裹在经济、政治和社会大潮中的波兰受到了各种各样的影响．但是波兰仍然执着地保持着自己的特征……波兰大量地吸收着，顽强地抵抗着，基本上保持着自我。在许多方面。波兰是一个历史上罕见的保持连续性的卓越范例。
——贝内特，1951年，第26～27页
华沙的现代气息常常让第一次到波兰首都来的人感到惊异，市中心商业区的许多建筑很容易让人误以为是美国的城市建筑。现代化的万豪酒店里，经商的人来去匆匆，不知有多少紧张的生意谈判在这里进行。共产党时代遗留下来的老式建筑还有一些，但已经不多了。尽管华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摧毁殆尽，但来访的人却很难找到摧毁的痕迹，就连波兰的历史遗迹也难觅踪影。
不过从整体上来说，波兰这个有着3900万人口的国家基本上还是一个由小村镇构成的传统社会。这个中欧国家正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过渡的速度之快让人既喜且忧。由于波兰那漫长痛苦的历史，可以说波兰人民是由强有力的社会体系和患难与共的意识维系在一起的矛盾体。不论自己人之间相互交往还是同外人交往，波兰人都是小心谨慎，他们不肯轻易相信人，不肯轻易相信各种机构。然而波兰人的精神世界既丰富又深厚，他们就是凭着丰富深厚的精神共同渡过了许许多多的难关。经历了共产主义的波兰正在为建设一个自由的国家而奋斗，波兰人民正在以自主的崭新面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波兰现在所走的道路主要受到这个国家的农民根基、异族统治的历史和天主教这三个因素的影响。这三个因素决定了波兰人民对自己的认识，决定了波兰人的行为方式和习俗。
遍布波兰全国各地的乡村教堂是这三个因素的一个象征，因此用来代表波兰的文化特别合适。每个波兰村庄的显眼位置都有一座教堂，村镇的主要活动就在那里举行。每个村庄都把许多钱花在教堂上。有的教堂已有500年的历史，有的是共产主义倒台后兴建的。参加教堂的活动被视为义务，不参加会遭到白眼。每逢圣诞节、复活节这样的重大节日，每天都要在教堂里做礼拜。复活节的前夜，做礼拜的人一齐涌向教堂，男人常常围在教堂外面，妇女、小孩和老人坐在教堂里面。教堂总要派一名神父出来在教堂外面主持圣餐仪式。出门在外的波兰人回老家过宗教节日的现象也很普遍。教堂是波兰人的避风港，他们在那里躲避企图塑造波兰、有时甚至企图摧毁波兰的历史力量。
不论什么时候，波兰人介绍自己的工作总要从波兰的历史说起。历史是塑造波兰人的思维的重要因素。波兰的历史基本上是农民的历史，波兰农民在历史上总是受到外部集团的统治，如富有的地主、外国势力、共产党领袖等。
从中世纪（6世纪）一直到19世纪，土地的耕种者主要是农奴。这段时问内，农民和地主之间始终存在着斗争。农民要求得到权利和自由，地主则设法强迫农民留在土地上，以便从他们的身上榨取利润，解放和奴役反复了若干次。波兰的地主阶级感到国内的资产阶级是对自己的威胁，而外国人不论经济上怎么繁荣都不会对自己构成政治威胁，因此鼓励犹太人、德国人和美国人移居波兰，承担所需要的技术工作。就这样，波兰的资产阶级没有发展起来，波兰城镇的人口也在减少，国王的权力基础越来越薄弱，税收来源渐渐枯竭。与此同时，地主阶级越来越依赖德国和荷兰的银行资本，势力相对壮大。虽然部分农民拥有自己的土地，但是他们的劳动所得仅够糊口。由于农奴劳动力供给充足，波兰的农业技术始终保持在原始水平。
16世纪，波兰一度非常强大。但是16至18世纪管理国家的议会由贵族组成，国王由他们选拔。这些贵族利用“自由否决权”维护自己的独立和财富。所谓“自由否决权”是说议会任何成员都有权一票否决任何立法提案。毫无疑问，这样的议会是什么重大的决定也作不出来的。议会的这一工作程序有助于保持波兰的政治平衡，确立波兰贵族的个人主义价值观，但不利于集中集体的力量抵制外国入侵者。
国家的虚弱和对外国资本的依赖给了波兰的邻居可乘之机。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这几个相对强大的邻居从1772年起开始瓜分波兰的土地。1795年，波兰消失了。后来，到了1815年，维也纳和会正式认定波兰王国仍然存在，但宣布在法律上由俄国沙皇统治。实际上，波兰作为一个独立的实体已经不复存在了，俄国的东正教徒和波兰的天主教徒之间始终存在磨擦。1772年以后，波兰地主阶级的权力和财富也大大削弱了。除此之外，东欧各地都普遍要求废除农奴制，将土地分配给外国人和波兰农民。直到1918年波兰才重新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但是农奴制已经废除了。
从1918年打败俄国军队起，波兰成了一个自由的国家，土地改革，也就是把土地所有权分给农民被定为首要的政治目标。人口的飞速增长和遗产分割的传统导致了土地改革在经济上的失败，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波兰的农业产量和利润都有所下降。1939年德国入侵波兰，直到二战结束才终止对波兰的统治。由于战争的摧残，波兰的人口减少了30％。
二战后，西方盟国和俄国这些战胜国瓜分战利品，波兰成了抵押物。1948年，共产主义被定为国家的意识形态，尽管波兰百姓对共产主义缺乏热情，但由于苏联政府的支持，波兰人无法进行有效的抵制。经济重建和政府的目标推动战后的波兰领导人把资源从农业等传统产业转到制造业、采矿业、服务业、建筑业等部门。然而由于改革的力度不够，经济状况恶化，社会不满加剧。
1949年至1956年，波兰实施了农业集体化，这是共产主义的基本信条。但即使在农业集体化的高潮也只有8．6％的耕地化为集体所有。农民对土地的强烈眷恋是集体化失败的原因。
过去，对于农民来说，农田既是经济单位也是社会单位。耕种土地只是为了满足家庭的需求。市场的需求和增产的压力常常被看成是一种压迫。波兰的农民常常不理会市场的需求，产量够养家糊口就行。政府不断要求提高农业生产水平，农民却消极对抗。政府越来越感到有必要实行集体化，可实行集体化反而导致生产水平不断下降。20世纪50年代，集体化进程走到了危机点，农民失去了占有土地的自豪感，不再愿意改良土地条件，甚至不再愿意保持土地条件，结果生产率降低，农民失去了劳动热情。最后，波兰政府不得不终止农业集体化的政策。
其他政策也遇到了强烈的抵制。波兰人一向对政府没有信任感，因此不愿意为发展经济做出牺牲。除此之外，当时波兰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改变了波兰人的传统观念，世世代代依靠辛勤劳动自给自足的波兰人现在相信，满足家庭的需要是国家的责任。当国家不能充分满足人民的需要时，人民就愤愤不平。为了缓解人民的不满情绪，政府从1979年至1986年把工人的工资提高了五倍。1981年波兰政府为镇压团结工会的骚乱颁布戒严令时，国家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1989年，随着苏联政治经济地位的削弱，波兰在团结工会的推动下举行了圆桌会议，结果和平推翻了共产主义制度，开始了一直持续到今天的经济、政治、社会改革。
我们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探索波兰的文化。波兰的乡村教堂大多坐落在村庄的中心，充分说明了天主教在波兰人的生活中占有中心位置。此外，教堂的外观简朴，内饰豪华，反映了波兰民族的矛盾特征。长期的外国统治和国家的支离破碎对波兰民族的特征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最后，乡村教堂正是在宗教信仰遭到取缔的时期保持和发展起来的，波兰人为此而自豪。乡村教堂成了波兰人的象征，象征着波兰人抵御天灾人祸的顽强毅力。
教堂的中心位置
乡村教堂大多坐落在村庄的中心，常常是一个显眼的位置，比如小山丘的山顶。这样的位置突出表明，不论在过去还是在后共产主义时期教堂对于波兰人的生活都是非常重要的。尽管教堂的权力和影响在一部分居民中有所减弱，但天主教会在波兰人的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中的重要性仍然不容忽视。汉恩甚至说“波兰人的意思就是天主教徒”（汉恩，1985年，第100页）。事实上，在后共产主义的波兰，所有重大节日都是宗教节日。节日庆典中，僧俗天主教徒举着宗教旗帜，捧着宗教遗物，浩浩荡荡穿过市镇的中心街道。庆典有时持续长达三个小时。此外，许多波兰人起名取圣徒的名字，与自己同名的圣徒的纪念日就是自己的“命名日”，波兰的年轻人和成年人不庆生日，而是庆这个“命名日”，也就是同名圣徒的纪念日。
现代波兰，天主教会对农村居民发挥着重要影响。教区居民仍然是天主教会的工作重点。19世纪末农民解放时期，波兰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但天主教会积极为农民争取自由和土地。为塑造民族感情发挥了重要作用，进一步密切了波兰人同天主教会的关系。教区成为波兰农民集体活动的中心。
天主教会除了组织集体活动还推行自己的道德准则，包括平等、公平分配、社会公正等信条。天主教会强调集体优先于个人，宣扬牺牲重于满足一时之需。牺牲被视为天主教徒得到拯救的最佳途径。这一信念在波兰已经超出宗教生活的范围，渗透到波兰人的民族特征中。波兰人民长期遭受外国的政治经济统治，不久前还饱尝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争恐怖，通过牺牲获得拯救的信念多少能给他们一些安慰。为什么他们会遭受如此可怕的苦难，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自然会把波兰人同天主教会联系起来。
二战后，共产党国家试图声讨和摧毁天主教，波兰是共产党国家中唯一一个天主教在外表上没有受到削弱的国家。事实上，共产党的声讨反而加强了波兰人对天主教的信奉。波兰的农民仍然拒绝在星期五吃肉，仍然用圣徒的名字为自己的孩子起名，仍然举行宗教婚礼，仍然做洗礼，仍然领圣餐。天主教会在波兰农民的政治生活中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公开支持农民反对政府的政策。除此之外，天主教会还为虔诚的波兰农民举行反对共产主义的集体活动提供方便。
农民与教会的这种联系还表现在波兰人与其土地的精神联系中，每年11月1日的万圣节纪念活动就是证明。纪念万圣节就是表达对死人的崇敬，其宗教意义就是要把波兰人同他们的根，同他们的土地联系起来。许多波兰人早在好几代以前就移居到城市生活了，但是他们一到万圣节就回到自己的家乡参加纪念活动。从农村迁到城市居住的人常常要求死后埋在自己老家的村庄里，家庭的土地成了他们保持家族世代联系的地方，这种血脉联系也就成了“种植在土地里的”联系。
瓜分与波兰的待征
不论老教堂还是新教堂，外观都很简朴。新教堂比较宽-大，用砖砌成，砖墙或是裸露或是涂着浅色灰泥。老教堂比较粗糙，用劈开的圆木搭成，尖尖的金属屋顶高高耸起。教堂的外装饰比较简单，只有木制的十字架和玫瑰蓓蕾状的尖顶。教堂的内部，金色的祭坛，古老的木雕，TT绘制的壁画，无不充满着色彩、惊奇和精神的富有。简朴的外观掩藏着丰富的内容，但内容的丰富并非华而不实。
正如乡村教堂简朴的外观与丰富的内容形成反差一样，波兰人的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也是泾渭分明，相互分离。这种分离主要是1772年波兰被瓜分的结果，波兰被瓜分后失去了对自己的公共事务的控制。后来的共产主义变本加厉，许诺以“社会和睦”和“福利保障”代替社会控制和财产私有。经历了多年的外国入侵和统治，饱尝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苦难，波兰人渴望得到安全和保障，他们与共产党政府订立了一个社会契约。然而波兰人民所企求的福利只是自己的亲朋好友的福利，共产主义制度所谋求的福利则是一个更大的集体的福利。实行公有制的结果就是普通波兰人放弃了自己的责任，即使与自己直接有关的事务也不闻不问。这种心态的一个表现就是对公共财产的态度。在社会主义国家，从理论上来说公共财产是每一个人的责任，可在实际上，谁都不在乎。在这样的制度下，简直可以说没有人负责任。
这并不等于说波兰人不在乎他们自己的财产。事实上，不论拥有多少财产都让波兰人感到自豪。多数波兰人家都在自己的客厅里摆放着自己所珍视的东西，像玻璃工艺品、罩在玻璃罩里的宗教象征等等。但是屋子外面的空间不属于自己，因此也就得不到特别的关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