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乐需要感知，需要捕捉，需要品味，一口水、一碗粥、一杯酒、一盏茶都能成为快乐的源泉；亲人的关爱、朋友的重逢、恋人的相依都能成为快乐的理由。
心灵的微笑就在身边，只要我们用心和它牵手，它就随时跟着走；只要我们细心体味世间的酸甜苦辣悲欢离合，总会被身边美好的一切感动着。又现出一重心幕来，也慢慢地拉开了，涌出十年前的一个印象——茅檐下的雨水，一滴一滴地落到衣上来。
冰心
雨声渐渐地住了，窗帘后隐隐地透进清光来。推开窗户一看，呀！凉云散了，树叶上的残滴映着月儿，好似萤光千点，闪闪烁烁地动着。——真没想到苦雨孤灯之后，会有这么一幅清美的图画！
凭窗站了一会儿，微微的觉得凉意侵人。转过身来，忽然眼花缭乱，屋子里的别的东西，都隐在光云里；一片幽辉，只浸着墙上画中的安琪儿。——这白衣的安琪儿，抱着花儿，扬着翅儿，向着我微微地笑。
“这笑容仿佛在哪儿看见过似的，什么时候，我曾……”我不知不觉地便坐在窗口下想——默默地想。
严闭的心幕，慢慢的拉开了，涌出五年前的一个印象。——一条很长的古道。驴脚下的泥，兀自滑滑的。田沟里的水，潺潺地流着。近村的绿树，都笼在湿烟里。弓儿似的新月，挂在树梢。一边走着，似乎道旁有一个孩子，抱着一堆灿白的东西。驴儿过去了，无意中回头一看。——他抱着花儿，赤着脚儿，向着我微微地笑。
“这笑容又仿佛是哪儿看见过似的！”我仍是想——默默地想。
又现出一重心幕来，也慢慢地拉开了，涌出十年前的一个印象。——茅檐下的雨水，一滴一滴地落到衣上来。土阶边的水泡儿，泛来泛去地乱转。门前的麦垅和葡萄架子，都濯得新黄嫩绿的非常鲜丽。——一会儿好容易雨晴了，连忙走下坡儿去。迎头看见月儿从海面上来了，猛然记得有件东西忘下了，站住了，回过头来。这茅屋里的老妇人——她倚着门儿，抱着花儿，向着我微微地笑。
这同样微妙的神情，好似游丝一般，飘飘漾漾地合了拢来，绾在一起。
这时心下光明澄静，如登仙界，如归故乡。眼前浮现的三个笑容，一时融化在爱的调和里看不分明了。
一九二年
一切都定妥之后，玛莎说：“还有一件事，牧师。他们掩埋我的时候，我要拿着我的旧圣经和一把餐叉。”
留下您的餐叉
“牧师，您今天下午可以到我家来一趟吗？我有事和您说。”玛莎在电话里说。她是教会里年纪最大的，也是最和蔼可亲的老人。她告诉牧师，医生在她身体里发现了一个肿瘤。“他说我大概还有6个月的时间。”玛莎的声音严肃而镇静。
“我很难过……”牧师正要说些安慰的话，但被玛莎打断了。“不要为我难过。主对我很好。您知道，我活了很长时问，我已经准备好了。不过我需要和您说说我的葬礼。我想了很久了，我想要安排一些事。”
当天下午。牧师和玛莎谈了很长时间。他们商量了葬礼上用的颂歌，对玛莎影响深刻的圣经段落。一切都定妥之后，玛莎说：“还有一件事，牧师。他们掩埋我的时候，我要拿着我的旧圣经和一把餐叉。”
“餐叉？”牧师奇陉地问，“您为什么要餐叉呢？”
“我参加过很多宴会，”玛莎解释说，“当客人们差不多用完饭菜后，佣人会来端走用过的盘子。有时候，在那些高级的宴会上，有人会探过身来小声对我说‘您可以把餐叉留下。”’
“您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吗？甜点马上就要端出来了。不是果冻、布丁，或是一盘冰淇淋，那些一般的甜点不需要用餐叉。这说明是巧克力蛋糕，或是樱桃馅饼之类的好东西！所以当主人要我留下餐叉的时候，我就知道最好的东西还在后面呢！”
“这就是我想要参加葬礼的人知道的一件事。噢，他们可以谈论我们在一起度过的美好时光。但当他们经过棺材时会互相问‘为什么她握着一把餐叉？”’
“我要您告诉他们，我留下了餐叉，是因为我知道最好的就要来了。”
我十分感慨地和燕子告别，其他的安慰都成了多余的话，我只有用力握了握她的手。
让我们藏起眼泪，微笑
刘波／文
“不是不想伤感，不是不想崩溃，只是，崩溃了之后还得从头收拾山河……”说这个话的是我的朋友燕子。看她一丝不苟盘在头上的长发，合体的职业装，一尘不染的半高跟鞋，端庄的形象再加上一脸的阳光灿烂，没有人知道她最近有多狼狈。
先是父亲突然中风住医院，她和母亲一天24小时地轮番守候和送饭。好不容易父亲好点，不等她松一口气，她读高三正在准备高考的孩子却突然生病了，发烧咳嗽并转为肺炎，也得天天去医院治疗。燕子在公司、医院和家之间来回奔波，在父亲和孩子床前左右穿梭；她在一家单位担任中层干部，每天要处理许多的工作，家务事还不能耽误工作。两个月下来，燕子已经花容失尽，成了地道的“骨感”女人。
我从外地回来，听说此消息赶紧去看她。一路走一路想着她如何憔悴如何沮丧，甚至于如何狼狈。可眼前的燕子虽然消瘦，却仍然如往日般挺拔。面对她的笑脸，我疑惑传话的人一定搞错了。待小心地问起她的近况，燕子说：“一切都是真的。”我感慨地握住她的手：“要是换了我，早垮了！”燕子拍拍我的手笑：“其实我也已经垮掉一百回！”
“可你，看上去……”我再次疑惑。
“是啊，我看上去无比坚强，无比乐观，像个钢铁战士。所以有的人就相信我快乐勇敢，我无所畏惧。只有我自己知道，每次穿梭于医院和家之间时，骑着单车穿过空旷的大街，要用怎样的毅力才能爬上楼去。走进家门，扑在床上只想大哭大叫，可眼泪还没流出来，心底里另一个声音就说：‘别哭了，省些力气吧，明天一大早要起床熬粥送医院，然后赶到公司去上班呢。’明天工作一大堆，手上一个材料要赶出来……还没想完呢，人已经入睡……”燕子的脸上满是无奈，却仍笑着。
在感慨中我只有静默着。
燕子接着说：“真羡慕电影里的那些女人啊，总会找到一个时机、一个理由崩溃一番，大吼大叫、大哭大闹；或者狂醉、或者失踪、或者干脆大病一场睡上几天几夜，一切都不管不顾。而且总有个宽肩膀厚胸膛的伟岸男人随时等在旁边，承受她的眼泪，然后为她收拾残局……。可那只是，也只是在屏幕上的女人。现实中，你哪里能随时都有个男人在边上等着伺候你？任由你随时可以把眼泪鼻涕抹满他的胸膛的男人？老公那么远，也不是马上就回得来的。再说，男人也有男人说不出来的烦心事呢。所以，遇到事情还得自己承担，你唯一的出路就是自己挺住！为了老人和孩子，为了家的祥和，为了外面工作的人放心，也为了自己。拿出无比的坚强和勇气，打扮好自己的外在，调整好自己的内心，乐观面对一切询问的目光说：‘没什么大问题，一切都会解决的，一切都很好，我能够承受！’你当真也就挺过来了。现实生活中哪个女人不是这样过日子的呢？”
我十分感慨地和燕子告别，其他的安慰都成了多余的话，我只有用力握了握她的手。看着她劳累消瘦的身影，谁能知道一个外表舒气优雅的女性此刻内心里是怎样地在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但是，El子总要过的，我相信她的勇气和毅力！她一定会在明天早上太阳出来的时候，穿上职业装，勇敢地用微笑去面对生活中的一切困难。
§§§后记：三个月以后，我听说燕子的父亲去世了，但是她的孩子却考上了北大。
虽然胸前的那朵花的边缘已有些卷曲，但那裙子的颜色仍然鲜艳依旧。只需稍稍想一想，我就能再次感觉到它昔日的温暖和欢乐。
诺玛·谢尔丽的裙子
玛丽恩·贝内苏蒂／文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我与丈夫住在宾西法尼亚州靠近费城的一个叫阿德摩的地方。我们住的公寓的月租金是50美元，这在当时几乎是我丈夫月薪的一半。虽然我们穷得连一台收音机也买不起，但我们仍然呕心沥血地抚养着两个孩子。
在那些艰苦的岁月里，我们是那样的快乐。每遇到阳光灿烂的下午，我总喜欢把孩子放在帆布小车里，带着他们去逛逛那些出售廉价物品的商店，只不过去逛逛而已。记得我那时是多么想得到那个价值15美分的最小号的煮蛋器啊！我总是走近柜台将它拿起，爱不释手地看了又看，然后又放回柜台上。因为我连15美分也拿不出来。说来你可能还不信，这件事并没有给我带来什么不快。在那些日子里，我已经习惯了逆来顺受。
当时3角钱就能买上一大袋苹果。每当我们想款待一下自已，就摆上几盘鲜红的苹果，一边吃，一边说着话，或做游戏什么的，倒也觉得很享受了。
但有一件东西确实使我丈夫感到自己的贫困了，那就是我在怀孕期间穿着的那条裙子。那还是一位长得比我高大的姐姐穿旧的。深黄色的颜色显得死气沉沉，而且大得足可以让我尽情地“发福”。
记得我与丈夫初次见面时，他说我长得很像诺玛·谢尔丽——当时很走红的电影明星！是啊，我那时长长的秀发十分时髦地斜披在一侧。而时下，我．当年的风韵怕已荡然无存了。
一天晚上，丈夫对我说，他在一家商店的橱窗里看见一条裙子。
“我多么希望能为你买下那条裙子啊！”他说，“它看起来就像是专为你制作的，专为诺玛·谢尔丽制作的一样。”
“别傻了，”我说，“我要那条裙子干什么？又不到什么地方去。”
然而，打那天之后，每天我带孩子散步时，总禁不住要偷看一眼那条裙子。全丝薄纱的料子上印着的彩色钻石图案，是那样鲜艳、高雅，那样逼真，简直就与在彩色电影里见到过的真钻石一模一样。长长的衣裙套在服装模特儿的身上，一直拖到膝下，婆娑的裙摆下露出洁白、滑爽的双脚，腰间还系了条黑色的天鹅绒带子，胸前配着一朵与裙子质地相同的小花。纯粹的法国流行式样！何止我穿着合适，分明是任何女人都在梦寐以求的完美元缺的时装。真是既美观大方，又永不过时。可它的标价却是20美元！
我劝丈夫不要枉费心机了。那样的奢侈品，我们哪能买得起！即便我真的能拿得出20元钱，我倒宁愿去为全家每人买一双鞋，这才是我们更需要的。
一天，我在找粉笔时，竞意外地发现了20元钱。那是在去年圣诞节时，丈夫所在的公司出人意料地发给他的额外津贴——一周的薪水，也就是说比平时多发了整整27元钱。也许是太不习惯于这种走红运的事吧，我们用7元钱买了些对虾、洋蓟和酒，总算也铺张了一回。把剩下的20元钱塞进了抽屉中的粉笔盒里，后来竞把这事忘得一干二净了。
真怪，这么一大笔钱，怎么会给忘了？也许长期以来，我们一直紧巴巴地数着钱过日子，突然有了外快，却没有马上用来变换鞋子和其他享用的东西，而仅仅只把它当成一普通的花纸放置了这么久。
丈夫回家后，我俩反复传看着那张用手搓起来哗哗作响的票子，一个劲地笑啊笑啊，最后才放回原处。
次日晚上，丈夫回家时腋下夹了个大盒子，我们心照不宣地看了看对方，他就将盒子放到卧室里了。待我们默默无语地吃过晚饭，把孩子们安置到床上后，我丈夫以抑制不住的激动心情说：“亲爱的，快穿上试试吧。”我走进卧室，十分麻利地套上裙子，对着镜子看了看。嗯，正合身，真的，太合身了！整个人都变了，我变成了诺玛·谢尔丽。
从此，这条裙子就成了我们家欢乐的象征，再不会有任何其他东西能使我们的生活更加绚丽多彩了。每到周六晚上，我都穿上那件裙子，与我丈夫再次“幽会”。我们一连数小时伴着自己心中无声的音乐，翩翩起舞，或是甜蜜话语倾诉不尽，仿佛又回到了初恋时的美好时光。
希望之光再次在我们心中燃起，新的富有想像力的计划更鼓足了我们生活的勇气。当然，我们谁也毋须追问那藏在粉笔盒里的20元钱的去向，就当那是一个幻觉吧。不是吗？我们所得到的难道是在世上用金钱能买得到的吗？
至今，那件裙子仍放在杉木柜子的底层抽屉里。它躺在那里，已经很久无人问津了。虽然胸前的那朵花的边缘已有些卷曲，但那裙子的颜色仍然鲜艳依旧。只需稍稍想一想，我就能再次感觉到它昔日的温暖和欢乐。我时常夜不能寐，丈夫总是转过身来问道：
“你怎么不睡，在想什么？”
“那条裙子。”我总这样答道。
这时，我似乎又听到衣裙婆娑作响的声音，脑子里又现出我们那无音乐伴奏的舞姿。于是，在朦胧中，我慢慢地闭上了眼睛。
啊，今晚我不又成了诺玛·谢尔丽了吗！
从未有人知道，我还是一个在绿叶葱葱的波士顿郊区长大的瘦弱小女孩。我的家庭充满欢乐活泼的气氛，母亲是一个大姜人，父亲永远性情温和。
孤独时，我们跳舞
爱丝丽／文
巡游船满载着乘客，已度过3天的愉快旅行。在我前面的过道上，一位身躯娇小的妇女在散步。她双肩耸起，白发苍苍，留着短式发型。
从轮船的通讯舱传来熟悉的曲子——《跳起比根舞》。这时奇妙的事情忽然出现了。没有意识到身后有人的那位妇女开始手舞足蹈起来。她，捻着手指，迈着快速而优雅的舞步——回步、拖步、滑步。她舞动着，一直到了餐厅的门口，然后停了下来，恢复了自己庄重的神态，走了进去。
这一情景多次浮现在我的脑海里。现在当我的生日——我已到了大多数人不再相信我还可以跳舞的年龄——到来时，我又想到了它。
年轻人常常以为我这种年龄的人不会再跳舞，不会再有罗曼蒂克或梦想。他们认为，我们到了这种年纪，应该是皱纹累累、腰身肥硕和头发灰白。
他们没有看到别人内心世界的全部，因为人们已习惯把我们看成是聪明而怪癖的老家伙、举止威严的老妇人。
从未有人知道，我还是一个在绿叶葱葱的波士顿郊区长大的瘦弱小女孩。我的家庭充满欢乐活泼的气氛，母亲是一个大美人，父亲永远性情温和。在我的心灵深处，我仍然觉得自己是这个家庭中最小的孩子。
40年前，我离开了波士顿，但在感情上我依旧是一个新英格兰人，我仍然是一个渴望爱情的小姑娘，追求社会尊敬的青年人，但我把这些告诉谁呢？
现在我经常会见专家，参加会议，或坐在微机旁写文章。没有人会想到我曾经梦想成为一名记者——从一个首都到另一个首都，生活得轻松愉快，以敏锐的洞察力和独家报道的内幕消息，引起一些政府的震惊。
我们都像过道上的那位年迈妇女，在她心底仍回荡着那首曲子的旋律。我们像所有活着的生命一样，外表上我们是成年人，但本质上我们还是哈哈笑笑的孩子、羞羞答答的少年、充满梦想的青年人。
生日来了又走了，但在内心深处，我们仍然可以倾听到《跳起比根舞》的曲子。孤独时，我们跳舞。
格丽丝的快乐处方确实让我受益匪浅。我变得容易与别人相处，也不再自怨自艾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