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时有一次接受采访，韩寒曾不无戏谑地说，因为知识文化界的“大部分人都已经掉到了谷底，所以才使我这样的竖子可以出名。”这番话当然是韩寒的自谦之语，真实的情况可能跟《亚洲周刊》主编邱立本说的更像：“他看似愤世嫉俗，但其实有勇有谋；他看似狂飙青年，但其实内心温顺平和。”相对于具有过人的批判胆识、生存智慧和自我推销能力的韩寒而言，现如今的中国主流知识文化界在整体上确实显得有点世无英雄，甚至阳痿不举的意思。
第一、传统知识文化界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失语。
韩寒所以能成为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公共知识分子，在很大程度上跟体制内知识文化界主流长期以来对公共事务的沉默有关。在学者王岳川看来：当代中国体制内知识分子要么“与现实脱节”，“丧失思考和批判的力度”，要么“不断改变自身的身份，甚至不再以知识分子的思想平台为自己的思想地基”，“其基本素质和人文关怀的构成出现了惊人的退化”。对此，学者陶东风的解释是：“反观中国，我们没有西方意义上的自由市场经济，有的是权贵资本主义意义上的伪市场经济。这个畸形的‘市场’一方面把文学艺术推向了市场，另一方面却没有保障作家、艺术家相应的创作自由。”实际上，近几年稍微活跃一些的敢说点猛话的知名公知多半都是脱离体制生存的，或虽然有某种体制身份但实际上靠天吃饭，比如陈丹青、艾未未、梁文道、李承鹏、李劲松、吴思等人。
就学院知识分子也就是大学教授来说，媒体人李铁认为知识分子对公共事务的普遍失语，是因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群众已经不再需要学院知识分子的启蒙：“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的许多问题已经成了秃子头上的虱子，有点正常思维的人都能看懂，根本不需要什么高深的理论来指导了，启蒙事业对学院派知识分子的需求逐渐降低。”
这种说法实际上是在为学院知识分子的不作为找借口。隔行如隔山，只要有工农兵学商各个行业社会分工的普遍存在，社会就永远需要专家出来做专业性的发言。一个老农就算是农学博士毕业出来种地的，在政法领域仍旧可能是盲人。何况群众也不都是博士，所需要的也不仅仅是谋士，还需要精神领袖呢。真实的情况是当下的中国知识分子受制于其体制内身份，在很多情况下没法说话、不敢说话、不想说话，连民众的军师都当不好，更甭提精神领袖了。正是因为有“知识分子的人格水准下降”，所以才有“韩寒的英雄形象上升”。
学院知识分子所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其他体制内的文化工作者也会不同程度地遇到。
第二、庸人哲学使得中国人竞相以明哲保身。
中国人喜欢看热闹的愚昧和冷漠，这个鲁迅就曾经埋汰过，但至今仍旧死性不改，其重要原因就在于庸人哲学在国人中的流行。所谓“圣人韬光，贤人遁世”，“直木先伐，甘井先竭”，“枪打出头鸟”，“出头的椽子先烂”……类似的观念自古以来就在中国人中间很有市场。这种庸人哲学要求人接受现实，反思自己、逆来顺受、苟延性命，要求人们认可“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其在一般国人，以及知识文化界中的普遍流行，也是造成大胆敢言的韩寒在人群中脱颖而出的外部环境之一。
秉持这种庸人哲学的人，极善于明哲保身，面对不公正，不仅不想表达自己的意见，反而将沉默当成一种智慧；面对不公正，不是去正面的反抗，而是努力设法使自己适应其黑暗，用类似的黑暗手段在适当的时候回敬对方；将这一套做法认作明智之举。
这种庸人哲学的流行，正是造成于丹所编著的一类修心养性类书籍，推崇清静无为、逆来顺受的佛学普及性书籍，以及推崇厚黑、人情世故、权谋学、阴谋论的书籍，杜拉拉、甄嬛类的职场升职记小说，易中天类的侧重从权谋角度讲史读物大行其道的原因。
这种阴柔的庸人哲学，背后的理论支撑可以追溯到中国文化中周易、老庄、佛学思想的一些糟粕；技术性的误区则在于中国传统学术往往将政治学和伦理学混为一谈，以至于人们在实践中常常将政治上的激烈态度等同于道德品性的缺乏修炼。
这种庸人哲学并不是披荆斩棘、栉风沐雨的劳苦大众的文化，而是一种愚弄大众的精英哲学。主流文化界不仅不反对这种文化，反而积极地对其吹吹捧捧，实际上已经说明了这一点。这种文化的目的就是要把民众变成没有血性、卑鄙猥琐、看人眼色、自欺欺人的奴才。
在当今中国，每个人都夹着尾巴装孙子，扮猪吃老虎，并且以此为高明，洋洋自得。但不对社会进行改造，保持现状，到底谁会成为最大的受益者呢？
第三、缺乏阐释力的意识形态造成世界最大的“谎话国”。
学者袁祖社认为“中国当代的文化建设处于一个十分复杂的文化语境之中”，“原先高度一体化的意识形态”和“传统的与现代的准宗教化的官方话语与官方体制”的消解和解构，使得中国人陷入“神圣解体后带来的价值真空、道德真空之中”。今天中国人求神算命、烧香拜佛、礼拜耶稣基督或穆罕默德，甚至有人加入极端宗教组织，以致许多1949年后曾一度淡出社会生活的传统宗教甚至迷信重新恢复起来，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前思想领域意识形态的混乱。在过去三十多年间，传统的意识形态随着社会形势的发展，逐渐失去影响力，已不能解释当前社会现实的复杂性，甚至在很多地方和社会现实有严重的矛盾。但另一方面，出于某种原因，大家还要固守旧的理论教条，在各种公开场合继续念经做法。
这个问题反映在庙堂上、媒体上、讲坛上、教材中、著述上，渗透进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使得中国从根子上开始变得十分虚伪，成为一个谎言充斥的国家。原因是当人说话的最基本的前提是假的时，以后不管说什么，都成了不断地给那个谎言添砖加瓦。
这进一步使人们产生一种印象：言不由衷、阳奉阴违、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才是生活的常态，而说真话、办实事、追求真相，则是犯傻、神经病、不识时务。结果人人心照不宣地说假话，把那些不明真相说真话、或者将假话当成真话的质朴者当****。
方舟子等人打假韩寒事件，从事件的消极一面来看，正是从这种逻辑出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在那些惯于说假话的人眼里，韩寒的说真话反而成了说假话——人人都是自私自利的，冠冕堂皇的话只不过是拿来糊弄****的，你韩寒说你关心国家民族社会，你怎么可能例外。问题是他们无法证明韩寒是假装的，因此干脆赖人家代笔。
与方舟子等人做法相类似的，是有些掌握话语权的人，出于各种目的、动机，与邪恶同谋，舍不得既得利益，不仅不能仗义执言，反而别有用心地胡言乱语。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韩寒的批判现实精神才凸显出来，被称为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公共知识分子。正像很多人（如复旦大学严锋教授）已经指出的那样，韩寒并没有发明相对论、资本论一类的新东西，他只不过是说了一些常识性的真话。但是，“在今天中国，常识是多么稀缺可贵，在现实中要获得常识，不仅仅需要勇气，更需要智慧。”恰恰就是这些常识性真话，是我们很多人不敢说、不能说、或不愿说的。
鄢烈山在《这回我是韩寒的粉丝》中曾盛赞韩寒的勇气、智慧和理性：“不怕挨板砖，有一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敢果决”，“这种率真坦荡无畏的气质在当今十分难得”，对韩寒所具有的“他们这代人难得的理智和我们这代人难得的机智”表示赞赏。韩寒所以能成为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公共知识分子，跟他拥有过人的批判胆识和生存智慧，讲究斗争策略是不无关系的。除了善于钻传统文化的空子打造自己的文化山寨，韩寒善于利用社会文化热点吸引公众的注意力、善于自我宣传推销方面的优点，也是不能忽视的。当然，有些功劳我们确实不能全记在韩寒的头上，韩寒背后以出版人路金波为首的策划团队的努力，也是不能完全抹杀的。
韩寒曾说：“只有赛车才是男人应该做的”；韩寒也曾说：“参加赛车之后，我的经历变得丰富，这也是一个作家最需要的，更重要的是赛车让我的生活变得健康。”从事赛车运动不仅强健了昔日少年韩寒的体魄，也野蛮茁壮了韩寒的个性。相信今天韩寒智勇兼备的人格魅力，一方面是他固有个性一贯发展的结果，另一方面也跟他这么多年来长期混迹在一帮非常粗豪同时又特别讲究技术细节的糙老爷们中间有很大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