以及生态系统运行规则的影响和制约；其次，在人类文化创造过程中，文化主体的自然属性始终要以自身特有的形式参与其中；最后，人类既然被自然赋予了可以有意识、有目的地顺应自然、发掘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那么人类就有责任去努力摆正自身在顺应与改造自然之间那个和谐统一的位置。
二、文化的社会属性
文化的社会属性其实就是对人类文化的关系体实质的定性，它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理解。
第一，任何一种文化创造活动都会表现出一种关系性群体的社会实践活动。对于从事社会实践的文化主体来说，并非单个人类生命个体，而是由个体成员按照一定的社会关系结成的社会群体。文化的创造形式、文化的服务对象、文化的传承方式等也都离不开人类社会群体关系。换句话说，在人类文化整个的发生、发展、演变等各个阶段、各个环节当中，全部都离不开群体关系的力量。事实表明，文化的起源和开端有赖于群体关系的共同作用，文化的传承和累积也要依靠群体关系的共同努力，而文化的创新和发展更需要依靠群体关系的共同穿越。
第二，人类个体文化创造性的发挥总是建立在群体关系智能的基础之上的。任何人类个体的文化成就只能是对以往群体关系智能的总结和超越，更进一步说，任何离群索居的人类生命个体只能称之为自然人，而非社会人，更谈不上有实质性的文化创造力。我们都清楚，人类个体一出生就会被不知情地覆盖上一张无形的社会文化网，他必须经过漫长的社会属性的文化塑造才能由一个自然人蜕变成一个社会人。在社会化过程中，人类个体所在社会的生活方式、语言风俗习惯、社会伦理道德乃至深层的价值观念等具有社会属性的文化将被潜移默化地渗入其个人内心。而经过了社会化洗礼的人类个体，其所作所为也必须接受社会关系规范的约束，而不能够妄自为所欲为。也就是说，任何人类社会关系中的成员，无论其个体意识有多么强烈，其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等也必然要受到周围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和制约，其中也包括他的个体生活方式、文化行为、文化产品等等关于文化创造的选择。
第三，人类文化阶级性的生成以及文化的累积和进步与社会关系的发展相匹配。阶级的概念只有在社会关系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才可能出现，通常情况下，当大量的剩余劳动产品与社会分工产生时，资源的不均等分配就会出现，继而导致阶级和权力的产生，这也是国家等人类社会组织形态的形成原因。随着阶级概念认知与实践的深入，社会关系的文化结构也会日趋复杂。在阶级社会里，由于社会分工快速发展，物质生产技术专业化迅速提高，同时还催生出了专业的文化阶层和文化教育机构。此外，阶级社会为保证国家机器的运转，还会相应建立完整的国家制度和组织。可见，正是随着文化阶级性的产生，人类文化在不平等制度下才得以快速积累，并沿着某种时代变迁路径，从简单到复杂、从单向到多向地发展演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