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问题有待新知识
在特殊的情况下，我们不但要学习和丰富自己的知识和经验，而且还要学会丟弃你原有的知识和经验，对原有的东西用怀疑的目光加以审视。对那些死板的、不合时宜的东西，大胆地加以舍弃。
曾经记得西班牙思想家和作家乌纳穆诺在《人生的悲剧性感情》里说过这样一句话，“真正的科学首先是教人去怀疑，感到自己无知。”
我认为这位思想家和作家说的很有道理。在特殊的情况下，我们不但要学习和丰富自己的知识和经验，而且还要学会丟弃你原有的知识和经验，对原有的东西用怀疑的目光加以审视。对那些死板的、不合时宜的东西，大胆地加以舍弃。即所谓“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我们承认很多时候，原有的知识和经验，给予了我们极大帮助，大大地提高了我们的工作效率，比如我们在学校内学到的语法修辞知识就对我们以后的文学创作产生了非常重大的影响。但是，我们也应看到，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进步，并不是原先所有的知识和经验都能适应新潮流，此时的它们不但不能给我们带来帮助，有时还会成为我们前进路上的绊脚石。
所以，与其这样让它束手束脚，倒不如我们暂时丢掉这些包袱。用一种全新的视角去面对一些新问题，从而找出解决问题的新途径。这应该也叫与时俱进吧！
在丝绸业极为发达的19世纪中期，法国的养蚕业曾一度陷入了一场可怕的危机：快要结茧的蚕身上长出一粒一粒像胡椒粉一样的小斑点，然后便一批批地萎缩而死。
这次蚕瘟延续了近20年的时间，法国的养蚕业遭受重大打击。濒临毁灭的境地。法国政府先后请了不少对昆虫深有研究的专家来商量如何对付此事，其中自然少不了大名鼎鼎的昆虫学家法布尔。
专家们根据自己积累的知识和经验，提出了不少长期以来对付此类现象行之有效的办法，比如用煤油的气味去熏幼蚕吃的桑叶，将硫磺、木炭灰，甚至烟灰撒在蚕蛾的身上，等等。尽管这一类的办法采用了不少，但还是没有什么效果，或者说收效甚微。
后来，在1865年，无奈之下，法国政府又请来了化学家巴斯德，但他对昆虫学一窍不通，他毫不掩饰地向法布尔请教，但仍不得要领。
巴斯德并没有灰心，经过对病蚕蛾的反复观察，他认为蚕瘟很可能与蚕身上的小斑点有关，他将病蚕蛾和健康的蚕分成两组，分别加水研磨成粉，然后放在显微镜下仔细察看，他发现，病蚕表皮和内部组织里有一种棕色的微粒，这是一种椭圆形的细菌，而健康的蚕身上没有。此时，巴斯德马上意识到，蚕瘟正是这种传染性极强的细菌引起的。他在分析蚕蛾在生长发育的各个阶段的特点以后认为，必须在蚕蛾产卵的阶段就采取措施。他采取的办法是：将每一个蚕蛾产的卵都隔离开，凡是在显微镜下发现有那种椭圆形细菌的都立即烧掉；没有那种细菌的则保留下来作为蚕种。只有这种蚕种才可以进行繁衍生存。
蚕农们按照巴斯德的这种做法，经过6年艰苦不懈的努力，终于消灭了蚕瘟。使法国的养蚕业又呈现出了蓬勃发展的生机。
法布尔得知巴斯德制服了蚕瘟的消息后，大为震惊，他既对自己只是沿用一套老办法深觉遗憾，也对巴斯德这位昆虫学的门外汉竟然完成了这一创举深感钦佩。
毫无疑问，法布尔是法国著名的昆虫学家，知识渊博，经验丰富。但在这项研究中，他的知识和经验都使他误入了歧途。事后，法布尔发表感想说：“巴斯德真是个了不起的、承认一无所知的榜样……看来，暂时丢掉你的知识和经验，开始对某个问题一无所知，是解决这个问题的理想起点。”
法布尔的失败正是由于他的知识和经验，使他形成了一种格式化的思维模式。在遇到新的问题时，习惯上使用旧知识和老办法，去解决新的问题，这当然很难行得通。
所有的问题，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是一种流质的东西，没有固定的套路可供参考和借鉴，如果我们的思维方式再处于僵死的状态，用一种守株待兔的呆板方式去围绕问题打转转，不闹出盲人摸象的笑话来，也会是盲人骑瞎马，一路跌跌撞撞，除此又能奈何？
人类的思维，本来是极为活跃和灵动的。也正因为它的活跃和灵动，才生出许多震古烁今的伟大创造来，这方面的例子是不胜枚举的。
但有的人为什么对一些新形势、新问题束手无策呢？原因很多，其中之一是照本宣科、不知变通。对什么都套用自己旧的经验和知识去按图索骥，适用的就解决了，不适用的就找不着北了，而从来不怀疑自己的知识是否还适合现在的形势，不明白自己的经验早已陈旧不堪。
如今的时代，是知识更新换代极快的时代，对旧的知识心怀眷恋，抱残守缺，是我们很多人的一大通病。
有些坛坛罐罐，既然不是件古董，那么，对于搬入新居的我们来讲，该舍弃的就舍弃吧。
毫不心痛地丢开它！干干脆脆地丢弃，轻松上阵更好！即使你遇到的是品位极高的金矿，要记住不是所有的矿砂都能炼出金来，所谓吹尽狂沙始见金；即使你拥有的是宝库，但你要知道，也不是里面所有的东西都适合你。
放开才是思维方式
但对于现实生活中的所有问题，从思维上都进行复杂的分析研究，层层叠叠地“深加工”下去，却会令人头痛和茫然。
思维方式放开了，转变了，自己的眼界也就开阔了。
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个条分缕析的时代。
比如我们的生物学，下面又分为界、门、纲、目、科、属、种；我们的医学，又分为内科、外科、妇科、五官科、放射科、儿科、牙科等等。这样繁复而浩大的分类，在科学上，应该说是一种进步，因为它能令科研人员有的放矢。但对于现实生活中的所有问题，从思维上都进行复杂的分析研究，层层叠叠地“深加工”下去，却会令人头痛和茫然。
西汉时，孙宝担任京兆尹。
有一次一个乡下农民进城赶集市，于熙熙攘攘的人流中不小心碰翻了一个卖油炸馓子的摊儿，满桌的馓子滚落地上，立时摔了个粉碎。地上到底有多少个馓子，已没办法数清了。
摊主抓住农民不放，非让他赔不可。呼啦啦围上好多看热闹的。
农民认赔50个馓子的钱，可卖馓子的坚决不干，说他的馓子至少也有300个，赔50个，没门！
两人各执一词，争得面红耳赤却无结果。
围观的人虽然很多，吵吵嚷嚷光看热闹，却也想不出一个解决纠纷的办法来。
这时孙宝正好经过这里，大家便请他来处理。
孙宝不慌不忙，叫手下人从别的摊上买来一个馓子，并称了重量，随后又叫手下人把地上的碎馓子都收起来，称出它们的重量，然后，他用这些碎馓子的总重量除以一个的重量，得出了馓子个数，最后。他叫农民按着这个数赔给摊主钱。
孙宝对这件事的处理，众人无不称赞，就连卖馓子的小贩也佩服得五体投地。
其实生活中的许多看似非常复杂繁琐的问题，都可以简化处理的。孙宝就是将不可能办到的“馓子个数”问题，巧妙地转换成“称馓子重量”的可以办到的问题，使纠纷得以圆满解决的。
众所周知，大发明家爱迪生一生发明很多，非常繁忙，许多他认为比较容易办的问题都交给助手阿普顿去办，阿普顿可是一所著名大学数学系的高材生呢。
一天，爱迪生吩咐阿普顿测量一个灯泡的容积。阿普顿接过灯泡量了又算，算了又量，一个多小时过去了，算得这位高才生满头大汗。当爱迪生问他算好了吗时，他回答只算好了一半。
爱迪生见这位助手认真的样子，笑了。他教阿普顿说：“你往灯泡里注满水，然后把水倒入量杯中，一看刻度不就知道灯泡的容积了吗？”
阿普顿这时才恍然大悟，如同刚从梦境中出来。
爱迪生用的方法是将一个复杂的问题转换成一个简单的问题，即将不好办的“测量灯泡容积”的问题，转换成“看量怀刻度”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使问题轻而易举地得以解决。
19世纪末，法国园艺家莫尼哀想为自己设计一个牢固坚实的花坛。
可是对于如何设计制作花坛，他可一窍不通，作为一名园艺家，对植物他是了如指掌的。
于是，他将花坛的结构转換成自己熟知的“植物的根系”来思考：盘根错节的植物根系，因为牢牢地和泥土结合在一起，才使植物枝繁叶茂，成长茁壮。他将土壤视为水泥，植物的根系视为根根钢筋；并将土壤包裹根系转化为用水泥包裹钢筋。经过反复演练，不仅制成了坚实牢固的新型花坛。而且在世界建筑史上有着划时代意义的新型建筑材料——“钢筋混凝土”，也就由这个建筑业的门外汉发明了出来。
莫尼哀用的是把自己生疏的“制作牢固坚实的花坛”问题，转换成自己熟悉的“植物根系与土壤的关系”的问题，不但使问题得到解决，还顺手牵羊地发明了“钢筋混凝土”，真可谓一举两得。
复杂而匆忙的社会，简单的生活方式成了人们的一种时尚。
把那些如过眼烟云一般毫无用处的虚名搁置一旁，把那些这个利、那个利的先抛开，思想上的包袱就打开了，就不再沉重和压抑了。简单就成了一种洒脱和从容大度。
思维方式放开了，转变了，自己的眼界也就开阔了。
活着，越简单、快乐越好！
不断调整看问题的角度
现实生活中，由于人们所处的社会地位不同，经济基础各异，观察问题和思考问题的角度也会不同，由此而产生的结果也就自然而然地千差万别了。
德国著名科学家尼采曾说过这样一句名言：不要停在平原，不要登上高山，从半山看，世界显得最美。
梯田还是那块梯田，牧童也还是那个牧童，白云依然是那朵白云，为什么站在半山腰，世界就最美？
这是一个角度的问题了。爱好摄影的朋友都知道，选取的角度不同，照出来的效果是绝对不同的。每一幅摄影作品的佳作，都是最好的角度的取材结果。
现实生活中，由于人们所处的社会地位不同，经济基础各异，观察问题和思考问题的角度也会不同，由此而产生的结果也就自然而然地千差万别了。
比如，一个酒瓶里仅剩下了半瓶酒，有的人会认为真倒霉！只剩下半瓶了，于是就垂头丧气，情绪低落。另一些人会说“太好了，还剩下半瓶哩！”，认为剩得很多，于是精神振奋，情绪激昂。
这是指两个以上的人对同一事物的不同观察角度，其实，就是同一人，对一件事看的角度不同，其结果也常令人啼笑皆非：
请看著名相声大师侯宝林先生说的一个段子。
一个小青年看见邻居大妈手里拿了一张灶王爷的画像，心里好奇，上前问道：“大妈，你买这张灶王爷像花多少钱呀？”
大妈听了不高兴了。“年轻人不会说话，这灶王爷像能说买吗？得说请！”
小青年一听，即改口：“对！对！不能说买，得说请，那大妈您请这张灶王爷像花了多少钱呐？”
老大妈把手里的灶王爷像一抖，嘴角一撇：“这么一个破玩意儿，八毛！”
为什么会这样，其实原因很简单，看灶王爷的角度变了：大妈以迷信的角度看它，灶王爷像那是神的象征，必须毕恭毕敬，那可真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呀。从商品经济的价值观的角度来看，大妈认为它只是一张小小的不值几个钱的印刷品，不但没有了敬意，反倒勾起了对小商贩的怒气。其结果注定要南辕北辙了。
看问题的角度不一样，也常常导致解决问题的方法千差万别。
据说有三个青年到俄国著名作家列夫·托尔斯泰家去作客。闲聊中三个人都认为自己最聪明，争得不可开交：于是托尔斯泰决定出一道题考考他们，谁做得快而且正确的话谁就最聪明。
三个青年摩拳擦掌，跃跃欲试。
托尔斯泰的问题是这样的：
从前，有一农夫，他死后留下一些牛，他在遗书里这样嘱咐：
妻子：分得全部牛的半数再加半头；
长子：分得剩下的牛的半数再加半头，所得的牛是妻子得牛头数的一半；
次子：分得剩下的牛的半数再加半头，所得的牛是长子得牛头数的一半；
女儿：分得剩下的牛的半数再加半头，所得的牛是次子得牛头数的一半。
条件是一头牛也不准杀，正好全部分完。
托尔斯泰笑着问：“你们算算到底是多少头牛？”
甲青年立即先假设农夫死时是留下20头牛，然后按着遗嘱对妻子、长子、次子、女儿所分配的数量逐一检验、核对，发现不符，然后匆忙进行第二种假设……
乙青年利用解方程的办法，列出了一个很复杂的方程式，颇为繁琐地算了起来。
丙青年却采取了另一种算法，倒过来先算女儿所得的牛数，其他人的也就一目了然了。
他是这样算的，既然一头牛也没杀，又没有剩下，那剩下的牛的“半数”加上“半头”刚好分完，非常明显，只能是1头牛了。
次子：女儿得的牛是次子的一半，那反过来说，次子得牛的头数就应该是女儿的一倍，即为2头。
长子：次子所得的牛是长子的一半，那反过来说，长子得牛的头数就应该是次子的一倍，即为4头。
妻子：长子所得的牛是妻子的一半，那反过来说，妻子得牛的头数就应该是长子的一倍，即为8头。
他们四人得牛的总数即为：1+2+4+8=15头，可见农夫留下的牛的总数为15头。
这时甲青年已累得满头大汗，可还一脸茫然；乙青年虽然运笔如飞，却眉头紧锁，只有丙青年和托尔斯泰面带微笑而神情悠然。
三个青年谁最聪明，早已不言而喻了。
很显然，上面这个问题如果站在先解决“妻子”得多少牛的角度上，问题是比较难解决的，真正解决起来，棘手而繁复。而站在先解决“女儿”得多少牛的角度，就非常简单而轻松。
因为事物的本身是由许多方面和许多特点构成的，彻底地解读它，对某一个角度来讲，会觉得非常困难。但从另外一个角度着眼就会觉得易如反掌，不费吹灰之力。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找准“切入点”的含义。
创新，主要指改变思维方式，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脑筋一定要灵活，不要钻牛角尖。
解决问题需要创新，就是需要找准“切入点”，这和打蛇打在七寸上，是一个道理。
形象思维可以展开想像的翅膀
对于某些事物的探索和研究，有时单靠简单的逻辑推理已不能解决问题，常规的实验更是无从做起，这时，就要凭借我们的形象思维来展开想像的翅膀，使我们的认知能力和水平来一个质的飞跃。
社会是不断发展变化着的，世上根本没有一成不变的东西。这就需要人们随着思考问题的逐渐深入和涉及问题领域的日趋扩大，而改变原来固有的思维方式。
对于某些事物的探索和研究，有时单靠简单的逻辑推理已不能解决问题，常规的实验更是无从做起，这时，就要凭借我们的形象思维来展开想像的翅膀，使我们的认知能力和水平来一个质的飞跃。
17世纪，意大利著名的物理学家伽利略在实验中发现，当一个小球从第一个斜面滚下而又滚上第二个斜面时，小球在第二个斜面上达到的高度。略低于它在第一个斜面未向下滚动时的高度。
伽利略断定，这是由于小球与斜面之间的摩擦力造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