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森豪威尔的这些话使记者们感到奇怪。他们猜测氢弹试验已然失手，爆炸无法得到控制。3月30日，不想再隐瞒试验实情的原子能委员会宣布，当天早上他们进行了第二枚氢弹实验。这受到了更加广泛的报道。这时，施特劳斯回到了华盛顿。3月31日，艾森豪威尔带他出席了记者招待会。艾森豪威尔请施特劳斯宣读一份已经准备好的声明，“消除人们担心氢弹失控的恐惧心理”，接着回答了关于“喝彩”实验的问题，设法平息人们的不安。
与此同时，奥本海默事件已广为人知。当时艾森豪威尔下令筹组的奥本海默调查委员会，以二比一的多数报告，虽然奥本海默没有不忠诚，但“性格上有根本缺陷”，所以建议剥夺其安全特许权。（原子能委员会后来在施特劳斯的带领下，以四比一的多数，支持这一决定。）公布委员会的建议超越奥本海默事件，成为头版新闻，实现了哈格蒂打击麦卡锡的目的，但它也正如艾森豪威尔担心的那样，引起了美国科学界的分裂。到处有人指出可恨的反犹太指控。奥本海默的支持者说，艾森豪威尔这样做只是为了抚慰麦卡锡。艾森豪威尔谨慎地指出，他并没有惩处奥本海默，也没有发现他犯了什么罪，只是让他与原子能委员会脱离接触而已。如果计划的安全不受威胁，他不反对奥本海默为政府工作。艾森豪威尔写信给施特劳斯：“为什么不请奥本海默博士参加海水淡化工作呢？”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他含糊地赞扬奥本海默：“我了解奥本海默博士。像其他人一样，我非常钦佩与敬仰他在专业与技术方面的非凡造诣。有些事情我们不能深究。在没有找到答案之前，我认为最好不要去过多讨论这些事。”这样，随着“城堡”系列试验的结束，随着陆军—麦卡锡听证会达到高潮，公众对于“喝彩”计划及其影响的兴趣开始减退。
在实施“城堡”计划和宣布剥夺奥本海默安全特许权期间，艾森豪威尔抱怨陆军—麦卡锡听证会转移了公众对重大问题的关注。但是，他是主要受益者。他希望“喝彩”计划和奥本海默能够不被人注意，麦卡锡能够吸引足够多的注意力。结果1954年春，很少有人注意到艾森豪威尔已经启动美苏之间的氢弹竞赛，包括制造洲际导弹的竞赛。艾森豪威尔在这个最关键的问题上作出了重大决定，却将公开争论控制在最低程度。他甚至设法使奥本海默的免职不与制造氢弹的道德问题纠缠在一起。
苏联人未对“和平利用原子能”计划作出反应，倍感沮丧的艾森豪威尔全力关注氢弹。氢弹成了他战略和国防的中心，让他能够削减开支，同时提高美国核力量的领先地位。氢弹还被五角大楼里的公共关系专家称为“新面貌”战略成为可能。那就是更少的常规部队、更多的原子火力和更低的开支。
“新面貌”战略的基本结构是规模扩大的战略空军和规模大为缩减的常规陆海军。它依赖于美国在核武器方面的巨大优势。以陆军参谋长马修·李奇微为首的批评者称，这种部署没有做到平衡，因此使美国处于“孤注一掷”的境地。当然，李奇微是对的，因为杜勒斯在1月中旬的一场演讲会宣布，艾森豪威尔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已经作出了一个“基本决定”，那就是今后对于任何可能出现的侵略，美国将以“我们自己选择的手段及地点，立即实施报复。”当时有人请艾森豪威尔发表看法。他说道：“我个人以为，杜勒斯只是说出了一个基本事实，实际上并没有作出多大的决定。这只是一个基本事实而已。”
但这种说法只是加深了人们的迷惑，而没有说明真相。如果美国的政策是对苏联的侵略立即实施大规模报复，那么国会的宣战权又如何处理？当年3月，杜勒斯解释道：“如果苏联攻击美国的盟国，总统不必请示国会即可宣战。”国会和记者们对这种反应都感到不满。整个春季，他们都在催促艾森豪威尔作出说明。
他解释道：“作战和宣战存在区别。”如果苏联对美国这个“巨大的珍珠港”发动攻击，他将立即采取行动，然后再尽快召集国会开会，“毕竟进行战争的时候你不能撇开国会。”至于具体的法律和宪法问题，艾森豪威尔承认：“我可能有错，不打算争辩。”总统还补充了一句话，充分说明了他与杜勒斯的关系：“我想与福斯特·杜勒斯讨论一下。但和他谈过之后，我确信我们这方面的意见完全一致。”
问题是，记者们想知道他说的“这方面”指的是什么。它是否表示，一旦朝鲜爆发战争或美国决定支持在越南的法军，美国就会向莫斯科或平壤投掷核武器？艾森豪威尔答道：“没有一场战争会表现出可以预料的特性。它总是有所不同。”如果在远离苏联或中国边境的地方发生小规模战争，美国将如何实施大规模报复？对此问题，艾森豪威尔避而不答，而是重提珍珠港，警告说，在核武器时代，突然袭击极其可怕。在此情况下，如果总统没有立即采取行动，他“不仅要被弹劾，还要被处以绞刑”。
越南弥漫的战火使得大规模报复的问题不再是纸上谈兵。法国人还在勉力支持，但已力有不逮。法国政府厌倦了战争。生命与金钱的消耗已经到了令人无法承受的地步。对美国人来说，局势同样不堪忍受。长期的僵持将会耗尽法国的资源，使它永远无法履行在北约中承担的义务，而这正是艾森豪威尔的首要考量。此外，法国人正要求美国提供更多的资金，乃至飞机和部队，还利用艾森豪威尔迫切需要的欧洲防务共同体来讹诈美国。法国人说，如果在印度支那得不到支援，他们就不能批准欧洲防务共同体。
摆脱困境的办法显然就是法国取胜，但问题在于，如何在不出动美国飞机和军队的情况下取得胜利。朝鲜停战协定签署不到一年，艾森豪威尔不可能派遣美军重返亚洲大陆。即使他想这么做，“新面貌”战略也不会允许——根本没有可以调动的军队。
艾森豪威尔增加了对法直接军事援助。那时，美国到底为了这场战争支付了多少钱，根本说不清楚，因为他们通过许多办法掩盖了确切数字。但是一般估计，美国援助约占总开支的75%。法国人现在要求美国派25架轰炸机和400名空军人员为其服务；艾森豪威尔给了他们10架轰炸机和200名人员。
2月8日，在共和党领袖的一次会议上，莱弗里特·索顿斯托尔参议员不安地提出了美国军人前往印度支那的问题。难道这次由共和党人担任的总统，又要暗中把美国卷入另一场战争吗？索顿斯托尔提了这样一个含蓄的问题，而艾森豪威尔对此郑重作答。他认真解释了把美国空军的飞机交给法国人来对付越盟的原因，并向索顿斯托尔保证，这些人一个都不会进入作战地区。艾森豪威尔承认，自己“担心地面部队会被困在印度支那”，并承诺6月15日就把200人全部撤离该地区。
尽管艾森豪威尔强调减少援军人数，明确了这些人撤离越南的时间，但他还派遣了第一批美国军事人员前往越南。当然，正如艾森豪威尔坚持的那样，这绝非不可改变的措施。但是，美国还是派军进行支援。至于结果如何，他非常担心。1月初，他曾告诉国家安全委员会（据速记员记载）：“总统强调，他无法想象美军向东南亚任何地区派遣地面部队。马来西亚可能是例外，因为它是我们近海岛链的屏障，必须全力保卫。总统激动地说，我极力反对在其他地方采取这样的行动。印度支那这场战争会拖住我们成师的部队！”
远在1964年《东京湾决议》通过之前，艾森豪威尔对于美国向越南派遣地面部队说得更为明确，也更有预见性。1964年，他在撰写总统回忆录时宣称：“印度支那的丛林……将把美军的师一个接一个吞噬掉。不习惯此类战争的美军将会遭受重大伤亡……此外，越来越多白种军人可能会加剧亚洲人的憎恨。”（将近一年之后，当回忆录出版时，他删去了这段话，因为那时美国已经卷入越南战争。他不想批评总统。）然而1954年法国在奠边府痛苦挣扎的漫长时间中，一个恐怖的幽灵占据了他的思想。
3月中旬，来自越南的报告突然不复以往的乐观。艾伦·杜勒斯说，法国人现在觉得他们在奠边府成功的把握只有一半。此外，法国总理勒内·普利文告诉美驻法大使道格拉斯·狄龙：“满意的军事解决已成泡影。”
3月23日，法国陆军参谋长保罗·埃利来到华盛顿，讨论增加输送美国物资的问题。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与埃利举行了一系列会谈。埃利要求美国增派飞机，而艾森豪威尔则在越南独立问题上向他施加压力。最后，艾森豪威尔同意向法国提供几架能够投掷凝固******的C-119“飞行车厢”运输机。“它能使大片地区变为焦土，暴露敌人的炮兵阵地。”但法国政府还没有对许多重大问题（主要是欧洲防务共同体和印度支那独立）“作出答复”，所以艾森豪威尔不愿让美国采取直接干涉的军事政策。
艾森豪威尔知道，倘若奠边府失守，必定有人要求美国进行干涉。他着手为反对这种要求寻找支持。他的办法就是为美国出面干涉设置条件。而且这为数不少的条件根本无法实现。第一，法国明确宣布越南完全独立。第二，英国参加所有干涉行动。第三，至少有部分东南亚国家参与。第四，国会必须事先明确表示完全同意。第五，他要求法国把战争指挥权交给美国人，但法军继续参加战斗。第六，法国必须证明他们并不是要求美军来掩护他们撤退。
艾森豪威尔提出的条件，尽管是无法实现的，但在他看来，却是在维护某些不能让步的基本原则。杜勒斯坦白告诉埃利，除非有必胜的把握，“否则美国不会打出自己的旗号，派出自己的军队，以国家的声望来下赌注。”艾森豪威尔本人还表达了另一原则。他在未出版的回忆录中写道：“美国置身事外的最重要理由就是，在世界所有大国之中，美国是唯一一个有着反殖民主义传统的国家……在反殖民主义国家中，美国是最强者，这是自由世界一笔无法计算的财富……与东京三角洲乃至整个印度支那相比，美国的道德地位更需要保卫。”
因此，艾森豪威尔拒绝充分满足埃利的要求。埃利将军向更愿意伸出援手的雷德福求助。他们一致同意，在西贡展开名为“秃鹫行动”的美法联合计划，突袭奠边府周围的越盟。埃利和雷德福希望，当奠边府形势紧急时，艾森豪威尔会迫于压力而出兵干涉。实际上，有部分艾森豪威尔的助手认为法军是有意在奠边府失守，目的就是迫使美国实施干涉。
4月5日上午，杜勒斯打电话向艾森豪威尔报告，称法国人对狄龙大使说，他们的印象是“秃鹫计划”已经获得同意，并暗示美国可以对越盟投掷两三枚原子弹。艾森豪威尔请杜勒斯通过狄龙转告法国人，他们肯定误会了雷德福的话。艾森豪威尔说，“不可能采取这样的行动”。没有国会的支持，突袭“完全违背宪法，毫无依据”。他告诉杜勒斯“看看还有什么别的办法”，但再次警告说，“我们不能参与实战。”
如此一来，艾森豪威尔放弃了干涉。但他没有弃东南亚于不顾。他显然想组成一个地区集团，划出界线，实施遏制政策。正如杜鲁门在40年代末在欧洲所做的那样，艾森豪威尔想在东南亚把共产党封锁起来。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首先要说服国会、美国人民和印度地区值得争取的潜在盟国。归根到底，如果美国都不准备与法国并肩作战，这些人（或别的什么人）为什么还要为印度而战斗呢？
在4月7日的记者招待会上，艾森豪威尔发表了他最重要（也是最着名的）关于印度支那的声明。科普利新闻社的罗伯特·理查兹请他谈一下印度支那对自由世界的战略重要性。艾森豪威尔答道，首先“是它的位置具有特殊的价值，因为那里生产世界所需的原料”。其次“是许多人可能会受到反对自由世界的****统治”。最后他认为，如果美国完全放弃东南亚，接下来就会失去整个印度，然后是缅甸、泰国，接着是马来半岛，最后是印度尼西亚。“失去那些地区，不仅意味着丧失了原料及其供应来源，遭受惨重损失，而且还会丧失千百万人民。”更糟糕的是，失去东南亚，就可能会失去日本、台湾和菲律宾，从而威胁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4月23日，奠边府的局势万分危急。杜勒斯给艾森豪威尔发来了一系列令人吃惊的电报。杜勒斯国务卿称：“法国几乎就在我们的眼前分崩离析。”他为奠边府受到的世界性关注而惋惜，“从我看来，奠边府已经成了一个与其军事价值完全不相称的象征。”杜勒斯坚持认为，“军事或逻辑上的原因都不能说明奠边府的沦陷会导致法国的信心崩溃，丧失对印度和欧洲防务共同体的希望。”在另一封电报中，杜勒斯说，法国人坚持认为只有两个选择：采取“秃鹫行动”或要求停火。众人对“秃鹫行动”意见不一。雷德福、埃利和尼克松三人都认为这个行动就是动用三枚原子弹，而杜勒斯认为它只是美军B-29飞机采用常规炸弹实施“大规模轰炸”。
艾森豪威尔给欧洲盟军最高统帅阿尔·格伦瑟写了一封经过认真推敲的长信。他把格伦瑟看做自己与法国领导进行沟通的最可靠渠道。他再次重申美国不可能单方面实施干涉（“人们会指责我们推行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至少也会被人说成是搞可恶的家长式统治。”），并抱怨“从1945年起，法国一直未能确定她最怕的是苏联还是德国。结果，法国的欧洲政策一片混乱，进退失措！”艾森豪威尔认为，法国的问题出在领导和精神这两个方面。“唯一的希望就是出现一位具有号召力的新领袖。”
接着，艾森豪威尔用严肃的口气列举了他希望格伦瑟向法国传达的要点。奠边府沦陷并不意味着战争的失败。艾森豪威尔希望法军能留在越南，并承诺“增派已经在该地区的亚洲和欧洲部队”，即不会出动美军，但美国会承担费用。法国应该同意越南独立。艾森豪威尔希望欧洲盟军统帅转告法方，最终目标就是在东南亚按照北约模式建立一个“国际协调”体制。
这是艾森豪威尔首次直接提到“东南亚条约组织”这个想法。重要的是，他对欧洲盟军统帅提出了这一想法。他首先想到的是北约。他个人强烈的反共意识，肯定在他的越南政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当然，他对现实的考虑使这一政策有所缓和。但他对法国的担心也是考虑的重点。他觉得，对待法国人就像对待孩子一样。他必须支持普利文，因为据传普利文是他让法国人批准欧洲防务共同体的唯一希望。如果共同体失败，重整德国军备就更难实现。而没有德国的重新武装，北约继续是一个空架子。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东亚条约组织的诞生，是出于北约的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