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11年12月26日，曾国藩出生于湖南长沙府湘乡县一个叫白杨坪的偏僻山村里，最初，曾国藩的名字叫曾子城。曾国藩的祖父曾玉屏是当地一个拥有一百多亩土地的小地主，而他的父亲曾麟书则是一个落寞的文弱书生。一直到四十三岁那一年，乡下的教书先生曾麟书才考取了秀才，仅比他的儿子曾国藩早一年得到这个名分。关于曾国藩的出生，后来曾有一些匪夷所思的传说。传说更像是后人的附会，这样的传说，在很多大人物的家乡都有类似流传，极富民间文化的色彩一据说，曾国藩出生的当天晚上，曾祖父曾竟希正好卧病在床，恍惚之中，曾竟希看见一条飞蟒自空而降，先是在院落里盘旋，然后在院子里蹲伏下来。这一切就像一个梦！曾竟希惊醒之时，曾国藩呱呱坠地一这是曾麟书的第二个孩子，在曾国藩之前，还有一个姐姐。蹊跷之事还有，曾国藩出生当天，曾家屋后的空地上突然长出一根长苍藤，藤缠绕在附近的树上。不久，树死而藤日益繁茂。衰老不堪的曾竟希一口认定这根藤的形状与所梦之巨蟒十分相似，也就是说，曾国藩肯定是飞蟒投胎！这样的民间传说玄之又玄，姑妄听之。值得一提的是，曾国藩自三十岁开始，一生饱受牛皮癣之苦，常常在发病之时，奇痒难忍，每次睡觉起床，总能见到床榻上留有一层癣皮。在以后的日子里，尽管遍寻名医，曾国藩这种奇怪的皮肤病却一直无法治愈。曾国藩成为大人物之后，一些人有意无意地将他的癣疾跟传说联系起来，想印证曾国藩就是巨蟒投胎。什么是迷信？迷信就是把不相干的东西联系起来，就是风马牛不相及。
从七岁那一年起，曾国藩便在父亲曾麟书执教的私塾里读书。乡野的私塾生活一直是平静穷酸、朴实无华的。虽然一度顽劣非常，这个面色苍白、身体瘦弱的孩子对于读书做学问，却有一种天生的亲切感，并且对于那些佶屈聱牙的八股文章，表现出足够的耐心。一切非高妙的学习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种耐心比拼的过程。因为扎实和专注，曾国藩的学业比别人更为优秀。平时，曾国藩总是显得格外懂事，他按时完成先生布置的作业，无论是背诵还是作文，曾国藩都持之以恒。乡野中这种平静隐逸的生活，就像冬眠一样，持续了近二十年。二十年之后，曾国藩摇身一变成为一个有责任感和进取心的青年书生，并且，在骨子里，一直有着湖南人的执拗和坚韧。在曾国藩成长的过程中，祖父曾玉屏对其影响最大，曾玉屏是一个强悍之人，少年时曾是远近闻名的纨绔子弟，一直到成家之后，方才浪子回头，变得威严而有责任感。在曾国藩的印象里，祖父一直有着威仪的气度，言论雄伟而坚定，性格也相当倔强。相比之下，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一直文质彬彬，像个文弱的读书人。
二十岁那一年，曾国藩来到了衡阳，跟当时所有的读书人一样，必须为功名而拼搏了。曾国藩先后在衡阳唐氏私塾以及湘乡县涟滨书院求学。涟滨书院原名涟溪书院，是湘乡五大书院中最早建立的一个书院，书院建于宋代，明嘉靖末年被废，清乾隆年间复办时，改为涟滨书院，因居于涟水之阳而名。在山清水秀的书院里学习不到一年，曾国藩的学业有了很大长进。一切是出人意料地顺利，1833年，
二十三岁的曾国藩参加了县试，中了秀才；第二年，曾国藩又来到了湖南最高学府岳麓书院学习，师从书院山长欧阳厚均。欧阳厚均进士出身，曾任郎中、御史等职，四十二岁时因为照顾年高的母亲，回到湖南，主讲岳麓书院二十七年。在岳麓书院期间，曾国藩表现出的聪颖和苦学，深得欧阳山长的喜爱。欧阳山长告诉曾国藩，伟大的朱熹和周濂溪在此留下了良好的学风，作为士人，你们的学习是为了延续儒学的“圣脉”，并且经世致用。一个雨后初晴的日子里，曾国藩与几个同学一同登上了岳麓山，山色苍翠，空气清新而甘洌，抬眼望去，三湘大地尽在眼前。山顶之上，曾国藩尽享清新混元之气，仿佛在冥冥中触摸到无穷无尽的远大前程。一个二十多岁的湖南青年就这样蓄势待发。不久，他参加了最捉摸不定的乡试，考取了第三十六名举人。这一年本科乡试的题目有三道：首题是“疑思问，忿思维，见得思义”，次题是“武王缵太王、王季、文王之绪”，三题是“智譬则巧也，圣譬则力也，由射于百步之外也”，诗题赋得“剪得秋光人卷来”。面对这样的考题，曾国藩心如明镜，洋洋洒洒地阐述了自己的看法。荣登举人之后，曾国藩去京之前，祖父曾玉屏把曾国藩叫到身边，问他：
孙子，你读了书长大想做什么？
求做官。
为什么要做官？
当了官，就好养家糊口了。
说得对。
然后，曾玉屏的一席话让曾国藩终生不忘，这个不俗的乡下地主用一种过来人的智慧，语重心长地对曾国藩说：你的官是做不尽的，你的才是好的，但不可以傲，满招损，谦受益，你若不傲，就更好了。
1834年曾国藩来到天子脚下后，他耳边萦绕的，一直是这一段教导。在一个二十四岁的年轻人眼中，京城充满神奇和未知。这个颓败却不失气派的帝国政治和文化的中枢，有一碧如洗的蓝天和白云，有崔嵬的红墙以及气象万千的皇家园林，有谈吐文雅见识不凡的官员，以及无数从天南海北汇集的人才俊杰。一切都充满着期待。从跨进京城的第一天开始，曾国藩就在内心立下誓言，一定要竭尽全力跻身此列，以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在长沙郡馆，曾国藩住了下来，虽然11月的北京天气异常寒冷，但对于二十四岁的曾国藩来说，内心中却因为有着这样的志向，燃烧起熊熊火焰。
1835年顺天会试的考题很不对曾国藩的胃口，曾国藩云里雾里地阐述了一番观点之后，出考场时神情颓然。当年，因为皇太后六十大寿，朝廷决定例加恩科一次，这样，就还有第二次机会。曾国藩决定会试后继续留京读书，准备接下来的恩科考试。第二年在北京的恩科考试，曾国藩同样名落孙山。对于踌躇满志的曾国藩来说，两次落第，无疑从头浇了两盆凉水。曾国藩觉得自己就如科举考试长鞭驱使下的一头无助的羔羊一样，而功名则如天边的火烧云一样遥远。此时，在京城住了两年的曾国藩在经济上也已山穷水尽。落第让曾国藩对景仰不已的京城失去了幻想，甚至，还暗暗滋生出怨恨和愤懑。当然，这个湖南青年更多的是他面对高大红墙的不屈。曾国藩的人生就是这样走到了一个隘口。对于此时的曾国藩来说！除了回到湖南！已别无他途。
落第的曾国藩只好带着满腹惆怅踏上了归程。由于心情不好，曾国藩顺着大运河一路游历。到了江苏境内，曾国藩想起老乡易卓梅正在睢宁县当知县，便去拜望。易卓梅见到了曾国藩，非常高兴。曾国藩从易卓梅处借了百两银子后，经清江、扬州，溯长江西上而归。过金陵时，曾国藩在夫子庙看到书肆里有一套《二十三史》，不由为之心动。一数囊中银两，如买书，回家的路费就不够了。曾国藩不由望洋兴叹，几欲离去，却又恋恋不舍。最后，曾国藩将自己所带的四季衣物全典当出去，这才背着重重的一套书回到了湖南老家。由于是借钱，回家后，曾国藩一直不好意思跟父亲说这件事。不久，曾麟书得知原委后，不仅没有责怪儿子，反而很高兴儿子的举动。曾国藩更受激励了，整日待在屋子里，足不出户，晨钟暮鼓，读遍诸子百家。
1837年，正在家读书的曾国藩听说附近的浏阳孔庙祭祀活动准备演奏古乐，这让他非常兴奋。对于周礼，曾国藩从小就有一种天生的亲近感，也非常喜爱和关注。于是，曾国藩专程赶赴浏阳，与当地举人贺以南一同到该庙考研古乐的源流。在浏阳，曾国藩听到了真正的古乐，那真是一种天籁之声，它传达的，是天地的浑然正气，以及人在天地间的一种沉着和浩然。曾国藩恍然明白音乐的涵义了：德、清、圆、匀、静，人力或可强为；而透、润、奇、古，则属于天定。这样的古乐，就是属于“天定”的范畴一一它们已不是简单地发泄日常的悲喜之心，娱人娱己，而是天、地、人精神沟通的一种工具。
对于古乐的溯源，让曾国藩内心充满了喜悦！就像洗过一个天然温泉浴一样！浑身上下有说不明白的舒爽。冥冥之中，曾国藩似乎也从古乐中获取了力量，好像突然一下子变得透彻了。从浏阳回来时经过长沙！曾国藩又通过正在省城应试的老朋友刘蓉的介绍！认识了后来的第一高参郭嵩焘，两人一见如故。当时，曾国藩二十六岁，刘蓉二十一岁，郭嵩焘只有十九岁。三个湖南年轻人意气风发！纵谈古今，指点江山。他们朝夕相处！一同登岳麓山，漫步橘子州，在湘江中流击水，时间长达一个多月。分手时！三个人疲惫而满足。自此，三人之间！开始了长达数十年的手足之情。
1838年，对于功名的追求，再次驱使曾国藩离开湖南，千里迢迢赶到京城。这一年顺天会试的主考官是大学士穆鄣阿，一个难得的满族大儒；副考官为朱士彦、吴文熔、廖鸿荃。也正是在这一年，曾国藩与穆鄣阿开始了他们的师生情谊。这一年本科会试的题目是皇帝亲自拟定的：首题“言必信！行必果”，次题“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三题“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诗题赋得“泉细寒声生夜壑”。曾国藩这一回提笔再也不觉得生涩了，他将他心里所想的，旁征博引，予以了表达。很快，结果下来了，曾国藩成绩虽然不算太好，只是以第三十八名中考，殿试又取三甲第四十二名，但毕竟人围了一一赐同进士出身。对于自己的成绩，心高气傲的曾国藩有点灰心丧气广同进士出身”，毕竟还不是真正的进士。接下来是由皇帝亲自主持的朝考，曾国藩信心不足，在朋友们的力劝之下，只好期期艾艾地参加了。朝考的作文是《顺性命之理论》，曾国藩略略思考之后，下笔如神，阐述了人在天地之中应取的态度，颇得精髓地论证了程朱理学的一些观点。这一次曾国藩发挥得异常出色，朝考得一等第三名。更好的事情还在后面一一道光皇帝亲自读了曾国藩的作文后，非常喜欢，将曾国藩提为一等第二名，改庶吉士，入翰林院检讨。从此，曾国藩开始了为期十二年的京官生活。
曾家世世代代，曾国藩第一个被点了翰林，这样的喜讯，让荷叶塘这个小小的山村轰动了。曾国藩回家之后，上门祝贺的人络绎不绝，曾家大摆宴席。曾国藩的祖父曾玉屏异常冷静，在招待亲朋好友的酒席散了之后，曾玉屏语重心长地嘱咐曾麟书广我们的家庭素以耕织为本，即使富贵了，也不能忘本。他虽然做了翰林，事业方长，我们家中衣食所用并不需要他关问，以免使他分心。”这一年，这位年轻的湖南进士正式将自己的名字改为国藩，以示要做国之藩篱，就是要成为国家的栋梁。
从1840年起，曾国藩一直在翰林院詹事府担任闲散的文职。在这段时间！曾国藩充分利用京城的便利，读书思考，广交师友。并且！利用朝廷安排的出差机会，游历了很多名山胜水：在长江，曾国藩游览了三峡，当船只直下江陵之时，曾国藩回味古人的咏叹，不由壮怀激越。读万卷书走万里路使得曾国藩周身通透，也养育了他的浩然之气。由于在京城一开始是单身，1841年夏天，对于生活一直不太讲究的曾国藩暑热难当，病倒在京城果子巷万顺客店。这时候，恰巧郭嵩焘来北京应试，见此情况，便与欧阳兆熊一起，悉心照顾曾国藩。郭嵩焘与欧阳兆熊还请来了吴廷栋为曾国藩治病，使曾国藩转危为安。重病之后不久，曾国藩将家眷以及自己的弟弟曾国潢、曾国荃和曾国华陆续带到身边，开始了平稳的京官生活。每天，曾国藩在处理公务、读书作文的同时，悉心辅导弟弟们读书，让他们励志走科举之路。
那段时间，正是鸦片战争爆发的日子。奇怪的是，当时的京城，并没有后来历史中描述得那样惶恐不安。看起来，所有的日子都跟过去一样，没有丝毫的变化。京城的一切，仍在按部就班有条不紊地运转。虽然曾国藩陆续听到了一些消息，得知英国兵陷定海，道光命大学士琦善前往广东查办；英吉利攻破沙角炮台，直逼虎门……但那时候，书生气十足的曾国藩并没有感到惊慌失措，与在京的所有官吏一样，曾国藩对于这场事件所具有的象征意义估计得并不充分，在他们看来，偌大的帝国经历得太多了，一些小小的外夷国家，就像泥淖里的泥鳅一样，也掀不起什么浪花来。曾国藩并没有意识到一个新的时代即将来临，他毕生忠诚和服务的帝国将因此土崩瓦解，而毕生所追求的文化传统也因此动摇。
鸦片战争进行得如火如荼之际，正是曾国藩研究宋明理学如痴如醉之时。1841年8月的一天，曾国藩来到了京城琉璃厂。在琉璃厂，曾国藩无事闲逛书摊。当他看到了一套全本的《朱子全书》时，心念大动。这个时候，三十岁的曾国藩巳然有了对天地人之间的疑问，也有了关于人生的初步感悟；那种对于世界的探秘意识也悄悄地潜入他的内心。曾国藩虽然一直熟读四书，对其中很多章节滚瓜烂熟，但那种方式的读书，都是为了应付科举考试，对于其中的奥义，却是生吞活剥一知半解。哲学从来就不是学习的，而是通过感悟悄悄地潜入的。这样的说法，适合每一个读书之人。程朱理学在很多方面涉及到对天地人的探寻，有着诸多哲学上的思辨，这些都让曾国藩很感兴趣。他很想了解宋明理学的精髓所在，也想真切探寻一下朱子的思想脉络：一个布衣书生如何释疑解惑，又是如何练就与天齐、与地同，凛凛不可撼的浩然之气呢？一一曾国藩赶忙掏出银两，将这套书买了回去。
因为这样的契机，让早期的曾国藩与程朱理学结下了不解之缘，曾国藩从此走上了一条自我观照的道路，生命的轨迹从此也与中国文化的主流思想真正连接上了。曾国藩花费了大量时间用来阅读、沉思、辩驳，就像一个信徒一样，专心地做他内心的功课。宋明理学的读书和处世方法，让曾国藩豁然开朗。尤其是朱熹学说中关于理的客观性以及后天养气的主张，让曾国藩很是赞同。朱熹说：天下的事物，莫不有理，比如，君臣，有君臣之理；父子，有父子之理；夫妇，有夫妇之理；兄弟，有兄弟之理；朋友，有朋友之理；以至于出人起居，应事接物之际，莫不各有其理……朱子的学说之所以大得曾国藩的赞同，现在看来，似乎与两人有着共同的生长背景有关。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与他们的性格，以及学问的道路吻合有关。这，也许是冥冥之中的暗合吧。
那一段日子，是曾国藩在北京最有收获，也最感到温暖的一段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