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成为一个成功的候选人，他不得不假装自己无意参加竞选。在获得提名之前，他必须避免党派偏见。他的演说必须有力，但不能引起争议，要寻求美国政治中伟大的中间立场，避免对当前的特定争议做出具体表态。他需要在全国各地经常露面，不能成为一名拉选票的候选人，而是要成为公仆，就多数人已经同意的某个重大问题发表意见。他必须与民主党人保持一定的距离，但又不能显得对罗斯福和杜鲁门为他提供的机会毫无谢意。他必须接近那些富豪，让他们相信，自己的观点（尤其是关于税收和经济的观点）绝对处于保守。他必须保持自己最高统帅的形象：强硬、果断、充满智慧、庄重，与丘吉尔和戴高乐等同时代的伟人谈笑风生；同时又要做好“艾克”：友善、随和、风度翩翩，一个普通人，为人谦逊，甚至对自己受到的关注觉得有点好笑的堪萨斯农家孩子，一名只想恪尽职守的普通军人。
他所做的一切使他直接入主白宫。但是，他在这条道路上每前进一步，都会说自己没有当总统的野心。他经常抱怨，没有人相信他的这些话，甚至那帮好友也是如此。但是看到他的这些行为，有谁会相信他的话？回顾一下他这些自相矛盾的行为，我们只能看到一点：那就是他并非是在杜鲁门再次当选后的某个晚上才坐下来，给自己规划了一条入主白宫的道路。倘若1948年杜威赢得大选，艾森豪威尔依然会做很多他从1948年11月至1950年底做的事情，只是如此一来外界就不会说他想入主白宫了。但他心中比谁都清楚，这些做法在政治上给自己留了后路。他并未决定是否竞选总统，也并未以此为目标展开行动，只是小心地确保自己参选之路依然通畅——实际上，他参选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他并没有刻意谋求总统职位，但他成功地处理了自己的公开及私人生活，使得总统职位反过来找他。在这方面，他要胜过美国历史上除了华盛顿之外的其他所有总统候选人。
他说，自己决不愿意四处拉票。如果公众没有提出强烈要求，让他觉得自己有责任参选，他决不会同意成为候选人。接着，他创造了说服自己参选的条件。
艾森豪威尔挺进白宫的工作，开始于杜鲁门获得连任的那一天。来自阿拉巴马州的埃德·伯明翰是一个事业有成的投资经纪人。他邀请艾森豪威尔作为贵宾出席在芝加哥举行的宴会。出席的人有美国中西部的主要的商人、出版商和银行家。艾森豪威尔立即接受了邀请。他在宴会上谈到大政府（译注：奉行干涉主义政策的政府，一般被理解为意味着经济管理与社会控制。）、大工会、高税收和四处蔓延的社会主义构成危险。他的演讲得到了经久不息的掌声。回到纽约后不久，他又受大通银行的温思罗普·奥尔德里奇之邀，以贵宾的身份出席在曼哈顿墙球网球俱乐部举行的宴会。新泽西州标准石油公司董事长弗兰克·亚当斯请他就“当前经济、政治和社会问题”给公司内的高级职员做一次内部演讲时，艾森豪威尔第二天就接受了邀请。这样，艾森豪威尔就建立了一个活动模式，接下来两年之中从未间断。两年之后，美国所有成功的商人、出版商或金融家，基本上都与艾森豪威尔握过手，见到过他的满面笑容。他的满腔热情使他们心动，他的坚定信心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与此同时，他设法避开各路政治家。但是他们都来找他，通常是秘密求见，或是通过中间人传消息。在公众场合，他不想见的人就是杜威州长。因此，当杜威在1949年7月秘密求见时，艾森豪威尔表示同意，但要求杜威从后门进来，以免引人注意。
杜威告诉艾森豪威尔，他是“公共财富”。他在民众中的声望“同样是公共财产”。他必须“小心维护”自己的形象以便“为全体人民服务”。杜威解释道，艾森豪威尔是“挽救美国免受家长式****之害”的“唯一”人选。艾森豪威尔答道，自己从来“不想从政”，绝不会拉票；当然也会尽自己的职责，但是，“我相信，没有什么能够让我认识到自己有从政的职责。”这些话对杜威而言，只能是老调重弹——因为他此行的任务就是“说服”艾森豪威尔认清他的“职责”所在。
从1949年至1950年，艾森豪威尔多次在日记中写道：“我现在或将来都不愿进入政界，”但后面总有“除非”这样的词。“如果我真的从政，必定是各种情况否定了我所有的理由，必定是有某些重要理由来迫使我进入政界。如果加以拒绝，从今往后我就会觉得自己未能恪尽职守。”他说不相信自己会被说服，并说，“如果我将来确实做出从政的决定……原因就是我受到了朋友的过度吹捧。”接着，他给朋友们提供了劝说他参选的全部理由：他周游全国各地，强烈批评美国国防现状、它在世界中的地位和独裁的趋势。
1950年7月，他前往共和党右翼的中心“波希米亚丛林”。这是加利福尼亚州的一个疗养地，百万富翁们每年都在这里聚会交谈，听演讲，吃喝玩乐，休闲交友。赫伯特·胡佛是那个地方的领袖人物，会员们称他为“首领”。艾森豪威尔乘坐由圣达非铁路公司董事长提供的专列前往该地。在加利福尼亚，他不拘礼节、友善和对新政的批评使那里的人（其中就有国会议员理查德·尼克松。他们初次见面时，曾简短地聊过几句）大为受用。
1950年6月25日，朝鲜入侵韩国。杜鲁门立即做出反应；联合国采纳了美国提出的决议案，对侵略提出谴责，决定以联合国的名义保卫韩国。杜鲁门出动了美国海军与空军，地面部队随后跟进。
政府内没有人想到邀请艾森豪威尔将军来华盛顿，咨询他的意见。但战争开始三天后，他还是去了那里。在五角大楼，他与最高统帅部交谈后，倍感失望。他在日记中写道：“我本以为他们会积极行动，想方设法调集解决朝鲜争端所需的部队及补给，”但是“他们似乎不够果断。”艾森豪威尔向他们保证，自己支持杜鲁门的决定，并强调，“诉诸武力从其性质来看并非全部手段……看在上帝分上，赶紧做好准备！……我们必须全面研究问题，防备出现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甚至考虑最后使用原子弹。”
一周之后，他回到华盛顿，会见五角大楼官员，在参议员委员会上作证，并与杜鲁门和乔治·马歇尔共进午餐。艾森豪威尔和马歇尔告诉杜鲁门，他们“坚决支持”他的行动，并建议尽快派遣尽可能多的兵力进入朝鲜。虽然杜鲁门和五角大楼官员保证，麦克阿瑟将军在朝鲜“一切如愿”，艾森豪威尔觉得“美国似乎没有认真实施动员的意图……（杜鲁门的）军事顾问过于自满。”
1950年6、7月，华盛顿的气氛与1941年12月那时紧迫、投入的氛围全然不同。艾森豪威尔这次只是个局外人，但是，这种身份也有优点。艾森豪威尔处于提建议而不必作出决定的有利地位。因此，他只需告诉杜鲁门迅速实施重整军备的计划，而不必考虑总统面临的法律、经济和政治难题。他可以辩解说，自己已经建议政府在朝鲜进一步采取行动，只是政府置之不理而已——后来朝鲜问题引起争论时，他也的确如此为自己辩解了。
到了1950年秋，艾森豪威尔显然要离开哥伦比亚大学。美国已然参战，世界处于危机之中，这位老兵想要再续征程。
他的运气不错，机会终于来临。1949年，美国已经与西欧国家一起加入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朝鲜战争之前，欧洲几乎没有重整军备，现在这些国家开始行动。杜鲁门要美国实施大规模重整军备计划，并表示他将派一部分部队前往欧洲，加入北约军事组织。大西洋两岸的领导人一致认为，艾森豪威尔是指挥北约部队的“唯一”人选。1950年10月，杜鲁门请艾森豪威尔参加在白宫召开的一个会议。在会上，他“请求”艾克接受任命。艾森豪威尔表示，“我是一名军人。无论上级下达什么命令，我都会立即服从。”
这是一个理想的任命。北约的司令部设在巴黎。作为北约的司令，他可以不用再对国内和党派问题发表评论。他重返欧洲，将成为世界各地报纸的头版新闻。他可以有说服力地谈论自己最关心的大西洋联盟问题。他每天都会与西欧各国政府的首脑进行工作上的联系，这将有助于塑造他世界主要政治家的形象。他是西方世界最伟大的军人，这一声誉将得到加强。这一任命将艾森豪威尔置于重大事件的中心，这样的挑战才能体现他的才干。他向儿子约翰解释：“我认为这是全世界最重要的军事工作。”他能够恢复并加强与许多英法朋友的关系，并与西德领导人建立新的关系。
最重要的是，他能够维护自己在1945年取得的胜利。他根本无法想象自己解放的欧洲可能受到红军的控制——在1950年末，这种情况似乎完全可能发生。他对斯韦德说：“我甚至把这次努力看做是西方文明得以保存的最后一次机会。”
但是，如果说杜鲁门给艾森豪威尔提供了一个完美的表现舞台，必须上台表演的还是艾森豪威尔自己。这并非礼仪性的工作，而是真实的挑战，甚至还有失败的可能。北约部长理事会所做的唯一明确决定，就是他们想请艾森豪威尔来担任最高统帅。
艾森豪威尔觉得，“西欧的安全需要德国的积极参与”，但西德还不是个主权国家，更不是北约成员国，更何况法国、荷兰、比利时及其他国家一想到自己从纳粹占领下获得解放仅仅五年，德国就重整军备，这种前景令他们不寒而栗。德国重整军备将是一个很难说服众人的工作。欧洲的重整军备问题也是如此。
对于欧洲人一说，北约是美国不会弃自己于不顾的保证，他们可以依靠原子弹来吓阻红军。他们认为，没有必要让北约增设一个重要的军事机构，尤其是在各国刚从二战的废墟中恢复过来，就要付出一系列高昂的代价，如德国重整军备、更高的税收和经济上更大的牺牲，这样做实在不值。批评家说，重整军备只会刺激苏联人，而不能召集足够的兵力来击退苏军——至少不动用原子弹就做不到这点。而美国加入北约，早就使欧洲得到了原子弹的保护。作为最高统帅的艾森豪威尔，如果想取得成功，就必须说服欧洲各国，德国人是他们的盟友，而不是敌人；他们能够建立起强大的地面部队与空军，足以击退红军；由北约成员国组成的真正的军事联盟是切实可行的，虽然此举在历史上称得上绝无仅有。
美国的领导人使他苦恼不已。共和党中的塔夫脱及其他孤立主义者不可救药，而杜鲁门也好不了多少。1950年末，中国军队在朝鲜半岛向南挺进，而欧洲各国继续拒绝接受德国人，拒绝德国重整军备；美国人继续在美国对北约的责任问题上争执不下。艾森豪威尔在日记中写道：“有些事大错特错。”
到了12月，民主党只要再取得一次胜利，就会结束美国的两党制，但他对塔夫脱很不满意。他担心塔夫脱的政策。在国内问题上，两人的思路一致，但在外交事务上，尤其是塔夫脱对北约的态度（塔夫脱曾投票反对这一条约），艾克很有意见。
因此，在启程前往欧洲之前，艾森豪威尔设法与塔夫脱举行了一次会谈。他希望塔夫脱支持北约。如果他得到了肯定答复，他准备“消除外界关于我参选总统的种种猜测”。在塔夫脱到来前，艾森豪威尔拟好了一份准备在当天晚上发表的声明，前提是塔夫脱同意集体安全原则，让美国全力承担对北约的义务。艾森豪威尔在声明中写道：“我已响应号召，再次担任军事职务。我宣布任何人不得推选我成为总统候选人。如有发生，我将拒绝接受。”
但是他与塔夫脱的会谈令人沮丧。参议员反对杜鲁门向欧洲增派美军的计划，称总统无权如此行事。艾森豪威尔坚持称总统拥有这一权力。接着，艾森豪威尔问塔夫脱，他与支持者是否“同意西欧的集体安全政策确有必要”，是否会跨越两党分歧，支持北约。
对此，塔夫脱含糊其辞。在艾森豪威尔看来，他似乎“正在大耍政治把戏”，主要对“打压总统或是限制总统权力感兴趣”。他将讨论的话题从原则转移到了具体细节。他几次含糊地说：“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应该投票造成派遣四个、六个，还是两个师。”艾森豪威尔说，自己并不关心这样的细节问题。他想对方支持北约这个概念，但是塔夫脱不愿回应。在参议员离开后，艾森豪威尔把两名副官叫了进来，当着他们的面撕毁了拟好的声明。其实这份专用声明与谢尔曼当初的声明如出一辙，足以让他永远退出总统竞选。他决定让自己的计划保持“一种神秘感”。
艾森豪威尔走马上任，成为欧洲盟军最高统帅。1951年1月，他访问了北约11个欧洲国家的首都。他从巴黎出发，在那里向全欧洲发表了广播演说。他利用这个机会表达了自己对欧洲的热爱：“欧洲是我们祖先生活过的土地，欧洲人民英勇不屈，他们愿意为了持久和平和文明的发展进步去生活，去牺牲。怀着对这一切不可动摇的信念，我回到了这里！”他说自己并没有什么“能够创造奇迹的计划”，也没有带来部队或军事装备，但是他带来了希望。
还有他的声望，他非常清楚它的威力。美国空军的劳里斯·诺斯塔德将军回忆起北约最初的计划会议：“我这辈子从未听到过这么多喊叫声。”来自各个国家的参谋军官都说自己缺这缺那，自己的军队有哪些薄弱点。“看得出来，艾森豪威尔将军对这种消极的做法越来越不耐烦。最后他砰地拍了一下桌子……满脸通红……用楼下两三层里的人都能听得到的声音说，他知道薄弱点是什么……‘我知道大家缺东西，但缺东西部分我来负责——我会全力做好这件事，但其余部分要你们负责。现在，快去办事！’他又拍了一下桌子，走了出去。他就这样转身，一句话都没多说，走了出去。相信我，大家的态度大有改观，感觉马上有了决心——我们要放手去做。”
艾森豪威尔一月份出行的目的，就是争取欧洲方面对北约的积极支持，以便他能在美国回击塔夫脱、胡佛及其他人的指责。这些人说，既然欧洲不愿重整军备，美国就不该负这份责任，也不该负担相关费用。在里斯本，艾森豪威尔告诉萨拉查总理，欧洲人“必须像现在的美国人一样，具备紧迫感，追求统一，采取一致行动以维持和平”，并请萨拉查作出“具体的表示，便于我向美国人民证明，欧洲国家正在优先考虑自己的国防建设”。每到一处，他都会毫不避讳地提出这样的要求。
艾森豪威尔还利用此行，对欧洲人发表讲话，以鼓舞士气。他在巴黎的讲话最激动人心。他告诉普利文总理，“法国人对自己的潜力缺乏信心。毕竟你们只战败过一次。这个国家具有光荣的传统，所有的官员都应该呼吁民众再创法兰西民族的辉煌成就。”他要求普利文“大张旗鼓地宣传法国的荣耀”。官方记录员写道：“艾森豪威尔显然给普利文留下了深刻印象。普利文说道，‘感谢你；你已经让我重拾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