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笑着说：“1920年5月某日在上海，江苏省教育会欢迎杜威博士，你主持会议，在演说中说中国100个中学毕业生，升学的只有多少多少，失业的倒有多少多少。那一大群听众之中有一个毛泽东。”黄盛赞毛泽东好记性。黄炎培回到重庆，每次讲延安之行，都津津乐道这个有趣的细节，十分自得地说：“想不到在大群听众之中，竟有这样一位盖世的英雄豪杰！”
到了延安，黄炎培觉得样样都很新鲜。晚上他在雪一样白的窗月下，在床上朦胧中吟成七律一首：
延安
飞下延安城外山，万家陶穴日云间。
相忘鸡犬闻声里，小试旌旗变色还。．
自昔边功成后乐，即今铃语诉时艰。
鄜州月色巴山雨，奈此苍生空泪潸。
这是一首感时纪事的诗，诗人借宋范仲淹的故事，抒发了初到延安的感受。第二天下午，他们一行6人，应约到杨家岭访问毛泽东主席。杨家岭是中共中央机关所在地，离延水稍远，风景很好。在高高矮矮的山坡上一排排窑洞，就是中共中央负责人的住所。当中有一所规模较宏伟的大会堂，靠山面阳，他们从大会堂的右边走上山坡，绕到后面，便是毛主席接待客人的会客室，似乎就是大会堂的后身上层。会客室正方形，光线充足，中间是一张长桌，四周各式椅子约可容20人。四壁挂着几幅画。而当中有一幅画是沈钧儒次子沈叔羊画的，画着一把酒壶，上写“茅台”二字，壶边几只杯子。画上有黄炎培题的一首七绝：
相传有客过茅台，酿酒池里洗脚来。
是假是真我不管，天寒且饮两三杯。
黄炎培说起这画是1943年在国民党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中，叔羊为他父亲“画以娱之”。在请黄题词时，黄忽然想起谣传，长征中共产党人在茅台酒池里洗脚。针对这个谣传，题了这首七绝以讽喻。料不到，这幅画竟挂在中共领袖的客厅了！当黄炎培在此时此地看到这幅画时，一股知遇之心的暖流流遍了他周身。
7月4日下午，毛泽东邀请黄炎培和冷遹到他家里做客，整整长谈了一个下午。毛泽东问黄炎培，来延安考察了几天有什么感想？黄炎培坦率地说：“我生60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继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因为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渐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个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了的，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
黄炎培这一席耿耿诤言，掷地有声。
毛泽东高兴地答道：“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短短的5天访问，对黄炎培来说，真是满载而归。7月5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到机场送行，大家依依握别，12时50分飞离延安返回重庆。
黄炎培访问延安后，在一个新的起跑点上前进了。他到处作报告，讲他在延安的所见所闻。还在很短时间中，写成《延安归来》一书出版。
《延安归来》一书，初版两万册，几天内就被抢购一光，成为大后方轰动一时的畅销书。而且，这是第一本拒绝把原稿送交国民党审查机关审查而自行出版的书，从而点燃一个轰轰烈烈的“拒检运动”，迫使国民党中央常委会通过决议，宣布撤销对新闻和图书杂志的调查制度。
1949年2月，黄炎培在地下党的帮助下，逃脱了国民党特务的严密监视，潜离上海经香港转赴解放区。
黄炎培到达北平的当天下午，就和沈钧儒等民主人士一起赴西部机场迎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入北平。两位政治家从重庆握别，虽然只有3年半时间，但中华大地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了。他们在解放后的北平机场重相见，其欢乐是无可言喻的。
当时，美国国务院发表了关于中国革命的颠倒是非、捏造事实的“白皮书”。黄炎培立刻撰写了批驳的文章在《人民日报》和《展望》周刊上发表，并以民主建国会的名义发表声明，予以驳斥。文章发表的当天，毛泽东就亲笔写信给黄炎培说：“声明写得极好，这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的教育作用当是极大的。民建这一类文件(生动和积极的有原则的有前途的有希望的)当使民建建立自己的主动性，而这种主动性是一个政党必不可少的。”黄炎培怀着深深的知遇之情，立刻给毛泽东写了回信，表达了他的感激和兴奋，“希望主席时时指教。”
毛泽东接到黄炎培的复信后，隔天又第二次致书黄炎培，重加勖勉，信说：“8月24日大示敬悉，很高兴。民建此次声明，不但是对白皮书的，而且说清楚了民族资产阶级所以存在发展的道理，即建立了理论，因此建立了民建的主动性，极有利于今后的合作。民建的事采用民主方式亦是很好的，很必要的。此种方式，看似缓慢，实则迅速。大家思想弄通了，一致了，以后的事情就好办了。”
1949年10月1日，黄炎培随同毛主席在天安门上参加隆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黄炎培的心情万分激动，即席抒发一首题为《天安门》的诗篇，并亲笔恭书了呈献给毛泽东。
建国以后，黄炎培担任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本来，黄炎培是一生拒不做官的。早年，北洋政府曾两次任命他为教育总长，他都坚拒不就，他儿子黄大能曾问他：“恁地年过70而做起官来了？”他说：“人民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是自家的政府。自家的事，需要人做时，自家不应该不做，是做事，不是做官。”
一部分有土地的工商界人士，到处告状，叫喊“斗争过火”了，“偏差很大”，要求“和平土改”等等。黄炎培也收到不少此类的告状信件，他怀着不安的心情向党中央毛泽东转达了这些信件。毛泽东并没有简单地对黄炎培加以批评和指责，而是多次亲笔写信给黄炎培，把各地的土改材料送给他参阅，还介绍苏南区党委书记陈丕显与他见面恳谈。当黄炎培初步了解了基层情况之后，主动要求下乡考察，毛主席对他的愿望十分重视和支持，特地写信给中共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和陈丕显同志，关照他们说：“黄炎培先生收到许多地主向他告状的信，我将华东局去年12月所发关于纠正肃反工作中缺点的指示及1月4日关于纠正土改工作中缺点的指示送给他看，他比较懂得了一些。黄先生准备于本月内赴苏南各地巡视，我已嘱他和你们接洽，到时望将全区情况和他详谈。”临行前，毛泽东又邀黄炎培面谈，告诉他：“苏南是已土改地区，可择好者、坏者各看一二考察之。”
1956年9月，党的八大在京召开，黄炎培应邀在主席台上就座。毛泽东在大会上提出中共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黄炎培听了情不自禁地即席作七绝四首，题为《东方红遍环瀛》，来祝贺党的八大。其第四首曰：
天安国庆逢佳节，万水千山念苦辛。
杖策延安如昨梦，《东方红》已遍环瀛。
毛主席书赠黄炎培两首词，一首是《浪淘沙·北戴河》，另一首是《水调歌头·长沙》。
（五）还章士钊的“债”和书
章士钊是湖南耆宿，曾在北洋政府中任国会议员、教育总长等职。毛泽东与章士钊个人的关系十分密切。章士钊的女儿章含之对他们之间的交谊曾撰文予以介绍，其中有一段是讲毛泽东还章士钊债的事情，文章写道：毛泽东请我到他寓处教英文，常对我讲起他与我父亲交往中的轶事，其中有一件“还债十年”的趣事。“我欠了你父亲一笔债还没有还呢！”他告诉我，1920年，他为筹备党的成立，开展湖南的革命运动以及组织一部分同志去欧洲勤工俭学，急需一笔数量较大的钱款。他去上海找到我父亲，当然没有告诉要成立共产党，只说是为一批有志青年筹款到欧洲勤工俭学，请我父亲帮忙。我父亲立即答应，后发动了各界社会名流捐款。由于我父亲的影响和努力，最后一共筹集了2万银元，全部交给了他。毛泽东笑着对我说：“行老(章士钊字行严)哪里晓得他募捐来的这笔钱帮了共产党的大忙。当时，一部分钱确实供一批同志去了欧洲。另一部分我们回湖南用来造反闹革命了！”毛泽东又说：“你回去告诉行老，我从现在开始要还他这笔欠了近50年的债，一年还2000元，十年还完2万元。”我回家告诉了父亲。父亲哈哈大笑说：“确有其事，主席竟还记得！”父亲和我都没想到几天之后，毛主席果真派徐秘书送来第一个2000元，并说今后每年春节送来2000元。这倒使父亲十分不安，他要我转告主席他不能收此厚赠，当时的银元是募集来的，他自己也拿不出这笔巨款。毛泽东听了我的传话后说：“你也不懂，我这是用我的稿费给行老一点生活补贴啊，他给我们共产党的帮助，哪里是我能用人民币偿还得了的呢？你们那位老人家，我知道他一生无钱，又爱管闲事，散钱去帮助了许多人。”
自此，每年春节初二这天，毛泽东必定派徐秘书送来2000元，一直到1972年累计2万元为止。1973年的春节过后不久，主席问我，钱送去没有。我说：“今年没有送。”他问为什么。我说：“主席忘了，当初说定10年分期偿还，还足2万元。去年已是最后一笔，主席当年借的2万已还清了。”他笑了，并说：“怪我没说清。这个钱是给你们那位老人家的补助，哪里能真的10年就停！我告诉他们马上补送。”我说父亲不肯收，他当初说定只收10年。毛泽东说：“你回去告诉行老，从今后开始还利息。50年的利息我也算不清应该是多少。就这样还下去，行老只要健在，这个利息是要还下去的。”接着，毛泽东非常认真地对我说：“这个钱一定要送到行老不在为止。他去世了，就停了。你们这一辈要靠自己，不要靠父亲的遗产。”
毛泽东得知章士钊珍藏有东晋王羲之的手迹刻本，便经章含之借了来，每天工作之余观赏揣摩，喜欢之至。到了原定的3个月借期将满时，毛泽东又向章士钊要求续借一个月。这个刻本也是章士钊的心头肉，他怕毛泽东不还他，但又不便直言索取，于是他在这一个月的续借期内多次打电话问毛泽东看完没有。有一次打电话时，章含之正在毛泽东的书房里。毛泽东假装着有点生气地说：“行严先生，有点担心，沉不住气了吧。我们可是说好了再续一个月的。到期不还，是我不讲信用；现在你催我，可是你不够朋友啊。”放下电话后，毛泽东幽默地对章含之说：“行老不够朋友，但够英雄。”续借期满后，毛泽东派秘书准时将书和一封致谢信送到章士钊的手中。
（六）南洋的第一张毛泽东画像
早在半个世纪以前，在华侨领袖陈嘉庚的会客大厅里就端端正正地挂上了毛泽东的画像。这是南洋第一张公开悬挂的毛泽东画像，它象征着毛泽东与华侨领袖陈嘉庚的密切交往和陈嘉庚对毛泽东的崇敬之情。
陈嘉庚是中国现代史上着名的华侨领袖之一，在爱国华侨中享有崇高的威望。抗战时期，陈嘉庚被选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39年底，率“南洋华侨回国慰问考察团”回国慰问抗战将士。对于这位华侨领袖，蒋介石把他当作“财神爷”看待，特拨出8万元巨款作为欢迎接待费。国民党军政要员纷纷会见宴请，以博取陈嘉庚的支持与欢心。当时，中国正处于抗战的艰苦时期，物资十分匮乏，陈嘉庚对这种铺张浪费的现象极为反感。加之耳闻目睹国民党官吏贪污成风、挥霍民脂民膏的行为，使他十分失望。
后来，陈嘉庚设法冲破了蒋介石的百般阻挠，来到延安。到延安的第二天，在窑洞里他受到了毛泽东的亲切接见和宴请。简单的家具陈设、不事铺张的晚宴，尤其是与中共领袖融洽的交谈，都给陈嘉庚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后来毛泽东又几次专程到陈嘉庚的住所，看望并与他亲切交谈。交谈中，陈嘉庚一再表明海外华侨希望国共两党精诚团结，共御外侮。毛泽东当面表示不负海外华侨的厚望，团结抗战到底，并请将此意转达给蒋介石。
有一次，毛泽东与陈嘉庚同进晚餐后，来到陪陈先生到延安访问的国民党某科长的住处，同这位科长交谈到很晚。对此，陈嘉庚感触尤深，认为毛泽东竟与一位科长“长谈若是”，“定见其虚怀若谷”，这一切都在他脑海里留下了深深的印象。正像他后来对慰问团其他成员所说的：“毛主席生活非常朴素，为人虚怀若谷，和蔼可亲。他的住所和办公处，均在山洞内，屋内仅10余只旧木椅，大小高低不一。写字台系旧式民间家具，比学生课桌稍大。宴请时，取一旧圆桌面而置方桌之上，已陈旧，不甚光洁，乃用四张白纸遮盖，以代桌布，适风来又被吹去，遂弃之不用。一党之领袖其艰苦朴素有如此者，令人敬佩！”他还指出，我对延安的印象，不是只凭毛泽东、朱德等共产党领袖们的介绍，我也同时从集美、厦大和南洋到陕北参加革命的青年交谈中，并且实地参观访问，来了解那里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民主状况。把在延安观察到的同国民党统治区相比较，就越来越觉得延安是中国的希望所在。“我未往延安时，对中国的前途甚为悲观，以为中国的救星尚未出世，或正在学校读书。其实此人已有50岁了，而且已经做了很多大事了。此人现在在延安，他就是毛主席。”可见毛泽东与海外华侨交往靠的是形象的凝聚力和吸引力，靠的是艰苦朴素的作风，靠的是我党一切为国为民的宗旨，靠的是谦虚而博大的胸怀和团结诚挚的精神，靠这一切赢得民心党心，赢得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
二、谈笑有鸿儒
（一）《积雪西陲》一诗甚好
张元济《1867一1959），号菊生，浙江海盐人，是清末戊戌科状元，曾参加戊戌变法。自清末起长期致力于文化出版事业，曾任商务印书馆董事长，是我国出版界的前辈。解放后，曾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长。1949年9月，应毛泽东的邀请曾同游天坛。
在海盐张元济图书馆的纪念室里，悬挂着一张毛泽东与张元济合影的照片。照片上毛泽东扳着手指在讲解，张元济认真地倾听着。他们之间的交往，就是从这张照片开始的。
1949年9月，张元济作为特邀代表，赴京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