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部分几个人都有顽童的性质，学术上是大师，生活中却是小孩，这样更显他们的可爱与可敬，这几个人趣味性强，好玩，反功利，令人捧腹又令人深思。
辜鸿铭档案
名号原名汤生，字鸿铭，号立诚
生卒年1857-1928
籍贯福建惠安（另有同安等说）
出生地马来西亚槟榔屿
家世其父辜紫云在英国人经营的橡胶园当总管，其母为葡萄牙人。
学历爱丁堡大学等多所大学硕士、博士。
传道生涯上海南洋公学校长（1910-1911），北大教授（1917-1923）
研究领域文学、哲学、语言学、东方华学。
主要着述《中国的牛津运动》（原名《清流传》）、《中国人的精神》（原名《春秋大义》）
经典名言男人是茶壶，女人是茶杯，世上只有一个茶壶配几个茶杯，哪有一个茶杯配几个茶壶。
特殊嗜好闻女人小脚的臭味
评价在旧中国，哪儿有人可与辜鸿铭先生相提并论？他是唯一通晓东学和西学的中国人，我承认我欣赏他，我承认我爱他（法国学者弗兰西斯·波里）
辜鸿铭：真正的中国人兼具成人的头脑和孩子的心灵
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你们心中的辫子却是无形的
在民国之初的大学校园里，曾经有两根著名的辫子，分别属于曾经执教北大的辜鸿铭和曾经执教清华的王国维。他们固执地拖着这条象征着过去的辫子在昭示着未来的大学校园里招摇过市，成了民国初年不可或缺的一道文化风景。
相比土生土长的王国维，辜鸿铭的这条辫子无疑更具传奇性，这首先源于辜鸿铭在肉体与精神上的双重混血。辜鸿铭祖籍闽南，祖辈由福建惠安迁居南洋，其父辜紫云在马来半岛槟榔屿英国人经营的橡胶园当总管，其母却是一个金发碧眼的葡萄牙人。
辜鸿铭的父亲能讲闽南话、英语、马来语，母亲能讲葡萄牙语及英语，在多语言环境中长大的小孩容易得失语症，但是辜鸿铭却从小表现出了惊人的语言天赋。橡胶园主、英国人布朗没有子女，喜辜鸿铭聪明伶俐，收其为义子，亲自教他读书。
1867年布朗夫妇返回英国时，10岁的辜鸿铭跟随义父来到了苏格兰进一步求学。在布朗的指导下，辜鸿铭几年之内以令人不可思议的速度学会了英文、德文、法文、拉丁文、希腊文，15岁即以优异的成绩进入达尔文、休谟的母校爱丁堡大学，年仅20岁他就获得了爱丁堡大学的文学硕士学位。在爱丁堡，辜鸿铭在研修文史哲外，兼习俄、意等国文字，后来他在中国时除了本国语言外，尚能操九国语言，而且绝非哑巴外语，其中英、德、法三种语言尤为精湛娴熟，英语造诣更是登峰造极，林语堂盛赞其英语水平在中国“二百年无出其右”。
谁能想到，这样一个外国话讲得比中国话更好的辜鸿铭几年之后来到中国后竟然会变得比土生土长的中国人更像“中国人”。他脱掉了西装和皮鞋，换上了长袍马褂，放下了莎士比亚和歌德，捡起了四书五经，对中国文化表现出了近乎狂热的爱，他甚至在清朝灭亡后仍然顽固地把自己的辫子保留了17年，直到死去那一刻。
爱丁堡毕业后，辜鸿铭前往德国莱比锡大学学习土木工程，仅用一年时间就获得土木工程师的文凭。1907年，当蔡元培在辜鸿铭之后30年去到莱比锡大学求学时，辜鸿铭的大名在莱比锡已经无人不知，俨然东方文化的代言人，以至于西方人有“到中国可以不看紫禁城，不可不看辜鸿铭”的说法。这也许是蔡元培当上北大校长后力排众议礼聘这位学长的原因，因为那时的辜鸿铭大概是全中国唯一一位世界性的学者。
在北大，罗家伦曾经上了三年辜鸿铭所讲的“英国诗”这门课程，几十年后，他对辜鸿铭第一天来上课的情形仍然历历在目：
我记得第一天老先生拖了一条大辫子，是用红丝线夹在头发里辫起来的，戴了一顶红帽结黑缎子平顶的瓜皮帽，大摇大摆地上汉花园北大文学院的红楼，颇是一景。到了教室之后，他首先对学生宣告：“我有三章约法，你们受得了的就来上我的课，受不了的就趁早退出：第一章，我进来的时候你们要站起来，上完课要我先出去你们才能出去；第二章，我问你们话和你们问我话时都得站起来；第三章，我指定你们要背的书，你们都要背，背不出不能坐下。”（《回忆辜鸿铭先生》）
辜鸿铭所谓的“约法三章”其实无非两个意思：一是强调学生的尊师重道，当时很多北大学生恃权恃钱恃才而傲物，加上一些人以半桶水的西方民主平等思想自诩，妄自尊大，不把老师放在眼里。辜鸿铭此举就是告诉学生，这里是中国，师道尊严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底线。二是指明背书这种看似最笨拙的办法是学好外语的最佳途径。辜鸿铭早年学外语时靠的就是一个“背”字，他的义父布朗先生在教他学德语时，且不管三七二十一先让他跟着自己把歌德的长诗《浮士德》一五一十地背下来，少年辜鸿铭一开始深以为苦，但很快德语水平一日千里，让他领受到了背书的无穷妙用。后来他又如法炮制背下了莎士比亚的37部戏剧，让自己的英文水平更加精进，此后他学任何一种语言都是建立在死记硬背的基础之上。直到老年时，辜鸿铭仍然能够一字不漏地背诵弥尔顿长达一万行的无韵长诗《失乐园》，当过他学生的凌叔华曾亲耳恭听，佩服得五体投地。
辜鸿铭极赞成中国私塾的教授法，认为小孩子开蒙未久即读四书五经，到背诵如流水的地步，以后自然会融会贯通。他曾感叹说：“今人读英文十年，开目仅能阅报，甚至仅能修函，皆由幼年读一猫一狗式之教科书，是以终其身只有小成。”有人问他学外语的方法，他就说：“先背熟一部名家着作作根基。”
其实，背名著不仅仅是学一门语言，也是和一个国家文化的亲密接触，学的是技，更是道。辜鸿铭教授外语的方法可谓大巧不工，但是正因此也容易********，今天那些捧着英汉词典的学子们，有几个能静下心来背一背弥尔顿的《失乐园》？
不过，上辜鸿铭的课，学生们最怕的不是背诵，而是翻译。老辜最喜欢拿一些中国的古诗古文让学生翻译，比如让学生把千字文中“天地玄黄，宇宙洪荒”翻成英文，让学生苦不堪言。老辜自己又眼高于顶，寻常的翻译免不了要挨骂，这可真难为学生们。辜鸿铭一急，往往要自己“下水”翻译，拿给学生看。有时辜鸿铭也会让学生把英文诗翻译成中文。
辜鸿铭的辫子在北大校园里实在太显眼，罗家伦曾跟同学开玩笑说：“有没有人想要立刻出名？若要出名，只要在辜先生上楼梯时，把他那条大辫子剪掉，那明天中外报纸一定都会竞相刊载。”不过，没有一个人敢出这个名，辜老先生往讲台上一站就有一种巨大的气场，让人只能仰而视之。
辜鸿铭无疑也知道学生们对他顶上这根辫子的猎奇心态，一次上课时他说：“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你们心中的辫子却是无形的。”台下的学生闻言一片静默。
其实，这位看似严肃的辜老先生却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幽默感，他教英国诗的时候，有时候跟学生说“我今天教你们外国大雅”，有时候说“我今天教你们外国小雅”，有时候说：“我今天教你们外国国风。”有一天，他异想天开地说：“我今天教你们洋离骚。”原来所谓的“洋离骚”是弥尔顿的一首哀悼朋友落水而亡的抒情诗。
据说辜鸿铭讲课到得意处，一把年纪的他也会忘形，或者一展歌喉唱段小曲，或者从怀里掏出几颗花生糖大嚼，其形象让人捧腹。
另外，上辜鸿铭的课听他臧否当世人物也是一大享受，老辜喜欢骂人，素来以铁嘴铜牙闻名的他骂起人来用词往往令人拍案叫绝。袁世凯复辟的时候，老辜正在北大上课，当时他站在讲台上，从第一分钟骂到最后一分钟，学生们在下面拼命鼓掌助兴，下课之后这些骂语犹能绕梁三日。
辜鸿铭在北大一向独来独往，很少与人交往，因为北大能入他法眼的人实在没有几个，北大那些新文化运动的诸君子，在以维护中国传统文化为己任的辜鸿铭眼中更是不值一哂。他批评胡适的英语是美国中下层的英语，说：“古代哲学以希腊为主，近代哲学以德国为主，胡适不懂德文，又不会拉丁文，教哲学岂不是骗小孩子？”
就连北大那些处处高人一等的洋教授见了辜鸿铭也不得不屏声敛气，生怕得罪了这个灶王爷。有一次，一位新聘的英国教授在教员休息室，无意中看到这个头戴瓜皮帽拖着小辫子土头土脑的老头子，不觉为他的怪模样失态发笑。辜鸿铭并不生气，他走到这个英国教授面前，用一口纯正的英语问他尊姓大名，教哪一科的。英国教授一惊，忙答：“教文学的。”辜鸿铭一听，马上改用拉丁语与他交谈，这位洋教授语无伦次、结结巴巴，丑态百出，辜鸿铭道：“你是教西洋文学的，如何对拉丁文如此隔膜？”洋教授大窘，急忙逃之夭夭。
值得一提的是，辜鸿铭虽然精通多门外语，但与国人交谈时，一般不掺杂外语单词，以此表示自己不数典忘祖。
整个北大只有一个人是辜鸿铭最佩服的，那就是对他有知遇之恩的蔡元培校长。辜鸿铭曾经在教室里对学生说：“现在中国只有两个好人，一个是蔡元培先生，一个是我。因为蔡先生点了翰林之后不肯做官就去革命，到现在还是革命。我自从跟张文襄（张之洞）做了前清的官以后，到现在还是保皇。”
1919年五四运动发生后，蔡元培向当局提交辞职信，教授们集体挽留校长，辜鸿铭也积极响应，但是他的理由却让人哭笑不得，他说：“校长是我们学校的皇帝，非得挽留不可。”到了1923年1月，蔡元培因教育总长彭允彝克扣经费以及行政干预教育愤而辞去北大校长一职，前往欧洲。辜鸿铭为了表示与蔡元培同进退，随即也辞去北大教职，就此离开了北大。
真正的中国人
辜鸿铭从一个连中国字都写得歪歪扭扭的海外来客到西方人眼中的东方文化“圣哲”，要真正懂得这一惊天巨变的原因一定得读一读他最有名的着作《中国人的精神》，又名《春秋大义》，正是这本用英文写成的大作确立了辜鸿铭在世界上的学术地位。
在《中国人的精神》这本书中，我们很容易找到辜鸿铭归化于中国文明的源头。这最关键之处并不在于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反在于中国文化的单纯与贴近心灵，不在于其古老，而在于其“幼稚”。
在欧洲游学十余年，与西方文明有过倾情交欢的辜鸿铭最终归服于古老的中国文明，这更像是一种阅尽繁华后的真淳，一种生命历经轮回后“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的大彻大悟。这从《中国人的精神》对于“真正的中国人”之阐释中我们就可以看出来。
辜鸿铭说：“真正的中国人是这样一个人，他过着具有成年人的理性却具有孩童的心灵这样一种生活。简言之，真正的中国人兼具成人的头脑和孩子的心灵。因此，中国精神是永葆青春的精神，是民族不朽的精神。”
他大声赞美中国人的生活是一种感觉生活，这种生活可以让你感受到自己的灵魂：“中国人的非凡特性，就作为一个成熟的民族、作为一个拥有成人理性而生活了如此久的民族而言，在于他们依然过着一种孩童的生活、一种心灵生活。”
辜鸿铭似乎完全沉醉于对“真正中国人”的向往与追寻当中，他毫不掩饰自己对于中国人一切品质的热爱。西方人看到方块字就头痛，视之为世界上最难学的语言之一，对此，身为语言大师的辜鸿铭解释说：“在中国的外国人中，孩子和未受教育的人学习汉语非常容易，比成人和受过教育的人要容易得多。原因是什么？我认为，原因就是因为孩子和未受教育的人是用心灵语言来思考和说话，而受过教育的人，特别是受过欧洲现代知识教育的人，是用头脑或者知识的语言来思考和说话。”他嘲笑那些抱怨汉语难学的西方人：“事实上，受过教育的外国人发现学习汉语很困难，原因就是他们受教育太多，受知性的和科学的教育太多。”他认为汉语是“小孩的语言”，这个词不仅不是贬义，反而包含着无限的敬意。
当老外羡慕辜鸿铭记忆力好时，他就告诉他们：“当我们是孩子的时候在学习中记住事情的能力要远胜于当我们成年后记住事情的能力。中国人有惊人的记忆力。秘密是什么？秘密就在于中国人是用心灵而不是用头脑记事情。”
甚至中国人的缺点在辜鸿铭的眼中也成了值得自豪的地方，西方人嘲笑中国人体质弱，他为此辩解：“与其说中国人发育不良，还不如说中国人永不衰老。”
中国人是否真的像辜鸿铭所说的简单而年轻，这是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不过辜鸿铭自己的确在一直努力做一个他心目中真正的中国人，甚至可以说“努力”这个词有点亵渎了他，因为他的天性就是如此。
辜鸿铭真正系统地研读中国文化典籍是在回国后充当两江总督张之洞的洋文案期间，前后历时20年。张之洞本人是个旧学造诣很深的学者，常常亲自指导辜鸿铭读书，张府还有一批国学根底深厚的幕僚，辜鸿铭可以随时向名师请教，他的国学造诣由此迅猛飙进。
在张府，辜鸿铭邂逅了一代大儒沈曾植，辜鸿铭在沈氏面前高谈阔论中西文化，沈氏却一言不发。辜鸿铭纳闷，问其原因，沈曾植说：“你讲的话我都懂；你要听懂我讲的话，还须读二十年中国书！”两年后，辜鸿铭再次在张府遇到沈曾植，他立即叫手下将张之洞的藏书搬到客厅，对沈氏说：“请教沈公，哪一部书你能背，我不能背？哪一部书你懂，我不懂？”沈曾植哈哈大笑，说：“今后，中国文化的重担就落在你的肩上啦！”
然而，辜鸿铭虽然熟背中国的文化典籍，但是他的一手汉字却始终让人不敢恭维，不是多一笔就是少一笔。辜鸿铭自己并非不知道，但是他却从来不在乎，他在乎的是中国文化的精义。梁实秋说：“先生之书法，极天真烂漫之致，别字虽不甚多，亦非极少。”得意而忘形，这不也是一种孩子心性？
温源宁则从一个大家都想不到的角度解释了辜鸿铭的蓄辫之举：“大家都接受的，他反对。大家都崇拜的，他蔑视。与众不同的是他的快乐和骄傲。因为时兴剪辫子，所以他留着。如果别人都有辫子，我敢断定辜一定是第一个剪去。”喜欢跟主导世界的“大人”们对着干，这同样是孩子的心性。
事实上，辜鸿铭大半生都不是在讲语言，而是在“玩”语言。据说辜鸿铭在爱丁堡留学时，有一次上了公共汽车，他故意买了一张英文报纸倒过来看，惹得旁边的英国人哈哈大笑，认定这个看似乡巴佬的家伙根本不懂英文还要学人附庸风雅。辜鸿铭等他们笑够了，这才把报纸一收，操着一口漂亮的英语淡定地说：“英文这玩意儿太简单了，不倒过来，简直没有意思。”旁边的英国人目瞪口呆，车到站了，辜鸿铭从容地走下车去。这一故事还有另外一个德语版，地点当然也改在了德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