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州的警察制度是从日本学来的。那一年，省政府组织各县的人东渡日本，每县一人，条件是读过新学，年纪大一些无妨，革命有功者优先。河州选了钱青，在日本学了半年，回来做了河州首任警察局局长。
正因为如此，打从日本回来，钱局长变了个人似的，几根山羊胡不在了，变成一小撮仁丹胡；长袍是不穿了，叫夫人收起来，一年三节拜祖先的时候大概还得用；瓜皮帽是绝对不再戴，当即赏了下人。从衣箱里翻出一套西装、一套和服、一双木屐和一根文明棍，进里屋去换了和服出来，给夫人说，今后出门穿西装、带文明棍 ，在家穿和服、木屐，遇到乡贤父老请他演讲，开头总是那一句“鄙人在日本的时候”。
钱局长也不过三十来岁，在前些年革命的时候，一个人举着自制手雷冲进县衙门，强迫县官交出大印，一跃而成为功臣。革命成功后，他并不满足做一个县议员，请得公款，去北京读了一年新学，回到河州，原本也不知做什么好，正巧遇到兴起警务运动，就这样做了警察局局长。
钱青做了局长，按照日本的做法，将河州四街九坊一一登记注册，发给门牌号，叫警察挨家挨户钉在门楣上，从此有了现代门牌制度，受到县长和百姓欢迎。钱局长又学日本做法，准备将河州所有不良分子迁到一条街居住，以便管理，可遭到这些人的坚决反抗，甚至以死相抗，只好退而求其次，给不良分子家门钉一块“不良”的牌子，并有言在先，只要悔过自新就可以摘牌。这样做虽说有违民主自由，但也还有效，那些不良分子成为众矢之的，羞愧难忍，要么搬走，要么悔过，倒减少了很多违法乱纪的事。河州这个做法被省里树为典型，钱青受到上级嘉奖。
这样一来，钱局长在河州算是一炮打响。
不过钱局长最近接到一桩棘手的案子，是梨园公会告上来的，内容是违反协议书，既涉及当事双方的经济利益，还关乎振兴河州戏剧事业；既涉及河州黄家戏班和范家戏班百年纷争，还引起各方高度关注，不好处置。
这就是张老板状告黄之诚违反协议书案。
那晚在赵大爷家唱完堂会，收拾行头场面出得赵公馆，刚装好车准备离开，突然从暗处走出几个人，直奔他们而来，为首的叫了一声“黄老板你干的好事”，黄之诚借着微弱灯笼光一看，差点吓倒，怎么会是他？
这个他不是别人，正是张家茶园的老板张亦熟。
张老板怎么会夜半三更来赵公馆门前抓黄之诚呢？
事情得从赵文仙提醒张老板说起。那天张老板不是喝醉了吗，和谢大发说一阵，被他绊倒在桌上，稀里糊涂睡过去了。赵文仙从外边回来，一见张老板这副模样忙叫醒他，问他怎么回事。张老板被唤醒，第一句话问：“协议书呢？”赵文仙四处一看，从地上捡起来给他，说刚才进来的时候，远远看见谢大发从茶园匆匆出去，问是不是给谢大发说了协议书的事。张老板如实相告。赵文仙吃了一惊，说坏了坏了，谢大发怕是看见这个协议书了，得高度提防。
张老板觉得赵文仙的提醒有道理，以前的谢大发不是替黄之诚做事吗，说不定他们和好如初，联手算计自己。他问赵文仙怎么办，无果，就一起去找赵大爷。
赵大爷正在愁一件事，就是范家父子拜托他，请他让黄家票房去他家唱票，到时候好抓他一个违约的罪名。要说这事也不难，他赵大爷管着这么多码头、这么多弟兄，就是官府也让他三分，何况一个黄家票房。但盗亦有道，跑江湖的人都是刀尖上添血饭吃的好汉，不屑于搞阴谋诡计，所以，答应是答应了范家父子，答应之后却左右为难。
赵大爷听张老板和侄儿这么一讲，心里明白这是范先支使谢大发干的，便问张老板作何打算。张老板开茶园这么些年，全靠赵大爷维持，凡有风吹草动，自然得求赵大爷做主，所以略略一想，说：“黄之诚要是串通谢大发来陷害我呢，我得多长一只眼睛盯着他，要是让我抓住把柄，嘿嘿，就别怪我无情。”赵文仙说：“表叔，我已叫人跟踪黄家票房。”赵大爷心里哈哈笑，这两个糊涂虫还蒙在鼓里，错怪黄之诚了，他何不将错就错？
赵大爷说：“既然你们有求于我，我就不得不管，这也是为整个河州梨园好。谢大发找你张老板看协议书，怕是在打你的主意，不过你别怕，谅他谢大发也不敢乱来，我去给他打招呼。至于黄家票房嘛……你的怀疑也有道理。听我手下人说，他们的马车这几天晚上都从我家门前的路上过，又是人又是戏箱，是不是去哪儿唱票了？你得小心。”
过了两天，赵大爷叫人故意给张老板透出风声，说黄家票房今晚要去赵大爷家唱票。这就引来张老板半夜捉拿黄家票房。
张老板拿住黄家票房在赵家唱票的现行，因为当夜也晚了，又在野外，说了一通说不清楚，就约了明天茶园说话。第二天上午，张老板和黄老板如约在张家茶园喝茶说话。
黄之诚违约在先，自知理亏，自然先说明情况，赵大爷如何请票，自己如何婉言谢绝，最后实在是抹不过情面，并非有意违约，愿意赔偿损失，请求原谅。张老板本来对黄之诚有好感，也愿意和他合作，但因为这次夹了谢大发和赵大爷，心里起了极大的疑心，所以不愿私了，要按梨园规矩处罚。黄之诚在北京梨园混了多年，自然知道这按梨园规矩处罚的厉害，便极力解释，说这次确实特殊，赵老太太病重垂危，赵大爷再三恳请。张老板说他撒谎，明明赵老太太身体安康，吃得动得，今早还上街遛圈，哪来的病重垂危？黄之诚昨晚也有疑心，可这会儿却成了救命稻草，只好坚持这么说，坚持这是赵大爷说的，不信去问赵大爷。
本来这事也好办，请赵大爷来一趟就清楚了，可叫人去请赵大爷，却回来说，今儿一大早出远门了，问何时回家，回答不知道，说是早则七八天，晚则半个月。二人就没法说下去了。
张老板就撇开这事说协议书，说黄之诚违反协议，合作期间去外面唱票，影响合作，影响票房，必须报公会处罚。黄之诚亏理不好多说，只好扭住赵大爷的话不松口，说是等赵大爷回来总可以水落石出。张老板自然不答应，说那得等多久，要是一年不回来等一年吗？黄之诚又好言相劝，说咱们的合作一向愉快，这回是我对不起你，也愿意赔偿损失，今后保证遵守协议。
张老板正在犹豫，突然听到一个声音：“不能便宜了他。”抬头一看，赵文仙气喘吁吁跑过来，说：“张老板你不要心软，这事非告到梨园公会不可！我已经给范会长禀报了。他叫写成书面报上去，一定秉公而断。”
黄之诚一听起了火，原想好说好商量，尽可能不要闹得满城风雨，影响黄家票房声誉，现在见对方已经闹出去了，一拍桌子，说了句“随你们便”，起身就走，衣角刮起一阵风。
梨园公会接到张老板的状纸，传了张老板和黄老板问话，做出的决定是不准黄家票房唱票，但遭到漆老、黄氏族人和众多戏班老板反对，还说要是不改变这个决定就重选会长。范会长新官上任，赵大爷又溜了，不知如何是好，便想出个主意，提笔在状纸上批了一句“此事关乎法规，转报警察局”。
这事就告到钱局长这里来了。
钱局长之所以觉得为难，倒不是说案子难断。他毕竟在日本警校留学过，现代警务是知道的，警察手段也是知道的，不然也做不出给不良户挂黑牌的事。他为难的是，支持张老板的人多，支持黄之诚的人也多，都不乏强人在后面支持。张老板后面有范先、赵大爷和一批戏班老板，而黄之诚后面除了有黄氏族人、漆老，据说还有郑县长，这就有分量了。他去问了郑县长，得到的答复却是秉公办事，言下之意不得而知，更不好办了。
钱局长虽说有手段，但毕竟初涉官场，人脉尚缺，不敢像对待不良户那样贸然行事。想来想去，在日本也没学到如何处理这等难案，不由得想到中庸之道和为贵，进而想到“国学为本，西学为用”的老话，才觉得自己的前程重要，没有必要冒这个风险，才理清了办案头绪。
于是，钱局长派人请来诸位当事人，地点呢不是在警察局，而是借了陈家茶园的宝地。当然不是像青帮喝茶那样坐头桌，而是寻了二楼一个雅间，推窗就是绿水青山。应邀而来的有漆老、张亦熟张老板、赵文仙赵管事、范家父子、谢大发谢总管、黄之诚黄老板、周琴师、武先生、梁管事，自然还有本园老板陈长水，至于重要的当事人赵大爷呢，确实去了外地，只好请了他的管家。还有很多闻风而至的人，如黄氏族人的代表，李梅好和芦苇，谢总管的女儿谢雅兴，陈蒹葭因为关心赵文仙也出来了，还有《河州新报》的范地力——本来钱局长是请他坐楼上雅间的，他怕他爹和哥当场出丑，推辞了，但主编还是叫他来了，只是没有上楼。这些人不在公请之内，钱局长派了两个警察守在楼梯口，不准他们上楼。
钱局长这天穿的是便装，一身藏青色西装，系着领带，相对于其他人青蓝二色长衫、瓜皮帽和马褂，有点金鸡独立的味道。他得知楼下坐着不少热情茶客，抿嘴一笑，庆幸自己没有鲁莽行事，如果一时性急，做出判断，必定引起风波。
他见所请之人已到，便站起身，整整领带，说：“各位女士、先生们。”大家左右一看，并无女士在场，暗自窃笑。钱局长也意识到这点，忙咳两声，接着说：“兄弟在日本的时候，学到大和民族一个优点，那就是见到人就说请多多关照，所以，日本能取得明治维新的胜利，一跃而成为东洋强国。诸位，兄弟在日本的时候，学的是现代警务，曾亲自去日本警察局做过警察，深知调解民怨之重要、之困难。回到中国，这种难度有增无减，因为我们的民众还没开化，并不知道警察为何物，心目中完全没有法制观念。为此，兄弟来处理这件事，首要之事是强调警察和法治，希望诸位配合。谢谢！好了，下面请当事人畅所欲言，各抒己见，也请其他先生作出判断。按照日本法律规定，原告就是递状子的人，被告就是被告的人。现在请原告张亦熟先生发言。”
这一番开场白煞有介事，对于从没出过国的这些人而言，确实有不一样的威慑力，于是一个个正襟危坐，洗耳恭听。张亦熟原本准备了一番之乎者也的说辞，被这么一折腾，又见楼梯口站两个警察，雅间外站两个警察，钱局长身后站两个警察，雅间正面墙上挂了一面青天白日的旗子，便有些紧张，站起身，双腿不停战栗，嘴唇上下哆嗦，说：“诸……诸位，我要告黄之诚！”
张老板虽说没有读过多少书，但私塾是进过几年的，又在茶园这个大学堂久经锻炼，所以很快适应，也就恢复了口齿伶俐的本色，振振有词说了一通，从他们如何签协议，如何合作唱票，说到如何发现黄之诚违约，黄之诚又如何强词夺理，等等，最后强调说：“他黄之诚这样做，既违反我和他定的协议，在我茶园唱票期间不得在河州其他地方唱票，又有背于梨园行多年的规矩，既影响我茶园的生意，又败坏了这一行的风气，实在是没有道理，请钱局长为小民做主。”
钱局长先前读的是四书五经，学的是孔孟之道，如若不是革命，怕是考秀才中举人，一路高歌，到北京去做官去了，所以脑子里是瞧不起梨园行的，所以对梨园行的规矩是一窍不通的。他如今看了状子，听了张老板陈述，还是如堕五里雾中，但既然身为新式警察局的局长，就不能像以前的昏官乱判，便问道：“且慢。请问张老板，你说影响了你的生意，怎么讲？说具体点。”
张老板说：“明眼人都知道……”钱局长心里一咯噔，那自己是瞎眼人了？他眉头就起了皱。张老板不过是随口说，才顾及不到这么多，“梨园行的老规矩是定在那里的，凡是起班唱戏，必须得服从茶园调配，除非你不来找茶园。这调配之一就是只能在我这儿唱，不能同时去别处唱。你要是去了别处唱戏，就可能影响我两点：一、河州就这么大，人口就这么多，在外面听了你唱，谁还来我这儿听戏啊？这叫抢了我的生意。二、你如果在外面唱砸了，谁又还来我这儿听戏？所以，无论你在外面唱得好唱得不好都不行，都影响我的生意。请钱局长大人明鉴。”
钱局长这才明白几分，便掉头说：“黄老板，按理说你是被告得写辩状，姑且就算了，说也算数。你说说，为什么要私自唱票？”
黄之诚在北京见过大市面，自然一脸安详，站起身向钱局长拱拱手，向众人拱拱手，说：“这事也不能怪我，都是赵光宗赵大爷的主意。赵大爷说他老娘病重在床，快不行了，想瞧瞧咱黄家戏班的戏，要我满足她老人家最后这点要求，代他尽最后的孝心，还说这事绝对保密，不让其他人知道，所以我就答应了。钱局长也是大孝之人，应当理解我这一番‘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想法。张老板告我违反协议，我承认，但我觉得这中间有蹊跷，请钱局长明察。这蹊跷有两点：一、赵大爷早不走晚不走，为啥偏在这时走？没有他强逼请票在先，哪有我违规在后？请找到赵大爷落实。二、张老板深更半夜从赵公馆路过，抓到我唱票现行，可问他为啥路过，他支吾其词，顾左右而言他。请钱局长当面问他，这么晚到哪儿去了？干了什么？有何证人？”
这一说就引得众人轰轰议论，有的说怎么这么巧，半夜三更碰到了；有的说这还不明白，是成心候在那里抓把柄的呢；有的说那他怎么知道黄家票房在赵公馆唱票呢；有的说你们这是强词夺理，包庇黄之诚……于是，各执一词，互不相让，吵成一团。
钱局长暗自好笑，既不劝解也不制止，任其哄闹。楼下的人听到楼上闹哄哄的，不知道为何，跑到楼梯上张望，被两个警察挡住，就请警察说楼上在吵什么。这两个警察也是河州人，还是年轻小辈，推辞不过，也就小声做起传声筒，把原告被告的纷争一一相告。
这一来，楼下的人也分成两帮辩起来，因为人多势大，声音传到了楼上。楼上的人听了楼下人的不同意见，隔着楼板予以反驳，而楼下的人如法炮制，对着天花板还击。四邻八舍以为陈家茶园发生革命，里三层外三层围上来看热闹，还火上加油一阵乱吼：“给老子打！”
钱局长把众人不同的意见听了，嘿嘿笑。又见楼下楼上闹翻了天，突然黑了脸，从腰上拔出手枪，对着天花板砰砰就是两枪，吓得众人目瞪口呆，哑口无言，乖乖地各就各位，傻傻把钱局长盯着。
钱局长扬着手枪说：“知道我是谁？知道我是谁？警察局局长，河州警察局局长！好了，我看你们也说得差不多了，本局长说几句。鄙人在日本的时候学的虽说是警务，但没有对民众打过枪，今天都是被你们激发的。好了，大家还是心平气和说事。”
说罢一笑，收起手枪，接着又说：“这件事的确有些蹊跷。鄙人调查过了，赵光宗的老娘并没有卧病不起。还有张亦熟你半夜三更跑到赵公馆门口说是路过，问你去了哪里、做何事情、有何证人，是一问三不知。还有赵光宗，不早不晚，偏偏这个时候去了外地。谢大发，跑到张家茶园看什么协议书。统统都有蹊跷，所以民众有怨声，鄙人也得秉公而断。为此，鄙人马上派人将赵光宗叫回来配合调查，也要委屈张亦熟、谢大发你们跟我走一趟警察局，接受警方调查，然后再作判断。好了，散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