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队又要扣我们一百斤粮食作为水利机动粮，说明年搞水利建设要在工地吃中饭。”
“奶奶的！是不是各队都扣？”
“二、四、五、七、十和十三、十六队不扣，说这些队眼下还有讨饭人没回来过年哩！”
村人一下明白过来，这七个队中都有人在大队做着事情，不是革委会主任就是支部委员。什么也不消说了，一村人都愤愤起来，每双眼里都冒着火。一千斤返销粮，一扣再扣都忍了，没想到最终又被扣去一百斤。仅余的四百斤粮食拉回来能干什么呢？还不够全村人放开肚子吃一顿！这一刻，村头上静得似乎成了夜间的坟地。每个人都屏着气息，盯着站在土堤边上的队长，仿佛只要队长骂一句****他八辈！或说一句奶奶的，走！再或什么也不说，仅把胳膊在空中抡一下，全村人跟在他身后，入墓跳沟，或生或死，都将不会有一人犹豫。然而谁也没有想到，这一刻队长站在那里，显得十分平静，如同方才听到的是两个孩娃因为一句戏言吵了，压根犯不着如何动怒；谁也没有看到，在队长那浑然的眼光后边，深藏了只有他和七伯、六叔等几个人方能明白的东西。队长不看大家，只和七伯对视了一下，回头很淡地说：“去让他们把粮食拉回来，说我队长讲了，无论扣多少都可以。”
村人的目光一下变得困惑而惊异。
小伙迟疑一下，又去了。
环视一下大伙，队长叫上副队长、七伯几个朝皂角老树下走去。他们蹲在那里，和村人们隔着很远的距离。
一会儿，有个社员被队长叫去了。
又一会儿，又有一个社员被副队长招了去。
被叫去的人走回来，有人问干啥？答说队长神经了，问我家和公社书记家沾不沾亲戚。又有被叫去的走回来，问干啥？说问我家过年能不能熬过去……
这边的男女社员终于明白，那边的队长、副队长和七伯们，在酝酿着一个事关全村人命运的计划。这计划像一个出丧的黑圈，戴在十八小队每个人的头上，显得神秘而压抑。我坐在土堤下的一堆日光里，从队长那走回来的叔们、伯们，都不时地瞟我一眼。村后胡同的一个叔伯哥，上月倾尽家产娶了一房媳妇。媳妇和他过了二十天，她听人说往南去有个农场，细米白面吃不尽，慢慢还能转为正式工人，就给叔伯哥说回娘家一天。这一天就再也没有回来，和人逃穷跑了。叔伯哥从队长那走回来，坐到我身边，看我一阵，拉着我的手说：“兄弟，当秘书了，可别忘了你哥……去找你嫂子要花一百多块盘缠，那边干部还不理这私人私事，过几年，你在大队说话算数了，就再派个人去把你嫂子找回来……”
我望着叔伯哥，心沉了一阵说：“哥……就怕兄弟，成不了事情。”
哥说：“你能，全村只你一个高中生……”
到太阳当顶时，村里人拉着小麦回来了。四百斤小麦，装了两个麻袋，在村人们面前，就像两个手提兜儿。平均分配，才人均二斤。大人口家庭，就是七八口子人，也才十五斤小麦。十五斤小麦，能磨出几斤白面？有两个社员把那两袋麦子卸下来。村人们席地坐下，冷冷地瞟着麻袋。用来分麦的红杆秤，放在麻袋上边。太阳光把秤杆照成了一条红线。秤锤落在地上，挨着一堆猪屎，没人弯腰去捡。对面五角麦田的中央，仍然卧着那条无家的狗。那狗仍然痴痴地仰视着日光亮亮的天空。人群里很静，有女人在一边嘀咕。这时候，队长慢慢从人群外走来，到那两袋麦子边，把秤杆拿下放到脚边，缓缓解开袋口的扎绳，抓起一把麦子，又让麦子从手缝流进包里。从队长手缝流下的小麦粒，在日光中又黄又亮，发出沙啦啦的声音。小麦流尽了，队长抬起头，“咳”了一下嗓子。
“小麦不分了。”队长大声说，“再有半月过年，谁家过不去年，自己来这包里挖。”
没有人动。男人们都像柱子、泥塑一般，站着或者坐着，有的看着队长，有的看着脚前的一块石头，有的看着村外远处的哪儿。女人们则有的抱着娃儿，眼盯在麻袋上，有的瞧着自家男人；还有的，手扶着身边的篮儿，眼瞟着人群，似乎准备着，只要有人起身去挖，自己也就马上跟去。
然而终于没有人动。吸旱烟的啪啪声如锯木头的声音一样响亮，在这皂角老树下流着。
“来吧。”队长的声音小下来。十八小队的社员们都感到队长从来没有这样在社员们面前小声说过话，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声音变得柔软得如一个善良女人。他说：“我队长没有当好……我对不起咱十八队的二百口子人。去年过年有七家没吃上白面饺子。今年一千斤返销粮又被大队扣得最多……你们谁家过不去年自己来挖吧，十斤、二十斤都可以……”
队长这样说时，瞟前瞟后，把村里的大人小孩全都看了。他的声音本来不大，末了就愈加小下来。人们从队长的眼神里看到了他的无可奈何；看到了返销粮无端被支部扣掉给队长带来的痛苦。听了队长说“自己来挖吧，十斤、二十斤都可以……”村人们就彻底理解了队长的心境。人们开始可怜起队长来，想到这年月队长当得不易。于是，人们就拿和队长一样柔弱的目光望着队长，就像望着一个在同一房里住了许久彼此才搭腔说话的对方一样……
到底，还是没有人动，没有人说我来挖几斤小麦吧。
我、队长和老高叔朝酒店村走去。
公社张书记家住酒店村。
老高叔住在我家房后。老高叔的舅家住酒店村，和张书记家是一墙之隔的邻居。
我们去张书记家送那四百斤返销粮。张书记家四个儿子，一年娶个媳妇，一年要起一座新屋。今年要起的新房是给老三住的。老高叔打听过了，张书记家寻人起屋需要小麦。
我拉着架子车，队长和老高叔跟在车后，我们就像丰年去交公粮一样走得轻轻快快，冬日的阳光在架子车上像水一样流动。我说队长、老高叔，你们都坐车上我拉着。老高叔说不坐了，等你成了人物，记住你老高叔为你跑过腿就行。我还是那句老话，就怕不会成为人物。
队长问：“那边都说好了？”
老高叔说：“和我舅去书记家坐了半天哩。”
我们吃了早饭就离开村子，沿着沥青公路往南走。路边萧条的泡桐、杨树一棵棵朝身后倒去。早早起床的麻雀，在路边啁啾成一个团儿，叫声先响在空中，后扩散到田野上，茵茵的麦苗在田里像蓝线织的毯子，黄爽的土粒在麦苗下雪化成一块暄虚的棉地。麦地里不时有几头大猪在自由地拱着麦根，队长也不时地瞅着白猪骂一句娘的，没人管！到酒店村去，只需途经几个村庄，走二十几里路。半晌时候，我们已经到达酒店村头。这是一个邻着公路的村子，书记家就住在路边。书记家的起屋新址也在路边。年内，书记并不打算盖房，只计划把地基叠起来，等过年后天气转暖，就可一气儿把房屋落成。
到了酒店村后，我和队长在村头等着，老高叔进村去找他的舅。我们足等了有一个时辰，才看见他和他舅、书记三人从村子那头走过来。老高叔的舅是个小老头，身上围了条帆布片儿，不消说是正在给书记家帮工。书记则仍然一身干净，穿着的卡中山装，不急不慌朝我们走过来。
队长忙不迭儿朝书记迎过去。
“张书记……正忙啊！”
“哎……你们……”
“我是田湖大队第十八生产队队长。前年你去我们队蹲过一天点，检查大寨田。就是你让我们在大寨田里进行黄豆、红薯间作，队里才家家都有粮吃。”队长极热情地说着，不管书记如何，就上前像老部下、老熟人样拉起张书记的手，“书记，你不知道吧？田湖大队十八个生产队，就我们十八小队没人出去讨饭吃，就我们十八小队不吃返销粮；家家户户天天锅里有面条，大年小节都去割几斤肉……村里人觉得你几句话就让村人们日子活顺了。听说你家盖房子，无论如何让我们送来一把小麦，表表全村人的一点心意。”
队长这堆话说得极快，弄得书记一时懵怔。他痴痴地瞅着队长，好像在想他什么时间去过十八小队，什么时间说过让十八小队在梯田上实行黄豆、红薯间作一样。一脸被人称颂的光彩，一脸弄不明白的疑虑。队长并不管书记能不能想起这些，说完这堆话，就回过身来，道：“把那几把小麦送到书记家里吧！”
我拉着麦车朝前走。
张书记一下拦过来：“不行不行不行……”
队长说：“张书记，你这是瞧不起我们庄稼人！”
张书记很尴尬，“哪能，我老婆孩子都是庄稼人。”
“就是嘛。”队长说，“说到底你也是贫下中农，也是半个庄户人家，你应该最知道庄稼人的心——啥也不图，就图你张书记以后检查农村工作时，多往我们瑶沟跑一跑。”
“要去的，”张书记“很是书记”地说，“我以前应该说官僚主义啦，日后一定多往你们队里跑。”
有了这话，队长一笑，老高叔就过来推着车子，忙忙慌慌和我一道朝书记家里走。张书记似乎还要拦一下，可我们已经拉着车子走远，也就只好在样子上很不情愿地作罢。我们走得很快，书记和队长在身后跟着。他们吸着书记的烟卷，嘴不停地说道。话语多是书记问些生产队的情况，队长答说从书记上任去队里检查以后，社员们出工率高了，活路做得细了，注意农家肥的作用了，等等等等，形势很好，和以前相比，变化极大，这都是因为张书记的那次关心才有的。
张书记很高兴。不断有书记那铃铛般的笑声叮叮当当在追着我们。
书记家是一座瓦房小院，看去就像一座机关院落。我和老高叔把车子停在门口。书记过去和他媳妇说了几句，媳妇就笑着出来，让我们把麦子抬进厢房。
这厢房是书记家的一个仓库，屋里七七八八堆得极为杂乱。冬天风干的腊肉，呈出枯黑的颜色，一吊一吊挂在一根铁丝上，每一吊都有二斤重，像秋天将尽时丝瓜架上挂的丝瓜一样，弯弯的，皱巴巴的。
“这啥？”
“腊肉。”
“好端端的，何苦风干哩。”
“不坏，啥时都能吃。”
老高叔和我这样说着，瞅一眼门外，顺手摘下一吊，塞进腾空的麻包，就卷了起来。我想这好歹是书记家里，大家来还有正事要干，这样总不合适，万一书记知道了，非误大事不可。
“老高叔……”
“你也摘一吊吧！”
“不要。”
“不要走吧。不瞒你侄儿说，你家兄弟妹妹都三年没吃过腊肉了。”
从厢房出来，队长和书记在上房喊我们进去，我心里噗噗直跳。老高叔不怕。他把那两个麻包卷在一块，夹在胳肢窝，大声对着上房说：“我把麻包送到外边车上。”
我朝上房走去。上房正屋里，坐着书记、队长和老高叔的舅。一入门，队长就对书记说，这就是连科。老高叔的舅望着我，书记也望着我。书记望我时，就像在商店挑选东西。我站在正房门里，面对着一扇屋门。那扇门上的白对联还一点未破，联句是“抓革命促生产形势一片好”，我想回身瞅一下背后门上的联句是什么，可在书记的眼前不敢扭动，只好把头勾了下去。书记家屋里是水泥地。
“高中毕业？”书记问我。
我忙“哎”了一下。老高叔的舅给我递了一个方凳。我说不坐，他说坐吧。我只好坐了。
“今年多大？”
“十八。”
“在校时学习咋样？”
“差不多……语文更好些。”
这时候，队长插了一句，“大字写得好，全村的对子都是他写的。”
“那好吧。”书记站起来，“你们回去，这事我抓紧问一下，给你们支书打个招呼，估计问题不大，不就是一个秘书嘛！”
从书记家出来，老高叔和架子车全都不在，想必他是先走一步了。我们和书记告了别，到老高叔的舅家，仍然不见老高叔，就径直上了公路。公路上仍然没有老高叔，队长前后找着，汽车和拖拉机扬起的灰尘荡了我们一脸。
“妈的，哪去了！”
“可能前边走了。”
“有的话说好由他来讲，咋就一出门就没了影儿。”
找不到老高叔，我和队长只好回走。不消说，秘书的事情已办得不差一二。一出村队长就拍了拍我的肩膀说，连科呀，你都见了，真他妈不易。当了大队干部千万要让村人们扬头过几天日子。正这样说时，老高叔忽然从路边的一个厕所后面钻了出来。
“队长。”
我和队长站下来。
“你去干啥事了？还想不想要工分？”
老高叔笑眯眯走过来，拉起架子车，和我们并肩走着。他脸上溢满了不曾有过的笑，对我悄悄指指队长，指指车上卷死的麻袋。我向他摇摇头，意思说队长不知道，他就更得意地笑起来，居然笑出了声，像一个捡了钱包的孩娃。
队长疑惑地站下来，盯着老高叔的脸。
“我在书记家拿了一块腊肉，”老高叔突然说，“有两斤多重。”
“啥腊肉？”
“风干的咸猪肉。”说着，老高叔停车从包里取出那块丝瓜似的腊肉递给队长。
队长接过腊肉闻了闻，“你咋不多拿一块？”
“不敢。”
“回去给我割一半，娃儿们好几年没闻过腥味了……”
回到村，满村人高兴，觉得书记答应让我当秘书，四百斤返销粮没有白送。玉玲知道了，还特意从家里送来一些吃的。村里人，每天夜里，都又开始到我家闲坐，烤火，吸烟，唠叨，男男女女，一直到深夜方散。
这天夜里，村人刚走，队长突然来了。他进屋，不言不语，一屁股坐在火盆边上。火盆已经没火，红烬也正慢慢消去。队长用手在火盆上拨了几下，抬头时，脸上满是木然。在昏花的灯光下，队长那张脸，很像是一块没有正经颜色的脏布。他看看我，看看我爹娘和姐们，淡淡说：“你老高叔的舅今天来了，讲书记找了支书，觉得有些事情难办……支书也不好得罪。大队后天开年前社员大会，就要宣布星光当秘书。张书记说了，公社还捏了一个水泥厂的正式职工指标，打算让你去当工人。”
我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全家人都张口结舌直发愣。后天开社员大会，星光当秘书已成定局，人所共知，来回变动已不大可能。这秘书是全村人奋斗的目标。让我当秘书，不是为了我连科，可现在那四百斤返销粮没能换回来秘书，却换回了一个正式工人的指标。家里人都望着队长不动，忽然感到哪儿对不起队长了，对不起了村人们。这中间，总使人觉得，谁耍了手腕，以给村里谋个人物为名，把四百斤小麦送了出去，换回一个正式工人指标。
我说：“队长，我不去当工人。”
队长说：“我想了半晌……不容易，你走吧，社员们那里我开会解释……一当工人就成了公家的人，弄大了就是国家干部，更能给咱村主些事儿。”这样说的时候，队长脸上没有了往日的光彩，也没了往日对村人日后美好光景的信心。说完话，队长站起来走了。我把队长送到大门口。
“三叔，我当工人走了，村人会骂我吗？”
“你把村人们看坏了……”
清冷的月光，像极薄的冰样结在各处。队长的脚步声，如踩在冰上一般，脆生生地在村里响着。寒冷的穿沟风，很硬地吹过来。队长走路时，腰微微地弯着。我心里震颤了一下，感到我使队长失望了，使队长感到了光景漫长而又难寻光明。队长似乎老了些，没了先前的暴烈。他走路的动作让我想到了八十二岁的九爷。快农历二十九了，到了二十九那夜，九爷又要去砍那皂角老树的根，砍断了，九爷家就时来运转了。队长是从九爷家房后走的。到九爷家房后，他站在九爷砍树根的土坑边待了会儿，才又慢慢走去。我直看到看不见队长，才转过身子来。五角麦田很空荡，那无主的痴狗不知哪去了。麦田在稀疏的月光下，像蒙了白纱的绿毯，看久了，感觉到那白纱像在风中不断飘动一样。村人们都睡了，极静。我站在家门口的月光中，就像泡在一池冰冷碧绿的水里，心里翻腾着苦涩的浪花。
爹在屋里唤我回去，说半夜啦连科。
我依然站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