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戴安娜·罗兰所说，日本人并不把性视为有罪的东西，而是当作生活中最令人愉快的需要之一（罗兰，1985年，第115页）。在西方文化中，性往往与爱相联系，但在日本的文化中，性与爱的联系没有那么紧密，性更多地与欲望相联系。过去结婚都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种传统至今仍未绝迹。例如日立公司就有一个“打结”办公室，专门撮合男女雇员的婚姻，许多雇员最后还真就结了婚（乔丹，1997年）。过去，许多日本人都不把婚姻当作满足自己性要求的唯一方式，婚外情并不犯禁。不过当时存在着双重标准：男人可以有一个或若干情人，可以尽情寻找性欢娱，但女人则应该恪守婚姻关系。一位结了婚的日本妇女曾对她的美国女朋友说：“为什么妻子要担心自己的丈夫出去‘找乐子’呢？这一点意义都没有。她知道丈夫决不会离弃她。其实我相信，日本的婚姻比西方的婚姻更有约束力。日本的女人不会因为这样的小事跟自己的丈夫离婚。”
如今，也许由于艾滋病的蔓延，这种态度正在发生变化。离婚率也在提高，许多妇女结婚很晚。但这个例子无论如何可以说明，情境决定行为的观念在日本根深蒂固。
日本人对喝酒和醉酒十分宽容，甚至可以说鼓励。喝醉了，除了驾车以外，做什么事都可以原谅，说什么也不用担心后果。同一个工作单位的人，下班以后回家之前聚在一起吃喝一通，这在日本是很正常的事。然而即使日本男人在不喝酒的时候彬彬有礼，西方的妇女往往也难以接受这样的行为方式。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一位英国女教师在日本的中学里教书，她的一个日本男同事屡屡在喝醉酒的情况下纠缠她。终于有一天在一个酒会上，英国女教师失去了耐心，正告这位日本人“放规矩点”。尽管日本人喝酒时可能会失态，但很少发生大吵大闹的事。
日本的花园有其自然秩序，日本人相信社会也有其自然秩序。正如日本的权力世袭传统和贵族统治历史所反映的那样，社会地位有别被认为是自然而然的事。在一个组织内，一个人的地位比他的名字更重要。例如称呼学校的领导人，常常只用“校长”一词就可以了。各种头衔构成了一个组织内的等级秩序，同时也加强了集体感。
日本人认为，一定要尽早确定一个人的名分才能以最恰当的方式进行互动和沟通。日本的生意人头一次见面先要交换名片，以便了解每个人的所属单位和其在单位中的具体职位。对于这一步骤不能漫不经心，接名片的人一定要认真看，而且在收起名片之前还要念一念递名片者的名字和头衔。像许多美国人那样接过名片就收起来是对递名片者的不恭。
为了加强地位和名分的自然秩序，日本人还借助语言，主要是使用一些后缀来说明一个人的地位。日语就以讲究细微差别而闻名。即使在工作单位，称呼地位高的领导也要使用表示尊敬的头衔，只有领导情绪好，用语言或举止表明一切进展顺利，才能省略敬词。
就连资历也决定着地位的差别。哪怕两个人的工龄只差一年，也可决定谁资历深，谁资历浅。
对自己个人身份的意识主要来自于自己的地位，一个人的行为举止也要与自己的地位相称。如果行为举止失当就会有麻烦。为人师表的老师要特别注意自己在校外的表现，如果酒后驾车被罚，那就不仅仅是丢面子，还有可能被迫辞职。
等级秩序不仅存在于集体的内部，而且存在于不同的集体之间。大学与大学，企业与企业，甚至国家与国家，地位都是不一样的，大多数日本人心里都有谱儿。这就是为什么日本人对外国人的态度有倨有恭的原因。在日本人的心目中，来自像美国、英国、法国、加拿大那样的发达国家的外国人比来自亚洲发展中国家的外国人地位要高。在日本国内，有些种族受到歧视，如今定居在日本的60万朝鲜人就是如此。日本也曾有过类似于印度种姓制度的习俗，尽管这样的习俗现在已遭取缔，但是从事屠宰工作的人仍然低人一等。许多日本人家在子女结婚的时候都要雇私人侦探核实对方是不是出身这样的家庭。据报道，有的日本公司不惜任何麻烦也要雇佣“纯种”日本人。
宣扬日本人独一无二，推崇团体和谐，这种做法的最大危险之一就是产生一种毁灭性的团体思维。有些日本名人公然以被美国人看成是种族主义的方式批评美国的少数民族。东京医科大学的角田博士甚至说，日本人之所以天下无双就因为他们的大脑结构非同寻常。角田博士认为，日本人大脑的左半球既管情感又管推理，而西方人的大脑，左半球管推理，右半球管情感。前面已经提到，日本的政党根本就算不上政党，而只是各大利益集团的代表。在某种程度上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日本可以发生其他发达国家不可能发生的丑闻。这个例子足以说明，宣扬日本民族优越和强调服从集体会产生副作用。
按照人们的想像，看重地位和名分会加剧阶级的对立。然而日本的情况正相反。日本人的阶级意识淡薄，90％的日本人都认为自己属于中产阶级。在日本的社会中，关系是垂直的，日本人往往更忠诚自己所在的集体。例如丰田公司的工人认为自己是丰田的人，与本田公司的工人则不怎么搭界。
提升基本上靠资历，尽管资历不是唯一条件，而且在今天，公司开始看重个人表现。一般的人都不会破格提升，总要在某一级别干够要求的年限之后才能晋升到更高一级。不过职位毕竟有限，够资格的人也只有一部分人可以获得提拔，因此公司总是从那些再不提拔就超过年龄限制的人当中挑选一部分人提拔。
有必要指出的是，日本的等级制度并不像西方那样与权威和角色直接挂钩。例如年长而能力差的职员有可能被授予一个名义上尊贵但却没有实权的头衔，年轻而能力强的人则有可能得到其头衔所没有的职权。此外，尽管日本人崇尚集体的和谐，但是日本的公司经理却不像美国的公司经理们那样愿意与自己的下属分享信息资源，也不像美国的公司经理们那样愿意把决定权交给自己的下属。这些例子说明，在日本，外表并不总是反映实际，就像在日本的花园里，池水看似平静，波澜不兴，其实水面下有一只水泵不断把水抽到高处形成瀑布。
日本人就像花园里的池水，从外表上看非常和谐，其实在这和谐的表面下掩盖着激烈的竞争。日本的企业拼命扩充自己的市场份额，日本的政党争权夺利，普通日本人则为进最好的大学而苦苦奋斗。家庭成员之间，朋友之间，同事之间，到处都有冲突，只是日本人常常压抑自己的真实情感，不让冲突暴露于集体之外。
总的来说，如果“真心话”，也就是个人想法，与集体意见不一致，日本人总要表达集体意见，也就是“场面话”。他们这么做是为了维护集体的利益，同时加强每个人在集体内部的作用。埃伦·弗罗斯特对这一矛盾现象的解释如下：
“场面话”……是指从一个大家都接受的或客观的立场出发形成的意见。“真心话”则是一个人的真实情感或打算……这并不意味着有谁在说假话。每当出现个人不能仅仅考虑自己情感的情况，就会有“场面话”与“真心话”的区别，这个区别既微妙又重要（弗罗斯特，1987年，第92页）。
在西方人看来，日本人这种言不由衷的表现颇有点虚伪的味道。但是许多日本人则觉得，不遵守有关“真心话”和“场面话”的规矩就是麻木不仁和自私自利。日本人往往赞赏在表面上遵守某些行为准则的外国人。外国人是否真地尊重这些行为准则对于日本人来说无关紧要，但只要他们遵守就觉得他们行为得体，因此也就觉得他们有诚意。
压抑自我可能产生不良后果。迪安·巴恩伦德曾对美国人和日本人进行过一项比较性研究，他认为，美国人袒露自我的倾向比日本人强烈得多，因此美国人能够更清楚地了解他们的自我，能够积极地处理人际关系。巴恩伦德得出的结论是：
“从社会的角度看，日本人显得更脆弱，更有保留，他们在表达自己的意见时更拘谨，更小心翼翼，不愿敞开自己的心扉。美国人则不那么在乎社会环境，他们更自信，表达自己意见更随意，无拘束，相对来说更愿意袒露自己内心的体验。”（巴恩伦德，1989年，第64页）
最近对若干国家进行的一项关于害羞的研究证实了上述描述。贝尔纳多·卡尔杜奇开发出一个衡量害羞程度的调查问卷，在接受调查的美国、德国、墨西哥、以色列、日本和法国等国家中，日本人是最害羞的：60％的日本人认为自己属于最害羞的一类。相比之下，最不害羞的是以色列人，只有31％的以色列人认为自己害羞（见莫林，1998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