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武力将上司玩弄于手掌之中，或者建立朋党，架空上司，对其釜底抽薪，将他如同软禁，使其不得不把权柄让出来。这些都是“以势恐人”的专权篡位奸术。
以武力将领袖、君主玩弄于手掌之中，号令天下各级官僚和将军；或者建立朋党，架空领袖，对其釜底抽薪，将他如同软禁，使得君主不得不把皇位让出来。这些都是“以势恐人”的专权篡位奸术。用此术时，需注意：一是要集中足够威慑的“势”；二是无把握时千万不可轻易恐吓上司。
皇帝的宝座权力无边，风险也无边。在封建社会，作为人臣来说，夺取皇位需冒极大危险。故有的权臣虽已具备了夺取皇位的条件，也仍然采取审慎的态度。如东汉末年，孙权曾上书曹操，称臣劝进，曹操笑道：“这个小儿简直要把我放到火炉上去烤。”曹操其时三分天下已有其二，整个东汉朝廷几乎都控制在他手中，尚不敢贸然称帝，可见皇帝的宝座并不是轻易坐得的。
皇帝再软弱无能，毕竟具有“天赋”的君权。俗话说：“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因此无论何人，单凭个人的能量是无法与皇权抗衡的。个人拥有的权力与****皇权相比，无疑处于绝对的劣势。皇权即使衰弱了，仍然具有不可低估的能量，而且还会有一大批“忠臣义士”们挺身而出，舍命来保护皇权。例如武则天临朝称制，改国号为周，苦心经营，如履薄冰，及终因人心向唐，还是不得不把天下还给李姓。燕王朱棣发动“靖难之役”，他对建文帝的遗臣以死相逼，犹有方孝孺这类名臣，守节不从，宁死也不归附新主子。
因此，权臣必然要拉帮结派，网罗死党，形成批根错节的朋党势力。唯有如此，才有力量向皇权挑战，才能操纵政局，直至颠覆王朝的统治。正如韩非所说，臣下对抗君主的法宝，便是朋党。“朋党相和，臣下得欲，则人主孤”，“党与之具，臣之宝也，臣之所以不弑其君者，党与不具也。”臣下一旦羽翼丰满，王朝的生存和国君的命运就十分危险了。如三国时期，曹魏大臣司马氏，为夺取政权，煞费苦心，网罗党羽。为了孤立皇室，司马氏首先废除宗室大臣曹爽集团。司马师“阴养死士三千人，散在人间”，待到发动政变，对曹爽下手时，三千死士“一朝而集，众莫知所出也。”为了壮大自己的力量，司马氏还礼贤下士，笼络人心，把曹魏政权内部一大批有才干的谋臣武将，全部网罗在身边，组成了一个强有力的司马氏集团。与此相反，曹魏皇帝却显得非常孤立。忠于皇帝的臣子，因势力不敌，被司马氏一一剪除。这样魏帝就完全成了傀儡，被玩弄于司马氏股掌之上。
曹芳被废后，新立的皇帝曹髦是个想有所作为而不甘心受制于人的君主。
魏甘露四年（公元259年），曹髦看到司马氏世为宰辅，政非己出，害怕受到废黜之辱，不胜其忿，便带着冗从仆射李昭、黄门从官焦伯等几人，身披铠甲，手执兵仗，亲自去讨伐司马昭。并召见侍中王沈、尚书王经、散骑常侍王业，对他们说：“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为黜之辱，今日当与卿等自出讨之。”王经说：“如今的大权在他手里，四方的人都愿为他效死；而陛下的宿卫空虚，兵甲寡弱，这样做是很危险的，还是慎重考虑吧。”曹髦从怀中拿出黄素写成的诏书说：“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今日行之决矣。正使死，何所惧？况不必死耶？”于是拔剑升辇，率卫士数百人鼓噪而出。王沈、王业赶在曹髦之前向司马昭告了密，司马昭便调来护军贾充做好迎击的准备。到了司马昭的相府，曹髦声称欲有所讨，敢有动者族诛，相府的兵卫果然不敢进攻，太子舍人成济问贾充说：“事急矣，怎么办？”贾充叱之曰：：“蓄养你们，就是为了今天，还要问什么呢？”“司马家事若败，你们还会留下种么？”成济又问：“是杀了他，还是捉活的？”贾充说：“杀了他！”于是成济抽出刀来，刺向曹髦的胸部，“刃出于背”，曹髦便倒毙在车下了。司马昭却假惺惺地哭着说：“天下其谓我何！”便召集百官前来商量善后事宜，仆射陈泰说：“只有腰斩贾充，以谢天下！”司马昭没有同意，便抛出了成济作为替罪羊，株其三族。成济不服，“袒而升屋，丑言悖慢”。只好叫弓箭手把他射死在屋里了。然后扬言说：“高贵乡公（曹髦）鸣鼓向我进攻，我即下令将士，不得有所伤害，违者以军法从事，太子舍人成济拒不受命，横入兵阵，伤公致死，已经按照军法将他斩了。”随后又要太后出面，以“此儿无状，图为弑杀”为辞，企图想减轻司马昭的罪责，以遮盖天下人的耳目。然后由司马昭迎来15岁的曹奂进京，立为天子。曹奂一上台；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加封司马昭，“赐钱千万，帛万匹”，并将他的子弟全部赏封为列侯。司马昭一手导演的“杀君立君”的丑剧，虽然就此降下了帷幕，但与贾充等策划已久的“禅让”计划，却不能不把日程推迟到他的儿子司马炎当政的时候。
司马炎继承了父亲的遗志，就在司马昭逝世的那一年即魏甘露十年（公元265年），就逼着魏元帝曹奂退了位，胡说什么“天禄永终，历数在晋”，接受了皇帝印绶，贬曹奂为陈留王，所有曹氏诸王，一律都降为侯。历史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当年曹丕逼汉禅位的故事，又重演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