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去年华为员工胡新宇因劳累猝死一事，曾经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近日华为员工张锐又自缢身亡，再一次将这家赫赫有名的通讯巨头推到了风口浪尖。人们不禁质疑，为何这家比肩国际巨头的民族企业会频频出现员工死亡事件？员工的自杀到底与企业有没有直接的关系？自杀员工为何心理脆弱？心理弱势者如何拯救？怎样避免类似的悲剧再次发生？希望通过对它们的阐述，解决事件背后的真正关键所在。
[事件回放]
华为员工张锐在楼道内自杀
7月18日下午3时许，华为员工张锐在深圳梅林某小区的楼道内自缢身亡。
张锐，家住武汉市青山区，今年26岁，2000年考上武汉大学电子科学与技术系，2004年毕业。在武汉一家工厂工作的父亲早已下岗，每月只有几百元的下岗费，母亲没有工作。
“4年大学下来，家中债务达5万多元。”张锐的母亲告诉记者，儿子是全家的希望，大学毕业后就在武汉一家企业工作，一年后到了深圳，先后在两家公司工作。
今年4月，张锐投简历应聘华为并被录取，随后回到武汉家中。5月9日，张锐到深圳华为报到，并和公司签订了为期一年的劳动合同，从事电子产品的检测工作。
一个月后，张锐打电话给家里，“我在这边工作很好，每月底薪有6000多元，加其他补助有8000元，请你们放心。”张锐的母亲回忆说，儿子在电话中笑得很开心。
又过了一段时间，张锐打电话给父母，称工作压力比较大，“不想呆在华为，想辞职到其他地方工作。”张锐的父亲看儿子情绪不好，就买了张站票坐火车到深圳，劝儿子好好工作，“找份工作也不容易，何况现在工作也不错，要好好干。”父亲劝说后，张锐逐渐恢复平静，同意继续工作。
但几天之后，张锐再次打电话回家表示准备辞职，老父只好第二次来到了深圳。
张锐最后的时光
虽然身上背着上大学期间欠下的5万多元债务，但月薪8000元的待遇，令张锐兴奋异常，工作起来格外卖力。“等我赚钱了就在深圳买房子，把你们从武汉接过来”，刚开始，张锐进入华为工作很高兴。
工作一段之后，张锐情绪明显低落，晚上经常失眠。张锐告诉表弟，表现不好就会被主管批评，还要经常加班。
7月17日，进入公司60多天后，张锐首次向主管请了一天假。晚上，他与父亲一起到小区附近散步。7月18日，张锐又请了一天假。下午2时，他告诉父亲要出去，从此再也没有回去。
18日晚上11时左右，武汉家中的张锐母亲突然听到敲门声，当地民警告诉她，下午深圳警方在梅林地区某小区的楼道内发现了一个自缢身亡的人，其身份证显示是她的儿子张锐。母亲一时无法相信这个事实，因为孩子父亲还在深圳。而此时张锐的父亲也正在深圳四处搜寻儿子。他去网吧找了几次没找到，手机也关了。随后他打电话回家，才得知孩子出事了。
对于父母，张锐没有留下一句遗言。当父亲赶到小区时，尸体已经被运走。事后他得知，这里是儿子刚来深圳时，与同学们一起住过的地方，距离他在华为坂田基地旁边的出租屋约有4公里路程。
深圳警方赶至现场，发现张锐躺在过道上，身旁是一条绳子，后判断为自缢身亡。
自杀后，父母终日以泪洗面
得知儿子张锐不幸身亡的消息后，其母亲连夜从武汉赶到深圳，想见儿子最后一面。目前，张锐的父母住在深圳一家宾馆内。
张锐自缢身亡后，张锐的父母终日以泪洗面，情绪波动比较大，父亲病倒在床。此外，张锐的同事也纷纷前来看望其父母。
电话里，张锐的母亲声音嘶哑，她表示自己现在心情很差，自从独子去了以后，这几天一直寝食难安。她说，她也不明白儿子为何选择自杀。
华为回应：只愿付1万“安抚费”
华为人事部副部长张志刚表示，根据公司规定只能给予1万元的安抚费。他说，张锐是自杀而且发生在公司外，其死亡并不在公司的员工伤亡补贴制度之内，这1万元也是公司对家属的慰问。
对于家属认为的压力过大问题，张志刚承认华为公司的员工的确都有压力，但对于张锐来说，压力实际上远没到把他击垮的程度。他说，张锐进入华为只有60多天，没有转正，也不能独立承担项目。
[相关资料]
张锐印象
母亲：
儿子从小学习成绩就好，是理科尖子生，平时爱好画画。“但他性格内向，不主动和人交往，平时说话也很少。”“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这样。”
导师：
张锐对人挺好，和同事关系处理融洽，工作起来很认真。
同事：
张锐到华为后工作忙，还没有谈女朋友，和3个同事租住在一个小区里，“他每天生活都很忙碌，经常一天都见不到人，和同事之间的话也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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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为25岁工程师胡新宇过劳死
去年5月28日晚，胡新宇在广州中山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病逝，年仅25岁。他因工作任务紧迫持续加班近1个月，导致过度劳累，全身多个器官衰竭。
[各方观点]
IT精英压力过大？
近些年来，中国IT企业员工英年早逝的现象非常严重，不管是事业成绩斐然的王选和陈逸飞们，还是普通员工张锐、胡新宇等，“生命价值”无一不令人震惊地出现在公众的视野里。这里面有环境压力的问题，有当事人身体素质的问题，但是“过度加班、压力过大”的责任是无法逃脱的。
据了解，IT行业的员工常常要忍受加班之苦、压力之巨，尤其是一些IT主管、CIO，晚上加班到8、9点钟是常事，周六上班，周末上午开会，手机24小时不准关机……
近几年，在我国部分城市尤其是经济发达的沿海城市，“过劳死”问题有日益严重的趋势。最新调查显示，七成人白领走在“过劳死”的边缘。从行业看，企业家、新闻工作者、IT人、教师都是“过劳人群”。
同时，“过劳死”现象又呈年轻化快速增长趋势。据调查显示，无论男性还是女性，30岁到45岁青壮年男女人群的死亡率均有较大幅度上升。从前，“过劳死”现象主要集中在四五十岁年龄组，现在过劳死的年龄呈逐渐年轻化趋势，已经突破30岁门槛。这是一个值得警惕的信号。
华为“地铺文化”遭质疑
延长劳动时间本来的目的是为了创造更多的价值，然而不少国内企业加班的结果却是制造悲剧，浪费资源。不少企业将员工是否经常“忘我”的加班劳动作为考核项目，那些“夜以继日”、“废寝忘食”的员工经常被当作典范奖励和赞扬，反之则会被认为没有将工作放在第一位，则遭遇企业轻蔑。当加班成为一种惯例，而并非员工发自内心需要的时候，只能是时间和资源的浪费，并可能不断制造了一个个“过劳死”的悲剧。
现在我们看到华为是利用丰厚的报酬来支撑其“特殊”的国际化用人方式，也是靠丰厚的报酬来支撑其加班制度，并使在公司打地铺睡觉的“地铺文化”闻名遐迩引以为豪。据悉，多年来在华为一直奉行高强度劳动，曾经一直是6天工作制，最后改为5天半，后来是两周一大休一小休。不幸的是，包括华为公司在内不少国内企业的“地铺文化”成为企业一种掘金的方式，却引发员工之死，实让人诟病。
从近年来华为暴露出的人事管理问题上也说明，华为正在经历一种文化变革的考验——内部文化过于强硬、人性化不足，家长余风严重，人性的缺失，等等，将时时困扰着今天的华为发展。
有人戏称，华为文化不但是“地铺文化”，也是一种“狼性文化”，而要成功实行，一定得给“肉”，不然谁为你“卖命”？但“狼性文化”是一柄锋利的双刃剑。狼性虽然勇敢强悍拼搏，容易致对手于“危境”而获胜利，但同时在所谓“文化”的背后，狼性中深藏着固有的本质——残酷无情，蔑视规则，无视人性等等，易造成企业及员工在文化上的迷失，只为肉与利拼杀。很显然，对企业的长期发展而言，“狼性文化”或许是一剂慢性毒药，绝非商业大道。
自杀员工心理素质差？
华为作为一家具有竞争力的国际化企业，它也是靠这种不屈不挠、群体奋斗的精神参与市场竞争的。在面对国内外激烈竞争时，采取严格有序的管理是必然的，可以说这也是现代企业参与竞争的共性。正所谓“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只有竞争才有实力”。这样，企业在管理中必然会给员工造成一定的心理压力，但这也是必然的。
或许对于像张锐这样一些心理和身体承受力脆弱的人来说是很难承受的，到了最后他们用自杀结束自己心理的煎熬。张锐自杀是属于个人行为，这与胡新宇“过劳死”须由企业承担责任有很大的不同。
在奥一网上网民就张锐死亡进行了投票，截至27日上午8点30分，已经有5925名网友投票。投票结果显示，47．36％的网友认为张锐的自杀是因为“死者自身心理素质太差”，而认为父母没有从小进行健康的心理教育也占10．01％，认为社会没有正常干预和调节的占7．36％。
看来，大多数网友还是认为自杀的关键还是个人因素，其实决定一个人的思想最主要的还是这个人自己的意识水平，他的心理承受和健康状况直接决定了他所采取的动作，外因只是一个推动作用。
高校也是屡见高学历自杀的人，从2005年到2006年，据不完全统计，相继有北大、人民大学、上海交大、北师大、清华等知名高校的十几名博士自杀身亡。
这些和张锐同属心理弱势者，在他们遇到心理压抑问题时，相应的机构并没有及时有效地帮助他们克服。
现代人要重视心理健康
南京市卫生系统有关部门一项调查显示，近半被调查者认为现在寻求心理咨询很不方便。患者求医不方便的主要原因是心理治疗领域从业人员的严重匮乏并且没有普及，95％以上集中在医院和学校，同时监管不严。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院长肖泽萍说，以发展较好的上海为例，只有40％的心理医院处于卫生行政部门或教育行政部门的监管之下。
2007年5月，在召开的中德心理治疗大会上公布了来自卫生部的一组数据：我国13亿人口中，患有严重精神和心理障碍疾病的患者达1600多万。患有不同程度精神或心理障碍需要专业人员干预的人数则更多，估计达到1．9亿人，也就是说，每10人中至少有1人存在心理问题，需要心理辅导。
面对我国如此多的心理弱势者，仅仅靠这些机构是显然不够的。对于经济处于弱势的人群，政府和社会采取了扶持和关爱的态度，但对于心理弱势的人群，经济的扶持是远远不够，还需完善相应心理辅导机构和求助途径。家庭也要更加认识到心理健康对于孩子的重要性，不要对孩子放任自流，从小要培养健康的人格。
企业也要重视对员工的保护，要把对员工的心理关爱放到和生产同样重要的位置，要不然，等到真正的像华为事件层出不穷的时候，经济效益也会付之东流。
“压力度”靠谁来把握？
《生命时报》近期进行了一项调查，参与调查者集中在20岁－40岁，以企业普通白领、管理人士为主，结果显示，92．3%的人曾出现过胃不舒服的现象，其中，34．17%的人经常胃疼，结论是：工作压力是 “胃的克星”。
从一般意义上说，人不能没一点压力。王铁人说过“井无压力不出油，人无压力轻飘飘”，仅仅从“井出油”的“做工机制”以及很多自然现象和规律看，职业人的确需要保持一定的工作压力。然而压力也是一把“双刃剑”，而决定这把“剑”是正价值还是负价值的，则是压力之“度”。问题在于，该由谁来把握这个“压力度”。
对于张锐之死，华为公司的反应是不太令人满意的。除了遗憾于此事件给公司造成负面影响外，强调的主要是死者本人“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看来，由企业本身来正确把握员工的压力度是不现实的。大量事实表明，作为以追逐利润为核心价值的企业，并不是一点不考虑员工压力，然而在拿捏这个“度”时所基于的并不是、也不可能是员工身心健康，更不是劳动法、人道主义、公平原则等等，而是一种被叫做“员工价值最大化”的东西。站在企业角度看员工价值最大化，当然只能是员工作为一架机器或一件工具，其运行的效率如何做到最大，其被用来做工的功效值如何达到最大。
能够把握压力度的另一个希冀对象是受压者本身。从趋利避害、自我保护的人的本能出发，压力过大、难以承受当然可以选择逃避或反抗。关于职场压力，员工与企业也常常处在“博弈”之中，然而员工却是绝对的弱势。一方面，如今就业很难，能找到一个好工作更难，于是首先给员工造成一种心理弱势，即除了珍惜工作、默默承担压力之外别无选择。另一方面，员工的工作时间也许能找到劳动法方面的依据，而被分派的任务量及其背后的压力值是否合理却找不到任何社会性的依据。
张锐之死，死于压力难以承受以后的崩溃而不是逃避。亲人的劝说不一定是他选择前者而非后者的主要诱因，更重要的是他活在一种关于“压力”的整体氛围之中，而这种氛围足以剥夺他选择逃避压力的机会和自由。中国人向来吃苦耐劳且最能忍辱负重，这种文化演变到今天，表现出在“压力”问题上与其他民族的一些不同看法。在这些看法中，误区已经明显存在，例如个人成功与身心健康的关系的误区、追求财富与劳动强度的关系的误区、为自己活着还是为别人活着关系的误区等等。而很多企业之所以能够施以员工不合理的压力并让他们“没有任何借口”，利用的恰恰是这些误区。
无论从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还是从人道主义和公平角度出发，都应该有另一种力量来认真研究一下企业员工“压力度”并提出某些改进、控制措施。这“另一种力量”，也许是政府，也许是公益机构，也许是受前二者委托的专家学者或调查公司。作为一个文明社会，对施以员工压力过度的企业理应有所干预，要么通过媒体在全社会倡导一种先进的“压力文化”，要么在政府主导下制定一套合理的压力标准，要么经授权对有关企业直接提出警示或建议。当然，应当与干预企业自主权区别开来。
[结束语]
职场呼吁人文关怀
华为作为一家具有竞争力的国际化企业，有着完善的管理制度和较为先进的企业文化，历来被广大求职者所向往。我们不能因为一两个员工的意外死亡，就否定整个华为的管理制度。也不能一味地去谴责通讯、IT等行业长期高强度、高压力的工作环境。因为在竞争如此激烈的现代社会，只有我们每个公民都去努力学习，努力工作才能使华夏民族真正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也只有成千上万的像华为这样的大企业出现的时候，中国才能成为真正的经济强国。
张锐的自杀是属于个人行为，这与胡新宇“过劳死”须由企业承担责任有很大的不同。虽然，华为在此次事件中“公事公办”的态度确实缺少“人情味”。但此时，赔偿一万还是两万都已经不太重要了，重要的是，此次事件应该唤起企业对员工的人文关怀。要知道，自杀并非突发行为，一般都有可观察到的征兆，譬如表达想死的念头、食欲不良、经常失眠、焦躁不安等。如果此时张锐的领导能够意识到张锐的自杀倾向，并给予积极引导或者开导，也许就不会发生后来的自杀事件。
在竞争激烈的今天，像张锐这样患有忧郁症、焦虑症等心理疾病的人已经远远不是特例。张锐之死，只不过是必然中的偶然罢了。这就给我们的国内企业敲响了警钟，就是要重视员工的心理健康，对员工进行更多的人文关系。
这一点，我们可以学习一些欧美的企业。据心理学专家介绍，在美国，90%左右的中等规模以上企业都会聘请一个专门的心理服务机构，随时解决员工的心理问题。而员工一旦有了心理问题，即便与工作无关，也可以随时寻求帮助，而且绝对保密。在欧洲，“为员工减压”运动在企业界非常流行，95%的大公司和85%的中小企业向员工提供了减压帮助，每年的总花费大约有800亿欧元。
而在我们国家目前还很少有企业这样做，即使是一些知名企业，也根本没有意识到员工心理健康对企业的重要性，华为无疑也是这其中的一员。
相信华为也能从此次事件中吸取教训，对员工进行更多的人文怀。诚如此，张锐之死也不至于毫无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