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森豪威尔说：“我希望别人不会想象我会爬着去见赫鲁晓夫。”戴高乐又微笑着说：“没人会这样想。”戴高乐提到，赫鲁晓夫威胁攻击位于土耳其、日本及其他地方的U2基地。艾森豪威尔面无笑容地回答：“我们也能用火箭还击。”麦克米伦点头表示赞同，并保证他将全力提供支持。
戴高乐对艾森豪威尔说：“对我们来说，事情并不难办。”因为，“历史把你我紧紧联系在一起。”在这次危机中，北约团结一致，这使艾森豪威尔倍感安慰，因为这证明，1950年12月之后他为西方同盟所付出的全部精力与希望都是值得的。
5月14日，艾森豪威尔及其一行飞往巴黎。第二天下午，他会见了赫脱、美驻苏大使奇普·波伦和古德帕斯特。他们告诉总统，先期抵达巴黎的赫鲁晓夫对戴高乐说，他准备参加首脑会议。但他交给戴高乐一份六页纸的声明，称如果艾森豪威尔不谴责U2飞行那样的行动，不在今后放弃这样的行动并处分相关责任人，那么苏联将不会参加首脑会谈。艾森豪威尔很想知道，赫鲁晓夫为什么不在五天前就提出这样的具体要求——省得他到巴黎来跑一趟。波伦说，这份声明的内容以及它采用的书面形式，都表示赫鲁晓夫早已决定破坏首脑会议。
会议的东道主戴高乐还没来得及宣布开会，赫鲁晓夫就要求发言。戴高乐有些困惑地看着艾森豪威尔。艾克点头表示同意，于是戴高乐请赫鲁晓夫发言。赫鲁晓夫开始指责艾森豪威尔和美国，声音越来越大。戴高乐打断了他，转身对苏方翻译说道：“房间里的声响极好，我们都听得清主席的话。他不需要这样大声说话。”翻译转身对着赫鲁晓夫开始翻译。戴高乐阻止了他，并向自己的译员示了一下意。译员准确地翻译了他的话。赫鲁晓夫冲戴高乐愤然看了一眼，然后压低声音继续发言。
他很快进入了更加激动的状态。他手指头顶喊道：“有人对我实施高空侦察！”戴高乐再次打断了他的话。他说自己也有相同的遭遇。
赫鲁晓夫怀疑地问道：“是你的美国盟友做的吗？”戴高乐答道：“不是，是您做的。昨天您离开莫斯科之前为了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而发射的卫星，没有得到我的允许，飞越法国上空18次。我怎样才能知道卫星上没有对我国进行摄像的照相机？”艾森豪威尔迎着戴高乐的目光，冲着他咧嘴笑了笑。
赫鲁晓夫双手举过头顶：“上帝作证，我的双手是干净的。你难道认为我会做这样的事？”
赫鲁晓夫最后发表声明，称艾森豪威尔不再在苏联受到欢迎，就此结束了他的发言。艾森豪威尔随后发言。他说，赫鲁晓夫没有必要取消邀请；自己来到巴黎，盼望能够参与严肃的商讨。他希望，此次会议现在能够开始讨论实质性问题。赫鲁晓夫和苏联代表团大步离开了房间。艾森豪威尔站起来也想出去时，戴高乐抓住他的胳膊，把他拉到了一旁。戴高乐对艾森豪威尔总统说：“我不知道赫鲁晓夫准备做什么，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但不管他做什么，不管发生什么事，我想告诉您，我始终与您站在一起。”
首脑会议尚未开始就宣告结束。缓和与裁军的一切希望都成了泡影。艾森豪威尔由于只剩下8个月的任期，没有机会再次推动真正的和平进程。他回到国内，忍气吞声地向各个团体及公众递交一系列报告。
5月23日，赫脱向总统报告，中情局和国防部想继续U2的飞行。艾森豪威尔答道：“他不再考虑批准此类飞行……他们最好认识到，接下来8个月内不能恢复这种飞行。”到了1960年8月，美国已有投入运作的侦察卫星，而直至今天U2仍在继续提供高质量的照相侦察。最后鲍尔斯与一名苏联间谍鲁道夫·阿贝尔上校做了交换（但鲍尔斯的U2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迄今仍然是谜）。
5月下旬，艾森豪威尔与基斯佳科夫斯基进行了一次秘密谈话。总统说科学家们令他失望。基斯佳科夫斯基反驳说，科学家们曾多次发出警告，U2早晚会被击落。“这是计划的安排上出了问题。总统非常生气，显然以为我在指责他，说了一些非常不客气的话。”基斯佳科夫斯基解释道，应该负责的应该是下面的行政人员，而不是总统。艾森豪威尔平静了下来。他“开始满怀感情地谈到最近数年中他如何倾注全力结束冷战。他本以为自己取得了很大的进展，结果U2这样的倒霉事使他的所有努力毁于一旦。最后，他非常伤心地说，他觉得自己在卸任之前已经无所作为”。
艾森豪威尔的沮丧情绪是真实而自然的。在艾森豪威尔漫长一生所经历的所有事件中，这件事与众不同。如果艾森豪威尔没有批准最后一次飞行，如果赫鲁晓夫没有小题大做，如果两位领导人能够相信自己的直觉，而不是相信他们的技术人员和将领，事情将会全然不同。艾森豪威尔差一点就批准不受监督的核禁试，而赫鲁晓夫也很有可能同意向苏联境内派驻核查小组。没有人知道，这一趋势将把冷战和核军备竞赛带往何处。但是，这两个年老的领导人任凭他们的恐惧压倒了心中的希望，于是首脑会议告吹，而缓和60、70和80年代军备竞赛的最好机会也随之消失。
艾森豪威尔回到华盛顿后，更多的问题接踵而至，古巴就是其中之一。虽然艾森豪威尔及其顾问还不能断定卡斯特罗究竟是不是共产党人，但他们仍想除掉他，消除他所代表的危险。艾森豪威尔认为，最糟糕的情况就是卡斯特罗允许赫鲁晓夫把古巴当成苏联战略力量的基地。但他认为，出现这种情况的可能性很小。6月29日，艾森豪威尔在会见戈登·格雷时表示，“他不相信赫鲁晓夫会与卡斯特罗签订共同安全条约。”他还说，奇普·波伦与自己观点一致。艾森豪威尔说，赫鲁晓夫肯定知道，美国“不能容忍”古巴和苏联之间缔结军事同盟。
7月6日，艾森豪威尔签署了相关法规，大幅度削减古巴糖的进口份额，并在1961年完全停止进口。他承认，“这一行为等于是对古巴实施经济制裁。”
为配合反对卡斯特罗的外交及经济手段，艾森豪威尔策划了一系列军事或准军事行动。在7月7日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盖茨向他简要汇报了可以采取的行动，包括撤离在古巴的美国侨民，到大规模入侵及占领。财政部长安德森“发表了杀气腾腾的长篇演说，称有必要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并说，古巴正在发生的一切其实是苏联的一种侵略行为。”
艾森豪威尔还不想吹响号角，朝圣胡安山发动冲锋。共和党领导人都像尼克松一样，急于在11月选举之前对卡斯特罗采取某些明确的行动，但艾森豪威尔解释道：“如果我们企图通过武力达成目标，我们就会看到全部拉美国家都会远离我们，部分国家可能在两年之内被共产党控制……如果美国不以正确的方式对待古巴，我们就会失去整个南美洲。”
尼克松想要采取公开行动，但艾森豪威尔继续予以拒绝，他准备以秘密手段对付卡斯特罗。8月18日，他与盖茨、杜勒斯和比斯尔开会，商讨他在3月批准的四点方案的实施问题。比斯尔报告，第二点，实施强大的宣传攻势，正在进行之中；第三点，在古巴内产成立抵抗组织已惨遭失败，主要原因是卡斯特罗在国内严加监管。比斯尔说，在第四点，即在古巴流亡人员中建立准军事力量方面，他们取得了一些进展。他将原先位于迈阿密市外的训练营迁往巴拿马运河地区，然后又迁往危地马拉。在那里，中情局与米格尔·富恩特斯总统的关系非常好。
比斯尔想扩大培训计划。艾森豪威尔表示同意。中情局向他提供的照片显示，有捷克武器在古巴出现，这在说服总统的过程中发挥了作用。他给比斯尔批准了1300万美元的预算，授权他在此次行动中可以动用国防部人员与设备，然而他坚持，“不得在作战中使用美国军事人员。”后来，他还批准美国海军前往危地马拉沿海巡逻，名义上是阻止古巴的入侵，实际上是为了保守危地马拉训练基地的秘密。
在批准比斯尔的扩张计划后，艾森豪威尔问到了原方案中的第一点问题：“我们需要的流亡政府呢？”比斯尔和杜勒斯解释道，要让古巴人齐心协力工作非常困难，因为他们有些人属于亲巴蒂斯塔派，多数人则反对巴蒂斯塔。这些人性情暴躁，顽固不化，愿意妥协的人少之又少。因此，并没有出现真正的领导人。艾森豪威尔不耐烦地说：“弟兄们，如果你们不想办这件事，那就别谈它了。”他坚持说，如果没有一个得到普遍支持的、真正的流亡政府，自己就不会批准手下采取任何行动。
巴黎会谈失败后，艾森豪威尔做了一些并不认真的尝试，企图让日内瓦裁军谈判继续进行下去。但6月27日，苏联代表团退出谈判，这些会谈就此告终。艾森豪威尔虽然对此有些防备，但仍然受到打击。1953年，他就将裁军作为自己的主要目标之一，到了1960年，他不得不承认军备竞赛已经失控。到了1960年，美国的核武库已大大超过1953或1954年的标准，艾森豪威尔称它已经到了“不可思议”、“疯狂”和“不合情理”的地步。8月15日，麦科恩告诉他，美国现在每年生产的炸弹数量，已经超过50年代中期估计所需的总量。部分原因在于，艾森豪威尔多年来未能顶住原子能委员会和国防部的压力，未能阻止核武库的扩大。但正如艾森豪威尔所说，“他只是孤身一人，无法对抗全体同事的共同意见。”
艾森豪威尔认为，美国的核威慑能力已经远超所需，但又没有到达先发制人的地步。美国投入了巨额开支，为核武库（现在它拥有六千多枚不同规格的核弹）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但与1953年时相比，它却更不安全。艾森豪威尔痛恨这一结果，却又无能为力。
在他执政的最后半年中，艾森豪威尔在裁军提案上的谈话只关心宣传方面的好处，或是某个提案对选举的影响，而不再寻求能够打破谈判僵局的妥协。他有史以来首次很不情愿地同意给国防部增加拨款，主要原因是民主党人在国家安全问题上大肆炒作。艾森豪威尔在增加15亿美元的拨款时承认，从军事目的上来说，增加武器并无必要，但它们也许“具有足够的可信度，能够制造我们所需要的心理影响”。
虽然艾森豪威尔对苏联人的态度越来越好战，但他拒绝在国家安全问题上任凭别人做主。国家安全委员会、国防部、原子能委员会与亨利·卢斯都催促他制定一个全国性民防计划。纳尔逊·洛克菲勒也随声附和。艾森豪威尔的答复是，这样一个计划将使联邦政府花费100多亿美元；不管如何，修建放射性尘埃躲避所是“地方政府和私人”的责任。艾森豪威尔不愿将联邦政府的钱用在躲避所上。
艾森豪威尔也反对增加对空间竞赛的投入。尼克松、共和党领导人及国防部门都在敦促他全力支持将人送入绕地轨道的“水星计划”及登月计划。艾森豪威尔将此类计划称作“花费数十亿美元但不具直接价值的计划”。
对艾森豪威尔来说，1960年的总统竞选受到三种想法的支配。第一，他极其关心国家的未来，而这种关心表现在他的党派之见上。他深信，民主党的胜利意味着美国的灾难。第二，他觉得，这次选举是对自己过去七年半来相关政策的一次信任投票。如果他自己是候选人，选举结果将毫无疑问。他知道这种想法愚蠢，甚至非理性，但还是无法摆脱这种念头。第三，他对尼克松心存疑虑。
自从1952年竞选期间尼克松发表那次着名的电视讲话之后，他一直忠心耿耿、任劳任怨地为艾森豪威尔工作，尤其是在1955年艾森豪威尔患心脏病期间。对艾森豪威尔来说，尼克松的问题在于，他似乎从来没有成熟起来，每次考虑问题，都会带着党派之见，似乎从未做好接任的准备。但他同时又认为尼克松比其他候选人要优秀得多，艾森豪威尔决定全力支持他。
竞选使得艾森豪威尔与尼克松两人之间原来就不融洽的关系更加紧张。尼克松不可避免地要强调他在政府工作中的经验，声称自己在政治的决策过程中发挥了领导作用。但这恰好是艾森豪威尔极其敏感的地方。民主党经常批评艾森豪威尔统而不治，不愿亲自进行决策，而尼克松的说法恰好为他们提供了口实。艾森豪威尔免不了想到此次选举是对他执政工作的一次全民公决，而他不能，也不会允许别人说他没有行使决策权。当然，尼克松不太可能认为选举是针对艾森豪威尔的一次投票。这是尼克松与肯尼迪的对决，而他需要艾森豪威尔的全力支持。他不希望艾森豪威尔根据当前政府的成绩来展开竞选，而是希望他能列举自己重大贡献，并称赞自己“不可或缺”，“有政治家风范”，“卓有远见”等等。但艾森豪威尔却在竞选活动中一心维护自己的政绩。
第二个重大问题，是两个人存在认识上的差异。艾森豪威尔出马竞选总统时，他本能地保持中间道路，目的显然是争取无党派人士的选票。虽然遭遇了保守派的强烈反对，但他还是赢得了1952年的总统候选人提名；他不是一个职业政客，并没有从共和党得到力量或势力，根本不是一个党员。而相形之下，尼克松是一个典型的党员，他的力量与势力来自共和党。如此一来，尼克松的做法更体现了党派作风，在1960年竞选中更是如此，与艾森豪威尔的期望并不相同。
尼克松觉得，有必要团结共和党。他还认为，选民想要了解国防事务。而这一切对两者造成了最深的伤害。尼克松在防务问题上开始疏远艾森豪威尔。从理智上来讲，艾森豪威尔知道这一步势在必行，因为众人都在吵着要求增加国防开支，这一趋势不可阻挡。他还知道，尼克松不得不保持自身的独立形象，而不仅仅充当“艾克的手下”，同时必须表明共和党不是一个墨守成规的政党。但是在感情上而言，艾森豪威尔觉得这么做像是在无情地拒绝过去七年半时间中他为之努力奋斗的一切。
所有这些根本性的矛盾和艾森豪威尔对尼克松的暧昧态度，对尼克松的竞选产生了不利影响。这不仅使尼克松失去了部分选票，他最终败选可能也有这方面的原因。
国防开支是竞选的主要话题。民主党候选人在各国各地的竞选演说中都提到了这一问题。他们指责艾森豪威尔允许“导弹差距”和“火箭差距”的出现，结果导致了美国在全国收缩势力。纳尔逊·洛克菲勒也随声附和。6月8日，他提出，国防预算应该增加35亿美元（约9%）。艾森豪威尔在一次共和党领导人的会议上说：“我怀疑纳尔逊一直对那些缺乏常识的顾问们言听计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