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我的“下岗”与别人稍微有些不同，但还是感觉到莫名的惆怅和伤感。下岗第一天，早上醒来恰巧是6点钟，我在一种下意识中忙不迭地穿衣服、洗脸、刷牙……当我看到摞在桌上的一大摞子书——我从办公室抽屉里带回来的平时我自己的书时，才忽然顿悟，我不上班了……实际上，下了岗的一个星期之内，我一个字也没有写出来，天天对着我那用了几年时间构思出的“三部曲”大纲出神……这时我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因为，从这个月开始我就没有分文工资了。
于是，我坐立不安地拿出一盘钢琴曲放进收录机内……听任《命运》的旋律在我的小书房内回旋，我突然思路大开——我不能关起门来任自己瞎写，我要到北京去考察文化市场，只有了解了国内的文化市场，我才能达到自己的两个目的——第一个是了却自己的心愿，将酝酿几年的《女人网三部曲》写出来；第二是我这个不拿工资的业余作家要靠手中的笔养活自己。我不是太看重钱，而是首先要明白文化市场的状况。
从北京考察文化市场回来，我马上坐到了书桌旁开始了创作。我换了岗位——那便是创作。而且，这个“岗位”是我自己喜爱的、钟情了半生的，应该努力去做好。速度很快，一个半月我便拿出了十万字，创作状态也很好。我每天与小说稿中的人物对话，忘记了吃饭是经常的事儿。
止当我创作进入状态的时候，一件不幸的事情发生了。一天晚上，我正沉浸在我的《风网》中与主人公“四儿”同悲同泣，我妈妈来了，她说我父亲病了。我当时不信，他前几天还提着剑去公园练身呢！可是，第二天去医院，他竟然自己不能行走了。经大夫检查，他患了脑血栓，并被告知这种病可能在近期内加重。果然如大夫所说，住院几天后他竟然无法自己吃饭了，给他一块馒头他都拿不住……我顾不得写作了，天天去医院陪他，可心里却焦急万分。因为，大夫告知，父亲这种病可能会三五年乃至十年八年地躺下去……我从小就体弱，又有先天性心脏病，加上月余连续辛苦，便发起烧来……记得那天是1995年的阴历腊月二十八，我一个人躲在医院走廊尽头的窗户底下偷偷地哭……窗外，鞭炮声一会儿稀一会儿密，与我的心情形成了对比。
我是独生女儿，没有兄弟姐妹与我分担责任和痛苦……而且，由于爸爸单位效益不好，一分钱的药费也不负担，我只要看到大夫送到我手上的催交费用的通知单就从心里打颤。试想，一个工薪阶层的家庭能有多少收入可供这么成万元地往里“填”？何况我还有个上高中的女儿需供养……永远无法忘却，1996年的大年初一，我和爸爸床挨床地打吊针，因为就在年三十晚上，发烧一个月余无暇治疗的我，晕倒在了水泥地上……
终于，六天六夜的吊针之后，我的烧退下来之后，当我回家为爸做饭时，无意中的回来，使我看到了桌上我那还未完成的小说稿。我的心震颤了——我是为了这个才舍弃了工资和工作的，可我现在却一个多月没写一个字了。这样不行！我在心里对自己说。于是，我便四处打听找人去照看我父亲。当然，我的举动全家反对，他们认为我已经不拿工资了，再花钱去雇人太不现实，谁知道将来写出的东西会不会成了一堆废纸？可是，我骨子里的“韧”劲儿上来了，我要拼一拼，试一试，谁的本事是从娘胎里带出来的？大作家也是从无名起步的。
“冲破了全家的阻力”，我雇了一个钢厂的下岗男职工来照看我父亲，因为我父亲这时已经大小便不能自理，男同志方便些。当我将300元钱递到那人手里时，他哪里知道我也是一名下岗工人，那300元钱是我从朋友那儿借的。
对于我用“下岗”来实现自己的文学梦想的举动，最反对的是我的妈妈，可是，我已经40岁了，“妈妈，我求求您理解我一次，让我用后半生不太健康的身体为我最钟爱的文学活一回吧！”
爸爸毕竟是过来人，看问题的眼光毕竟要远一引进。但很理解我，也很支持我。每次我去医院看他，他都拉着我的手说：“行了，我看见你就放心了，回家去写你的小说吧！”可当我转身时，他又用一双期待的眼睛看着我：“孩子，你明天可再来看我呀？”我点点头，让泪水一滴滴流回心里，走出病房，快跑了几步来到大门口，扑在冰凉的水泥柱子上失声痛哭……我知道我这个独生女儿在爸爸的心目中是谁都无法取代的，我忘不了在************期间，他为了让我这个几岁的娃娃吃饱，硬是从本来就稀少的口粮里省出几个粗面馒头在星期天带回家，可他干的是钢厂抬铁水的活儿，有几次竟然饿晕了……可我又不能十年八年地等下去，我自己的那个“计划”已经等不起了。如果我真的什么也不干了来伺候他，全家将来又怎么生活？
“好事多磨”，也许上帝有意识地在考验我的意志，在第一部小说有了15万字，在我的构思“渐入佳境”时，我的腰坏了。我的腰病是陈年老病了，经常犯。开始还能坚持一两个小时，后来15分钟都不行了，而且每次起坐都需手扶桌子，忍着撕心裂肺的疼痛，最后，干脆起不了床了……“起不了床我也要写！”我的“韧”劲儿上来了。
在治疗腰的两三个月间，我趴在一张大木板床上，双手撑着上肢完成了《风网》的后5万字和《雨网》的前15万字。趴着写字，只消十几分钟，双臂便痛得撑不住了，情急之中我想了一个办法，拿几个枕着叠起来，半身趴在上面，果然，轻松多了。说实在的，在家人和朋友面前我从来不哭，我想让他们看到我的脆弱。但心毕竟，人心是肉长的，经历了太多的磨难，我在一个人的时候也通常用哭来释放。每天的下午是我意志最薄弱的时候，因为这时我累了一天的精力开始萎落了……电话响了，很准时，我拿起电话，“今天写了多少字？什么？才3000字？不行，太少了，再写2000！”我一听这话，虽心里委屈，但精神却上来了，创作欲望也高涨了……书出来的那天，我这位挚友真诚地说：“其实，我狠着心说那些话时，我也快哭了。但是，我必须训你，那种时刻，你不需要眼泪……你说，我当时的行为像不像法西斯？”这个时刻，我哭了，为情谊而哭。
在书稿的第二部《雨网》创作期间，我只要手中的笔一停下来，面临着的问题便是，那就是书稿写完了该寄往哪一家出版社。因为，我不仅仅面临着毫无名气，人家出版社不会理睬我的问题，还面临着生命能支撑多久的问题……我的心脏这时已被大夫亮了“黄牌”，用我的话说它正在“风雨摇曳”之中，一不小心，上帝也许会招我而去……此时此刻的我“孤注一掷”了，将三部小说的梗概写出来复印了几份，分别寄往了几家在中国最有名望的出版社。很多人可能会说，只要有出版社为你出版就已经很不错了，你却专来挑中国最有名望的出版社，可是我认为自己拿生命换来的东西应该要无比珍惜。
花城出版社并不是第一个做出反应给我答复的，但却是最认真最诚恳的。当时，他人没有允诺我什么，只想看了书稿再定。
也许书稿“来”得太不容易了，我将稿子打好包准备邮寄时又拿回来了，为什么？怕寄丢了。我四处打听谁去广州出差……终于，一个好友恰去广州办事，我便委托了他。但是，当人家来我家拿稿子时，我竟然极其自私地叮咛：“丢了什么也别把我的稿子丢了？”“这是你的命，我怎么能丢了？”幸亏人家能理解我。
稿子捎走了，如同将我的心被捎走了一样坐立不安。我忐忑不安地等待着……一个月后一天晚上的九点钟，我正在书桌旁写我的“三部曲”的第三部《雪网》，正在为了书中的主人公珍珍该如何寻找自己的归宿而举棋不定……这时，电话铃声响了，电话是花城出版社副社长谢日新先生打来的。他说：“你的稿子我看完了，感觉不错……你的语言流畅，艺术感觉特别好，希望将另两部稿子寄来……”我在想，如果所有的人都能够一起来和我分享这快乐，那该有多好。我一个人关门来到外面，星星、白杨树、小路，构成了一幅多么迷人的图画……我想起了趴在床上写书的日子；我想起了爸爸期待我守在他身边的目光；我想起了为爸爸治病欠下的债务；我更多的是想起了那些理解我的兄弟姐妹们，他们也是工薪层，也缺少钱，但他们还是鼎力相助了我，并轮流去照看我父亲；我甚至想起了一个小姐妹，为了照看我父亲冒雨去却淋病了，发了十几天的高烧：我忆起了文友张宏森，虽然他正在《车间主任》的创作繁忙阶段，仍然通宵不睡地看完了我的稿子。是他，让我懂得了什么是文品什么是人品……那一天，我从外面归来时已是晚上11点了，夜深了的马路上，我的脚步很清晰，我甚至听到了自己那不规则的心跳声……家人已经睡下了，他们不知道我此时此刻的心情。我蹑手蹑脚地来到了我的小书房中，抱起我平时最钟爱的一个大布熊“橙橙”，让它毛绒绒的脸贴着我的脸平静了一会儿……这天晚上，我写到夜里两点，并且没有感到丝毫的劳累。因为，我终于看到文学以一张慈祥的面孔向我走来；我终于看到了我劳动的果实正在枝头上成长……
3部书稿都捎到出版社，被肯定之后上报广东新闻出版局的那段日子也挺难熬的，因为那是决定我前途命运的日子。整整40天，这40天对我来说比4年还长……用什么办法来平息心中的不安呢？写作！我这时又夜以继日地趴在了我的那盏小孤灯下。在这40天里，我拿出了一个6万字的中篇小说《普通故事》和一个5万字的中篇小说《心灵有约》。
出版社得到出版局正式批复的日子是7月，一个灼热流火的日子里，我收到了传真。我新闻界的好友为我喜悦得沉不住气了，争相在《淄博日报》、《淄博声屏报》、淄博电视台、淄博人民广播电台等报道了这个喜讯，但是，我没敢告诉我的爸爸妈妈。一则爸爸这时正处在弥留之际，意识已经不清醒了；二则妈妈正处在痛苦之中，我怎能去打扰她？可是，一个看着我长大的李伯伯沉不住气了，拿着报纸来到了爸爸的病床前，一字一句地将好消息念给了他听。让人不敢相信的是，我爸爸听了后竟然笑出了声，并很清楚地吐出了这样一句话：“我女儿为我们家争光了……”我回转过身偷偷地抹泪，并为自己不能时时刻刻守在他身边而内疚。3三后，我亲爱的爸爸去世了，他还没来得及看他所生女儿的书，这对于我是终生遗憾。
清明节到了我手捧着一束花和3本书来到爸爸墓前，“爸，一束花表示我对你的孝心，3本书表示我没有辜负你的教养，爸，九泉之下希望你能安宁。”
财富点拔
想办成一件事一帆风顺无异于天方夜潭，不太可能。若遇到困难别打退堂鼓，或转移目标，或不能全力以赴，最终都会失败，达不到目的。所以，只要认定目标，一定要坚持到底，百折不回，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