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艾森豪威尔政府在最后十周中原地踏步，无所作为。因为艾森豪威尔的职责是维持现状，所以他没有提出任何新的倡议。相反，他努力为各种议题提供多种选择方案，以便让新任总统能够在核试验、收支平衡、印度支那、柏林和古巴等问题上作出自己的决定。但是，艾森豪威尔试图在预算问题上束缚肯尼迪的手脚。从在奥古斯塔休假那时起，他就开始为预算而操劳。他告诉斯莱特：“你知道，不管肯尼迪说他想要什么，我准备坚持要求预算的平衡。如果他有别的想法，就必须公开作出说明。现在资金不足，无法同时应付已经确定下来的工作和他的新想法。”
艾森豪威尔在制定最后一份预算时，有人告诉他某某计划不可删除。古德帕斯特写道：“总统说，如果他是独裁者，他觉得自己能把面前的预算削减20%，而不会危害到国家。办法就是取消许多神圣不可侵犯的项目和完全无用的传统活动。”在另一次与盖茨及国防部官员召开的预算会议上，艾森豪威尔对肯尼迪及其顾问强调马克斯韦尔·泰勒“弹性反应”的思想表示不满。
艾森豪威尔1961年关心的事，与1953年时一样，是保持经济的健全。古德帕斯特记载，艾森豪威尔曾说：“我们必须不断地自问，我们是否能削减能够削减的一切。例如，他很清楚，在当前的斗争中，我们能够取胜的唯一办法就是使用我们的威慑力量。拥有一些机动部队可能有一些用，但他看不出有‘小规模战争’的可能。事情越来越多地涉及到大规模战争与威慑。”
但是艾森豪威尔知道，肯尼迪团队早就研究并否定了他的想法。他们想实施透支减税，在核武及其运载系统和常规武器方面，大幅度提高国防投入，目的是建立起“灵活反应”能力。
【过渡与评估】
虽然艾森豪威尔对肯尼迪的政策感到不满，但他与接替自己的肯尼迪并无私人恩怨，以前他对待杜鲁门也是如此。原因之一，肯尼迪在竞选期间谨慎、明智地避免直接攻击艾森豪威尔。原因之二，肯尼迪接受艾森豪威尔的邀请，在12月6日前往白宫听取总统的情况介绍时，坐在轿车后排的只有他一个人。艾森豪威尔和他的工作人员原本担心肯尼迪会带一帮助理人员前来，准备庆祝他们的胜利。在椭圆形办公室内开会时，肯尼迪全神贯注地听艾森豪威尔解释白宫的运作方式。
艾森豪威尔向肯尼迪强调了平衡开支的重要性。接着，肯尼迪问艾森豪威尔对麦克米伦、戴高乐和阿登纳的个人看法。艾森豪威尔答道，肯尼迪应该亲自与这些人见一下，进行单独交流与集体会谈。如果他进行接触，“肯定会被这些人的能力与真诚打动。”
在会议即将结束时，肯尼迪问艾森豪威尔，他是否准备“在适当的领域以适当的方式”服务国家。艾森豪威尔当然点头称是，“答案不言而喻”。但他又说，他希望自己能从事原本有所了解的正式会议及咨询方面的工作，“而不用经常长时间出差。”肯尼迪表示理解。
肯尼迪最后问，他能否把古德帕斯特留在新政府中工作两个来月。艾森豪威尔不同意。他说，古德帕斯特想重返军队任职，而且已经为他留了一个职位。他希望肯尼迪能够立即任命一个人，在最后一个月中与古德帕斯特一起工作。但肯尼迪说，没有古德帕斯特的话，“他会感到不便。”艾森豪威尔提醒肯尼迪，他很快就是三军统帅，到时尽可以任意命令古德帕斯特做事。会见在愉快的气氛中结束。与1952年艾森豪威尔在就职前与杜鲁门的那次会见相比，这一次活动要顺利得多。
肯尼迪想要讨论的包括古巴问题。为此，艾森豪威尔简单介绍了一周前他主持的一次会议。在那次会议中，政府考虑了中情局针对古巴的计划。格雷负责记录。他写道：“总统说，他想问两个问题：一，我们是否有足够的想像力与能力来确保不会暴露自己；二，我们当前进行的工作是否有效。”未等别人作答，艾森豪威尔“谈到了当前政府职责的移交，并说我们不想在一场危机中交接政权”。
杜勒斯报告，古巴难民大约有184个团体，每个团体都要求美国政府承认它才是古巴流亡政府。“总统问，我们怎样才能把它们团结在一起。杜勒斯先生回答，这是不可能的。”艾森豪威尔指示，中情局不应“资助那些我们无法管束的组织”。
副国务卿道格拉斯·狄龙代表******发言。他说：“令人担心的是，这次行动不再是秘密，而是整个拉丁美洲人尽皆知的事。联合国也在讨论此事。”艾森豪威尔回答，“即使这次行动已经被人知晓，但重点在于不能抓住美国的把柄。只要我们继续照此行事，他就不是太担心。”他还说，他与******不同，并不担心“冒险行事，因为他觉得我们应该准备多冒些险，更加勇于主动出击”。
12月下旬，杜勒斯和比斯尔向艾森豪威尔报告了工作进展。突击队的兵力接近600人，已经超过危地马拉训练的容纳能力。难民们受过全面训练与动员。艾森豪威尔问到了政治方面的进展。古巴人是否有了一位公认的群众领袖？比斯尔回答，还没有。艾森豪威尔说，除非成立真正的流亡政府，否则他不会批准使用准军事部队的任何军事计划。他希望，他能够在离任之前承认一个流亡政府。
但是卡斯特罗在艾森豪威尔之前采取了行动。1961年1月2日，卡斯特罗指责美驻哈瓦使馆的大部分******官员是一帮间谍，勒令他们在24小时内离开古巴。第二天，艾森豪威尔会见了手下的高级顾问。他宣布，“美国不应容忍被他人羞辱的行为。”并表示，他要把全部使馆人员召回国内，撤回对古巴政府的外交承认。赫脱指出，这样的行动会引发各种问题。财政部长安德森说，与其断绝关系，不如现在就采取坚决行动，“除掉卡斯特罗”。他希望中情局立即动手。杜勒斯说，比斯尔的准军事部队到3月初才能做好准备。与此同时，成立合法流亡政府仍然是迫切任务；另一个困难就是为美国对古巴实施的干预寻找借口。
赫脱建议，“我们应该对关塔那摩发动‘攻击’”，学习希特勒1939年入侵波兰前在德波边境使用的手法。比斯尔警告说，不管作出何种决定，尽快动手最重要，因为他认为，过了3月1日，自己将无法控制危地马拉的准军事部队。他解释说，监督训练的中情局特工“认为，如果3月初不采取行动，士气就会一落千丈。”
艾森豪威尔说，他的意见是“我们仅有两个合理的行动方案：一，支持古巴人在3月采取行动；二，放弃行动。”他非常赞成第一个方案。他宣称：“当我们在20日移交工作时，接替我们的人就能继续改善和加强训练，制定相应计划，同时古巴人也能实施必要的整顿。”与此同时，他希望比斯尔扩大难民部队的规模。“我们应当允许古巴人扩大计划好的部队规模，然后设法给更多的团体提供武器。”
虽然古巴流亡政府还未成立，但他已决定于当天撤回对古巴政府的承认。艾森豪威尔说，“一旦我们找到一位（译注：流亡政府）领导人，我就准备立即承认他。”古德帕斯特警告道，中情局正在建立起一支相当庞大的军队，它既不对任何政府负责，也与它们毫无关系；此次行动一旦实施，很难停止下来。艾森豪威尔回答，中情局只是在创建一支有用的力量而已，并没有让美国实施入侵古巴等这一类行动。是否利用这些难民，完全取决于政治形势的发展。他们不必为此担心。
可能没有哪一个家庭是高高兴兴搬出白宫的，但是变成普通公民也有它的好处。1960年圣诞节后的那天，艾森豪威尔给小帮派成员和其他几个好友写了一封内容相同的信。他在信的开头写道：“在我的一生中，直到我从二战中作为‘重要人物’回国为止，我的同代人都叫我‘艾克’。”他继续写道：“现在我正式要求，你们从1961年1月21日起叫我必须用昵称。我要继续享受其他朋友拥有的权利。”
但是，没有哪位前任总统只会是个普通的公民。艾克已经收到许多邀请，希望他前往某个俱乐部、慈善机构、团体或大学发表演讲。提出的酬金是一千美元或更高。远在塔科马市的埃德加也发来这样一个邀请，很高兴地提出愿意支付一千美元，请弟弟在普吉特湾大学发表一个二十分钟的演讲。艾克回信说，埃德加的信“表明你非常不了解弟弟。多年来，我的规矩是发表任何谈话都不收取酬金。二战一结束，我就开始执行这一原则”。
他在金钱方面并无担忧之事。皮特·琼斯和其他朋友将他《远征欧洲》一书的稿酬做了极好的投资；葛底斯堡的房款已经付清；他还可以领取全额退休金。除此之外，即使没有演讲费，他仍然有很高的收入潜力。由于艾克仍然深孚众望，又刚刚领导美国度过那些动荡的岁月，再加上他的《远征欧洲》一书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国内每家出版社都想出版他的白宫回忆录。艾克决定继续由道布尔迪出版社来操作此事，主要原因是他和出版社社长道格·布莱克交情不错。
艾克与布莱克有此协定的另一个原因，是布莱克说过他能安排《星期六晚间邮报》首家连载他的书。艾克年轻时就很喜欢这家杂志——他自称每期必读。一想到自己能在这家报纸上发表文章，他就觉得非常开心。
1月份，根据国会的特别法案，艾森豪威尔重新获得了他在1952年辞去的五星上将军衔。萨姆·雷伯恩和林登·约翰逊带头通过了这项法案。身为前总统，艾森豪威尔每年能领取2.5万美元的退休金，另外还有5万美元的办公费。这比他作为五星上将的收入还要高。这项特别法案使他得到了两大好处——他重新拥有了军衔；国会还规定他能够得到总统的全额退休金与补贴。此外，他还能继续得到德雷和莫内中士的服务，舒尔茨上校继续担任他的助手。他们的费用将从5万美元的办公费中扣除。
12月14日，怀特曼打了一张便条送到椭圆形办公室。她告诉总统：“诺曼·卡曾斯来过电话。他建议您向全国发表一篇‘告别’演说……评论一下您的政府，谈谈您对未来的希望。这将是一次伟大的全面总结。”艾森豪威尔很喜欢这个主意。他也很欣赏霍普金斯大学毕业的年轻政治科学家马尔科姆·穆斯的工作。穆斯在1958年底成为他的部下，负责起草演说稿。艾森豪威尔和穆斯谈了一下，让他起草演讲稿，而且在随后几周内与他认真推敲，确保讲稿准确无误。
1961年1月17日，晚上8时30分，艾森豪威尔在国家电台及电视台上发表了他的告别演说。演说的主题是冷战。他讲到了战争与和平、警察国家和自由。他宣称：“我们面临着一个怀有敌意的意识形态。它具有世界性规模和无神论性质，目的坚决，手段冷酷。”它带来了“无穷无尽”的危险。世界将面临许多危机。由此，许多人会发出呼吁，增加对新式武器的研发投入，来寻求一个“奇迹般的解决方案”。艾森豪威尔警告道，所有这类建议都“必须接受评估……力求在其代价与期望实现的优势之间保持平衡”。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冷战中，美国为了维持和平与自由，不得不建立巨大的军事机构，而建立这一机构的代价，就是美国可能成为一个没有自由的极权国家。艾森豪威尔说：“如今，我们的军事组织与我的先辈所认识的军队已经大有不同……”此外，在二战之前，美国“并没有军火工业”。以前，“美国制造犁铧的人……也能制造刀剑。”但是，由于冷战和科技革命，“我们已经被迫建立规模巨大的永久性军火工业。”
然后，他直接发出警告：“在政府各部门内，我们必须提防军工复合体有意无意地取得过度的影响。不当权力可能会出现灾难性的扩张并存在下去。”决不能允许军工复合体“危害我们的自由或民主进程。我们不要对此心存侥幸”。
艾森豪威尔接着谈到了当时美国面临的另一个重大变革，以及这一变革所带来的危险。孤军奋战的发明家已经被“实验室中和试验场上的科学家小组”所取代。此外，以前大学是“自由思想与科学发现的源泉”，而今天“由于巨额开支等部分原因，政府合同实际上取代了求知欲”。因此，艾森豪威尔提出了第二个警告。虽然这一告诫在日后不如“军工联合体”那样为人们所牢记，但它具有同样的预见性。他说：“通过联邦政府的雇用、项目分配和金钱的力量，对全国学者实施全面控制，这种情况确有存在。我们要严肃对待此事。”
他还发出了另一个告诫：“我们——你和我，以及我们的政府——必须避免……为了我们的舒适与方便而掠夺未来的资源。我们如果将子孙的物质财富抵押出去，就有可能无法为他们留下政治和精神遗产。我们要使民主世代传承下去……”
他表示了歉意：“裁军……仍是当务之急……由于这一需要如此急迫，如此明显，我承认，当我交出这方面的职责时，确实倍感失望。作为一个目睹战争的恐怖与无尽哀伤的人——深知另一场战争会彻底摧毁这一经过数千年痛苦而缓慢的历程才建立起来的文明——我希望今晚自己能够说，持久的和平已经在望。”但是，他能说的只是“战争已经得到避免。”他在结束时祈求“所有人民能够一起生活在由相互尊重与友爱的约束力量所保障的和平之中”。
演说受到民众极其热烈的欢迎。因此，当艾克第二天上午举行第193次，也是他以总统身份出席的最后一次记者招待会时，他的心情相当不错。他认为，交接工作进行得“非常顺利”。他对国会给予的合作给予了赞赏（原文如此！），并祝愿肯尼迪“工作顺利”。他说，自己最失望的事就是未能达成和平。他解释了自己的退休状况，回答了他将对军工复合体做出何种建议的问题。艾森豪威尔说，每个公民都应了解情况，因为“只有公民，只有警惕和了解情况的公民才能阻止这些弊病的出现。”他还说，武器制造商滥用权力与影响“难以察觉，却又必定出现”。你拿到的每一本杂志，都会刊登“大力神”、“宇宙神”火箭或其他武器，而这代表“我们的思想受到了潜在的毒害，以为美国唯一的任务是生产武器与导弹。然而我要告诉你们，我们不可以这样做。”
罗伯特·斯皮瓦克问，他是否觉得这些年来记者对他比较公平。艾森豪威尔笑容满面地答道：“哦，对于你提到的这个问题，我觉得一个记者不能拿总统怎么样，对吧？”
威廉·奈顿想知道总统对两届任期修正案的意见。艾森豪威尔再次笑着答道：“挺有意思。这次选举之后，别的共和党人一直在问我这件事。”等笑声停下来后，他说，自己认为两届任期修正案“可能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