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是一位具有高超领导艺术的杰出领导者。1955年10月29日，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座谈会上，毛泽东曾对如何做好领导工作谈过这样一段话。他说：“领导要能够适合客观发展的规律。如果领导得好一些，适合客观规律好一些，缺点错误就少一些，工作也就好一些。如果领导得差一些，适合客观规律差一些，工作也就差一些。所以，我们要注意领导方法，各个党派、工商联，中央同地方，都要注意用什么方法使大家更觉悟一些。”
一、精辟的演讲、口号、开会艺术
（一）爱憎分明，尖锐泼辣——毛泽东的演讲艺术
毛泽东既是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也是一位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宣传鼓动家。毛泽东的演讲，是毛泽东思想完整体系中的内容之一，是十分宝贵的思想文化遗产。
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就十分重视演讲。第一师范的最后一年，同学们在敦品、胆识、口才和文章等几方面把毛泽东作为学校的楷模。而且“敦品”、“言语”单项票数第一。“五四”运动前后，在组织学生爱国活动中，宣传革命道理，毛泽东奔走呼号，在各种社会活动和革命斗争中无数次发表演讲。延安时期，他不停地写文章，在会议上不断地发表演讲，在《反对党八股》的演讲中，多次把做演说和写文章相提并论。建国以后，他仍然重视用演讲部署指导全国的各项工作。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毛泽东以其丰富阅历、渊博的知识、文武全才、理论思维和领袖地位等各种优势，使自己成为一位伟大的演讲家。
毛泽东十分重视革命队伍中的宣传鼓动工作。古田会议后的1930年夏天，毛泽东在红四军干部会上作报告，就宣传鼓动工作的重要性发表了生动深刻的见解。他认为宣传鼓动重于指派命令。用宣传鼓动提高战土的阶级觉悟，启发大家的革命英雄主义，把道理讲清，意义讲明，我们广大战士就可以排除万难勇往直前。
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带头做宣传鼓动工作。他的演讲，十分突出的特点是富于鼓动性和激励性，说服力强，感染力强，让人明白，发人深思，令人信服，受人赞同，得人拥护，使人振奋，催人行动。秋收起义遭受挫折后，毛泽东冷静分析形势，将部队带到文家市，准备上井冈山搞农村割据，不少同志情绪低沉，对革命的前途失去信心。毛泽东召集部队讲话，贺龙两把菜刀起家，现在当军长，带了一军人，我们现成不只是两把菜刀，我们有两营人，还怕干不起来吗？你们都是起义出来的，一个可以当敌人10个，10个可以当他100个。我们现在有这样800人的部队，还怕什么？没有挫折和失败，就不会有成功。他的话深深鼓舞着大家。战士们在他的带领下，经过三湾改编，向井冈山进发，从此成了中国工农红军崛起的新起点。
毛泽东是一位无畏的战士。斗争的风云伴他度过了不平凡的一生。在紧张激烈的斗争中求生存，求发展，求价值，求创新，是毛泽东的一贯的人生观。他的演讲显示了他那“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爱憎分明、尖锐泼辣的风格，充满着斗争的活力。
毛泽东说过“我和鲁迅的思想是相通的”。1937年他《在鲁迅逝世周年大会上的演说》中，说鲁迅“是一支独立支持的大树，不是向两旁偏倒的小草。他看清了政治的方向，就向着一个目标奋勇地斗争下去，决不中途妥协”。毛泽东在演讲宣传中树立了鲁迅的战斗精神的榜样。
在与国民党的政治斗争中，毛泽东用他幽默的讽刺语言，来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表现出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1945年国共谈判期间，毛泽东应邀对文艺界人士作演讲，演讲结束后，有人问毛泽东：“假如谈判失败，国共全面开战，毛先生有没有信心战胜蒋介石？”毛泽东回答说：“国共两党的矛盾代表着两种不同利益的矛盾，至于我和蒋先生嘛……蒋先生的‘蒋’字是将军头上加棵草，他不过是一个草头将军而已。”说完便发出豪迈的笑声。“那毛——”不等那人问完，毛泽东就说：“我的毛字不是毛手毛脚的‘毛’字，而是一个反‘手’，意思是代表大多数中国人民利益的共产党，要战胜代表少数人利益的国民党，易如反掌。”语言揶揄嘲讽，幽默中闪耀着真理的光辉，充满战无不胜的革命信念。
在毛泽东看来，如果真想做宣传，就要看对象，就要想一想自己的文章、演说、谈话、写字是给什么人看，给什么人听的。射箭要看靶子，弹琴要看听众，他认为对宣传对象主要应了解三方面的内容。其一是对象的情绪状态。了解了对象的情绪，才能使宣传“切合群众的情绪”，从而实现宣传者与对象情感的共鸣。其二是对象的知识能力。毛泽东认为，群众的知识能力是制约其接受外来宣传信息的另一要素。一般来说，有知识、能力强的宣传对象，比较喜欢理性的说服、典雅的文句、深刻的分析和广博的引证。相反地，文化水平低的对象，则喜欢情绪的鼓动、浅显的比喻、通俗的文字。一切宣传活动都应以对象为转移，适应不同对象的知识能力而有所变化。其三是对象的现实需要。宣传要达到目的，其内容须能满足对象的现实需要。对象的需要有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物质需要关联到对象的衣食住行，精神需要则关系到对象的自尊、交际心理和娱乐文化生活。凡是与对象需要相关，并能给予满足的宣传内容，就能打动对象的心弦，反之则无异于隔靴搔痒。
对于不同的宣传对象来说，宣传家必须使宣传内容切合群众的斗争情绪或者说能准确地表现多种群众情绪。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宣传者与宣传对象的情感共鸣，提高群众的斗争情绪，鼓舞人民的士气。这一观点与历史上其他着名的宣传家，如列宁、梁启超是不谋而合的。
毛泽东是语言大师，他的宣传、演讲提纲挈领，生动风趣。大学教授听他讲话感到富有哲理，不觉枯燥；劳苦大众听他讲话，再深奥的道理，也不觉得晦涩难懂。他作演讲，很会“抓”人心，不仅风趣幽默，生动形象，而且简明扼要，提纲挈领，通俗易懂。这是毛泽东演讲的一大特点。国内战争时期，部队主要成分是不识字的农民，毛泽东在向红军战士作演说、讲道理时，特别注意语言简练明了。不仅擅长用生动形象的事例来打比方，用一般人所熟悉和明白的小道理来阐述革命的大道理，寓大于小，小中见大，使人明白易懂，而且还善于将复杂的道理简明化，三言两语讲清楚，让人易懂易记。
有一次，毛泽东给战士们演讲，做政治思想动员工作。讲到革命道理，他挥动那双有力的大手，风趣地说道：“红军是革命的队伍，红军战士，要懂得革命道理。革命的道理很多，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写了很多书，我们一下子讲不了那么多，我现在只讲“二、三、四”三个字的道理，要求大家记住。战士们感到很新鲜，恨不得马上知道这三个字的含义。毛泽东说，“二”是指两种战争。古今中外，战争不断，打来打去只有两种，一种是正义的，一种是非正义的。无产阶级打资产阶级，共产党打国民党，被压迫的民族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都是正义的战争。军阀混战，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帝国主义压迫殖民地人民的战争，都是非正义的战争。我们共产党人就是要用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的反革命战争。“三”字是三大纪律。我们是革命的军队，没有纪律是不行的，没有纪律就不能统一行动，不能搞好革命工作，不能打胜仗。我们是工人、农民的队伍，不能侵犯工农利益，哪怕是一个小小的鸡蛋和一个红薯，也不能拿。“四”字是指革命军队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外，到一个地方还要做好四件事：第一，打土豪分田地，建立农民协会，就能广泛地发动农民群众，把农民团结起来；第二，建立赤卫队、暴动队、游击队，有了地方革命武装，农民协会才能巩固，主力红军才有后备军；第三建立苏维埃政府，群众发动了，地方大了，就要建立革命政权，和国民政府对立起来；第四，建立共产党组织，领导农民协会、游击队和政府。我们分兵发动群众，就要做好这四件事。
在这里，毛泽东运用通俗的语言和化繁为简的艺术，把复杂的革命道理提纲挈领为“二、三、四”三个字，这样简洁易记，通俗易懂，使红军战士很快懂得了为什么要打仗，为谁而打仗的深刻道理。
1920年，毛泽东领导发动工人运动，在给夜校的工人上课时，巧用笔画解释革命道理。一次，他在黑板上写了“工人”两个大字，然后对大家说：“好些工友埋怨自己命苦，说工人没出息，一世也出不了头。其实，工人力量最大，最有出息！”短短两句话，一下子就把这些工人吸引住了。接着，毛泽东用手指着黑板说：“大家不是说‘天’最大吗？你们看，‘工’‘人’两字连一起，不就是个‘天’字吗？工人不是没有出息，而是大有出息。只要团结起来，力量就会像天一样大。”毛泽东这一深入浅出的比喻，启发和鼓舞了工人，使他们认识到了自己的力量。
对文化人士说服教育，毛泽东主要运用引经据典、透彻的说理分析和强大的逻辑力量，进而得出无懈可击的令人信服的科学结论。
中国革命斗争要取得胜利，必须要有正确的路线和政策，这是每个革命者都明了的基本道理。然而什么是正确的路线和政策呢？在井冈山斗争和中央苏区时，不仅刚入伍的年轻战士不懂，就连不少老战士甚至有的干部也不明白。他们只懂得要革命，但不知道怎么革法，依靠什么来保证革命成功。为了使广大干部和战士懂这个道理，毛泽东引用了一个家喻户晓的民间故事作比喻，来说明路线是什么及其他的重要性，使在当时看来十分深奥复杂的道理一目了然。毛泽东诙谐地说，张果老下华山，去蓬莱朝圣，这个人不是凡人，是个仙家，所以，他骑毛驴和我们不同，是倒骑。走着走着，遇到仙人吕洞宾，问张果老去何处？张说去蓬莱。吕洞宾惊诧地问：蓬莱在东，你骑毛驴向西，怎么能到？张果老生气了，认为自己有理，反驳道：我的脸是朝东方蓬莱的！毛泽东讲完故事，接着说道：“想要革命的人，如果路线方向不对，革命还是不能胜利的，张果老虽面朝蓬莱，但路走错，永远也到不了。”当年听毛泽东讲话的许多人至今对此还记忆犹新。
还是在闽西，有人对前途悲观失望，提出“红旗到底能够打多久”的疑问。毛泽东不是用什么社会发展规律的一般道理去解决，而是只用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8个字，形象、通俗而又富有哲理地回答了这个问题。抗战前夕，通信兵队伍不够稳定，许多人老想上前线，毛泽东讲了一个“鲁班石”的故事，就解决了通信兵们的思想问题。他对同志们说，很久以前，有条河上要修座石桥，招聘了不少能工巧匠，辛辛苦苦干了许多天，桥身修好了，只是桥洞的脊梁处还缺少一块坚固合适的石头嵌进去，没有这块石头，桥就砌不成，石匠跋山涉水，找到了这块石头，石桥终于砌成了。相传这块石头是鲁班路经此地，得知缺少一石，偷偷按尺码凿好后丢下的，从此人们给这块石头起名叫“鲁班石”。
毛泽东说，红军今后要大发展，这里要点火种，那里要点火种，一块块被分割的根据地，要靠通信兵从空中架桥连接，你们想想，你们不是红军中的鲁班石吗？从此以后，通信兵们常用“要做革命的‘鲁班石’”来鞭策自己，为党多做工作。
延安时期，毛泽东常常到抗大去讲课，抗大的学员，有跟随他南征北战的老战士，也有刚刚从敌占区、蒋管区来到延安的青年学生，有工人、农民，也有高级知识分子，学员们的思想基础、觉悟程度、文化水平参差不齐，毛泽东讲哲学，却能吸引着每一个人，他把理论紧密联系实际，观点明确，重点突出，深入浅出，生动活泼，形象具体。比如：毛泽东讲《矛盾论》时，为了说明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这个观点，他举了鸡蛋因得适当温度而变化为小鸡，而温度不能使石头变为小鸡的生动例子。讲《实践论》，为了说明要有知识，就得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他说一个人要知道梨子的滋味，就得亲口吃一吃。毛泽东在举这些生动的例证时，听课的新老同志、教员、炊事员全都笑了。毛泽东就是这样，把深奥的马列主义道理，寓于生动的语言之中。
在鲁艺的学员毕业典礼上，毛泽东号召从小鲁艺毕业到大鲁艺去学习，即向工农兵学习。他用柳宗元的黔之驴的故事，告诉学员们到大鲁艺去，就是外来干部，不要以为自己是洋包子，瞧不起本地的土包子干部，知识分子不要摆架子。他把这样一个典型的例子“古为今用”，赋予了新的内容和革命的现实意义。在场同志无不深受教育，认识到不能正确对待本地干部和正确对待工农兵群众，没有自知之明，最后，就像黔驴技穷，再也不能吓唬群众了。毛泽东一边讲，还一边装作老虎观察驴驹的样子，大家被生动的讲演逗笑了，也从中明白了一个简单而又深刻的道理。这是一个用中国古典文学的典故，来表达深邃思想的范例。如果像那种脱离实际的宣传家，不看对象地从理论到理论，空洞繁琐地讲道理，哪怕讲得再多，也会让人感到不得要领，甚至莫名其妙。
毛泽东的许多思想观点都是率先通过演讲表现出来，继而形成大政方针和战略部署的。他演讲的巨大艺术魅力来源于他高尚的人格、深邃的思想、丰富的知识和对世事人情非凡的洞察力。可以说，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事业所取得的成就，在一定程度上与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重视演讲、善于鼓舞和激励是分不开的。
（二）口能言之，身能行之——毛泽东的宣传艺术
提出一个正确而激动人心的口号，犹如树起一面旗帜，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革命的历史就是不断提出口号和不断实现口号的历史。领导一个国家的政党是这样，领导一个地区或部门的基层领导者也需要根据本地区本单位的实际情况，提纲挈领地向群众提出工作口号，是有利于推动工作开展的，但也切不可盲目、随意提口号。
那么，在口号的提炼和形成中，需要遵循哪些原则呢？一是可行原则，二是适时原则，三是实施原则，四是稳定原则，五是发展原则。
同时，在提口号时，必须把握五点：一是要高，居高临下，高瞻远瞩，有纲领性和指导性，以统揽和驾驭全局；二是要早，要提在部署工作或开展活动之首；三是要少而精，不要太多、太滥、太俗；四是要注意时效性，实行长期和短期结合，全面和单项结合；五是要广泛宣传，特别是需要社会各方积极参与的工作，更应如此，以变成大家的自觉行动。
口号的正确与否，是由领导者的政治立场、思想路线、领导水平以及时代背景、工作环境等综合因素决定的。我们要尽可能地保证口号的正确性，避免和防止提出错误口号，注重口号的落实，防止形式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