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税通常包括免税、退税、降低税率等税收优惠及废弃旧税。而税收的增加则通常是指提高税率或设置新税种。税收的增加或减少最终通过乘数作用影响总需求和国民生产总值，但不同的税种对总需求的扩张或紧缩的效应是不同的。对各类支出征收的间接税对总需求的控制效果比较好，它不仅会对消费产生直接的影响，而且对生产也起到间接的副作用，特别是对需求的收入弹性大的商品征税，效果是非常明显的。至于直接税，其对总需求的效应比较复杂。个人所得税直接影响个人的税后可支配收入，因而必然影响支出水平。但人们的支出习惯一般来说并不会因收入变化而立刻改变，因此，短期的税收变化，不可能会对消费产生很大的影响。而且，个人所得税的影响与个人收入的高低有很大关系，因为高收人者和低收入者有不同的边际消费倾向，在税率调整时，不同的收入人群对总需求的效应是不一样的。对公司所得征收的税收，对需求影响作用较大。因为公司利润在整个经济周期中的波动比个人收入的波动要大。而且对公司所得税所作的调整及税收政策会直接影响投资需求。如对公司税的减免，对设备投资的抵免、退税、对风险投资的加速折旧和亏损结转等制度都可在投资不足时，刺激投资的增加。
相机抉择政策的特点是要逆经济态势而动，因此它需要对经济运行进行全面地、系统地、正确地分析并及时作出反应，采取相应对策。但在实际经济生活中，一些条件极大地限制了相机抉择政策的实施效果。一是对经济运行态势的判断。对经济运行的态势作出准确、及时的判断是政策实施的前提。这种判断需要大量经济信息和数据的收集，并对此作出分析。如果经济运行本身没有给出的强烈的信号，如果收集的信息不够准确或数量的不够充分，都会使决策者的判断不能及时准确，甚至作出错误的判断，以至于不能及时采取政策措施，或者采取错误的政策行动。二是政治上的阻力。社会公众的愿望与政府的政策目标往往不一致。政府在进行政策选择时除了考虑经济循环本身，还要考虑选民的投票和政治集团的利益。特别是用增税的方法来抑制总需求往往会遇到极大的阻力。三是政策时滞问题。相对抉择的税收政策是假定税收制度一旦发生变化，就会对经济活动产生影响。但实际上，任何政策在实施中都有一个时问滞差问题，它极大地限制了相机抉择政策的作用，这种时间滞差被称为“政策时滞”。所谓“政策时滞”是指从政策拟订、制定、实施到收效所经历的时间。它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认识时滞(recognition lag)。这是指经济发生变化到人们认识这种变化，并认为有必要进行干预所经历的时间。这段时间的长短取决于政府部门掌握经济信息和准确预测的能力。
(2)决策时滞(decision lag)。这是指从认识到经济的变化，进行政策的选择到实施所需要的时间延误。对于税收政策来说，这一时滞尤为突出。因为税收制度要通过立法程序决定，要改变税率或废除旧税、设置新的税种、以及一些重大的税收优惠措施运用都需要立法机关审议通过，这其中要经过一段相当的时问才能使政策措施开始执行。
(3)执行时滞(implementation lag)。这是指政策经过批淮后，交付有关部门正式实施所需的时间滞差。这段时间的长短取决于行政上的效率。
(4)反应时滞(response lag)，也称为“外部时间滞差”。(outsidelag)。这是指政策措施开始实施到这些措施实际产生效果之间存在的时间滞差。不同的政策反应时滞不同，如所得税税率调整，从纳税人支出调整到引起乘数变化，最后引起国民经济水平的变动，要经过较长的时间才能完成。
政策时滞的存在限制了相机抉择政策的实施效果。有时当政策措施开始见效或尚未见效时，经济运行已开始向周期的另一阶段发生变化。而税收政策在法制方面的刚性，使政府不毹：灵活地改变正在实行的政策，这时，政策的连续实施反过来加剧经济的不稳定。图5—4表明的就是政策时滞与政策稳定之间的这样一种关系。@
在图5—4中，如果政府不干预，经济将沿AB运动。如果政府决定干预经济，并在D点时采取扩张性的政策，由于时滞，政府的扩张性政策在经济运行到F点时尚未生效，直至E点才开始生效。此时，如果继续实行扩张性政策就会加剧通货膨胀，因此，改行紧缩性政策。而由于时间滞差，到G点时，实际经济运行状况发生转折，但是紧缩性政策尚未见效，继续紧缩趋于C，结果加剧了接踵而来的经济危机。
）第二节 供应学派的税收调控
税收对总需求的效应分析是假定税收对供给不发生影响为前提。但实际上，税收对总供给的调节作用是个不容忽视的问题。而且在宏观经济的均衡中，需求和供给是相对应的两个概念，需求不足是相对供给过剩而言，而需求膨胀是供给不足的反面。因此，在宏观经济均衡中，仅强调税收对需求的调节是不够的。二次大战以后，西方国家奉行凯恩斯的需求管理理论，注重短期的需求效应。但长期实行凯恩斯需求管理政策的结果是使西方国家经济在70年代普遍地陷入了滞胀的困境，由此导致了供应学派的兴起。供应学派的理论主张对80年代后西方各国税制的改革浪潮起了重要影响。
一、供应学派的理论基础
供应学派是在70年代后期围绕着如何摆脱经济“滞胀”的困境而发展起来的。从3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一直以凯恩斯主义学说为圭臬，采用凯恩斯刺激需求的宏观经济政策。这种政策在缓解西方国家的经济危机，促进经济增长方面起了一定作用。但长期实行这种政策的结果，是使西方国家经济在70年代后普遍陷入了“滞胀”的困境，即高失业和通货膨胀并存，储蓄率、投资率和生产增长速度明显下降，经济危机和能源危机相互交织。经济竞争力日益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开始怀疑凯恩斯的经济思想，对凯恩斯的理论和政策进行抨击。他们认为，凯恩斯主义只注重需求的分析，把需求作为决定经济活动的因素，从而得出有效需求不足引起经济危机和失业的论断以及提出用刺激总需求的办法来避免经济波动的主张是错误的。认为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忽视了劳动、储蓄、投资、生产等供给方面的因素，片面强调总需求，这是一种本末倒置，会对社会经济的总供给方面产生不利影响。他们认为，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模型由于没有把供给因素考虑在内．所以无法对滞胀的局面作出解释。而且正是因为凯恩斯政策长期强调国家调节总需求，抑制了总供给的发展，才酿成了“滞胀”的苦酒。因为，通过财政支出、税收等经济手段有目的地刺激总需求，固然在短期内可以影响产出和就业，但从长期来看，由于没有对供给产生适当刺激，增长了的总需求必然导致通货膨胀，导致产出和就业的缓慢增长，形成“滞胀”的局面。为了否定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思想，他们重新提出并肯定了萨伊定律，即在“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的商品和劳动的供给能够产生出自己的需求”。主张只有注重供给管理，刺激生产要素的供给和生产率的提高，才能使经济走出“滞胀”。由于他们强调的是供给因素，供应学派由此而得名。
供应学派的研究重点在于寻求对生产供给能产生正刺激的各种因素，鉴于税收对供给有较大的负效应，所以，大多数供应学派的经济学家把突破口放在了税收领域，由此形成供应学派最具特色和代表性的税收理论和政策。
按照供应学派的理论，产品的供给是由生产要素的投入水平和使用生产要素的劳动生产率所决定的。生产要素包括自然资源、劳动力和资本，由于自然资源的供给受自然条件的限制，所以，产品供给的决定因素是劳动力、资本的投入水平。其中资本是最重要的要素。产品供给的增加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资本的数量，取决于投资规模。而投资是由储蓄转化而来的，所以，产品的供给又取决于储蓄的数量。而税收对劳动力、资本、储蓄都有重要的影响。
供应学派的学者认为，储蓄是投资的来源，而储蓄即是收入的函数，又是利率的函数，私人储蓄的变动就取决于收入和利率两个因素。作为收入的函数，增加个人所得税，会减少个人可支配的收入，从而减少私人储蓄。就影响的程度而言，对高收入者征税产生的对储蓄的影响，大于对低收人者征税的影响，累进程度较高的所得税比累进程度较低的所得税对储蓄的影响大。作为利率的函数，储蓄是把当前的消费转为未来的消费，利率是对推迟消费的补偿。对储蓄利息的征税，会减少利息收入，降低储蓄对人们的吸引力，使人们不愿储蓄而趋向于当前的消费。从资本需求的角度看，投资取决于预期利润率、销售额、税后利润等因素。税率的变动会引起这一系列因素的变动，从而引起企业投资的变动。
按照供应学派的分析，各种生产要素供应的变动取决于经济主体对报酬变化的敏感程度，而经济主体从事经济活动的目的不是为了获得利润总额，而是扣除各种税收后的净利润。有效税率的高低是经济主体预测未来经济活动是否合算的主要依据。供应学派还用相对价格的概念来说明税收的效应。消费对储蓄的相对价格决定人们的收入在消费和储蓄之间的分配，一个人把收入用于消费的相对价格就是收入不用于储蓄和投资而放弃的未来的收入。同样，工作和闲暇的相对价格决定人们在工作和闲暇之间的时间分配，一个人增加一定单位的闲暇的代价就是他因不工作而放弃的一定收入。税率变动影响经济主体的活动是通过相对价格的变动实现的。税率提高，纳税后的净收入减少，从储蓄供给的角度看，意味着消费的相对价格下降，即消费相对于被放弃的收入而言比较合算，这就会促使人们把收入更多用于消费，而使储蓄下降，投资减少。从劳动供给来看，意味着闲暇的相对价格下降，人们会选择闲暇而不是工作。税率越高，闲暇的付出的代价就越小，其直接的后果就是劳动力供给减少。除此之外，高税率还会导致经济主体的经济活动从市场转入地下，使生产要素的利用效率降低，导致生产下降。为了论证高税率对资本形成和劳动力供给的关系，供应学派还建立了“楔子”模型进行分析。以劳动力的楔子模型为例。征税前工人得到的工资等于雇主支付的工资，征税后，雇主支付的工资超过工人实际得到的，两者之间的差额为税收“楔子”。“楔子”的存在提高了雇佣工人的实际成本，使企业对工人的需求下降。另一方面，由于工人的实际所得报酬下降，意味着闲暇的相对价格下降，人们更多选择闲暇，劳动力供给相对下降。图5—5为劳动力供给的“楔子”模型。
图5—5中，税前劳动力供给与需求的均衡点为E，工人实际工资为Rw。，所使用的劳动数量为Q。。征税后，企业支付工资Rwz，但工人只得到Rw，，劳动供给数量减少为Q，。劳动力市场上的“楔子”为劳动供给曲线与需求曲线的差距，它等于图中的阴影部分ABE，此亦为政府征税所造成的社会净损失。
同样的，在资本供给与需求之间也存在类似的税收“楔子”，使资本供给的收益下降和成本上升，导致资本供给不足。
劳动和资本“楔子”模型分析从理论上论证了税收与生产要素市场上的供给和需求之间的关系，从而得出一个这样的结论，即税收对劳动、储蓄和投资会产生负的效应，进而影响到社会总供给。
由于税收会对劳动、储蓄和投资的供给产生负的刺激效应，因此，税收的变动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社会总供给的量。减税是促进产品供给增加的一个重要政策手段，减税政策和货币政策的配合可以创造出一种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下降同时并存的局面，正如供应学派的代表人物罗伯茨所说：“货币政策首先稳定继尔降低通货膨胀，同时，减税将创造流动性和对生产的刺激，从而避免因货币供应增长速度放慢而导致的经济衰退。”
二、供应学派的政策主张
供应学派的政策主张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1．用减税的方法刺激生产
减税是供应学派全部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的精髓，也是供应学派最主要的政策主张。按照供应学派的理论，税收会对人们的工作、储蓄和投资积极性产生负效应。在供应学派看来，美国的税率特别是边际税率太高(个人所得税最高税率为70％)，从而使劳动越多，收入越高的人吃亏，这也是对勤奋工作的惩罚，对储蓄和投资的“敲诈勒索”，严重挫伤了劳动和储蓄的积极性。储蓄的减少又使利率上升，影响企业投资缩减，最终使产品供给增加缓慢，在需求人为增加的情况下，必然加剧通货膨胀。而通货膨胀下非指数化的累进税制产生的“税收爬档”效应又进一步影响人们的工作和投资积极性。因此，减税是刺激供给、摆脱经济滞胀的最有效的手段。美国里根政府上台后采纳并实施了供应学派的这一政策主张，先是实行“经济复兴税法”，以后又进行了所得税制改革。按美国的实践，减税的内容最主要是大规模地削减个人所得税税率，其次是采取一系列有利于企业投资的税收优惠办法，如加速成本回收制度、新设备投资的纳税抵免、资本收益的纳税优惠、企业亏损结转等，从而使企业承担的有效税率得到大幅度降低。
降低有效率是否会减少政府收入？在供应学派看来是不会的。降低税率刺激了社会总供给的增加，而后者又构成了税收的基础。在供应学派看来，政府税收的多少，不仅取决于税率的高低，而且取决于税基的大小。过高的税率会挫伤经济主体的工作与投资的积极性，阻碍经济的增长，从而使税基缩减，政府总的税收收人下降。此外，税率过高也会导致地下经济活动增加，产生更多的逃税，从而使税基受到侵蚀，实际税收收入进一步减少。税收收入与税率的这种关系就是我们在第三章所分析的“拉弗曲线”，这是供应学派最主要代表人物拉弗所提出并以他的名字所命名的。按拉弗曲线的理论，高税率不仅不会使税收入增加，反而会使税收减少。而适当的低税从长期来看会激励生产和投资积极性，增加产出水平，从而使税基扩大，增加税收收入。同时，较低的税率也使寻找税收漏洞，或从事地下经济活动显得不经济，所以，也会使偷逃税和避税现象减少，实际增加税收收入。
2．大幅度削减政府预算支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