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月，红军打下遵义后，趁蒋介石重新调动部署兵力和红军休整补充之机，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博古在作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的主报告时，将军事失败的主要原因归结为敌人的强大，为临时中央和自己的错误作辩护。对此，毛泽东作了重要发言。他讲述了一个多小时，针锋相对地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不是敌人的强大，而是军事指挥的错误。他批判了“左”倾冒险主义实行消极防御方针，搞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和退却的逃跑主义。他尖锐地批评了李德的错误军事指挥，只知道纸上谈兵，不考虑战士要走路、要吃饭、要睡觉，也不管走的是山地、平原还是河道，只知道在地图上一划，限定时间打，这样指挥战争，如何能取胜？毛泽东用第一、二、三、四次反“围剿”胜利的事实，批驳了那种将军事失败归结为敌人强大的客观原因的观点。毛泽东结论性地指出，正是在军事上执行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主张，才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也造成了红军长征中的重大损失。
毛泽东的发言铿锵有力，振聋发聩，击中了“左”倾机会主义的要害，反映了大家的想法，受到绝大多数人的拥护。朱德声色俱厉地谴责了“左”倾机会主义对毛泽东的排斥及依靠李德造成如此惨痛损失。周恩来发言，支持毛泽东对“左”倾错误的批判，全力推举毛泽东为党和红军的领导人。在长征途中受过毛泽东的帮助教育，主张解决领导问题的王稼祥、张闻天，在遵义会议上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的意见，批评李德、博古的军事错误，拥护毛泽东的领导。那些红军高级将领，如彭德怀，刘伯承等，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深受李德错误军事指挥之害，早就与之作过争论，更加拥护毛泽东的领导。就是博古，也没有因职权压制不同意见，表现了一定的民主作风和磊落的精神，会后坚决执行了中央的决议，并多次作自我批评。李德列席会议，此时他已理不直气不壮了，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
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并没有因许多人的支持而鲁莽行事、痛快一时，而是表现出了高超的斗争艺术。如他只批评了“左”倾领导在军事上的错误，避免提及政治路线问题。会上有人提出批判和纠正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的政治错误，毛泽东明智地制止了。因为在当时的环境条件下，最紧迫的是要解决军事问题。另外，他在批判“左”倾错误时，直接针对博古和李德，对其他人则耐心地说服和帮助，因此，团结了更多的同志，这是遵义会议取得成功的重要保证。会后，有人问毛泽东，你早就看到王明那套是错误的，也早在反对他，为什么当时不竖起旗帜同他们干，反而让王明的“左”倾错误统治了四年之久呢？毛泽东回答说：那时王明的危害尚未充分暴露，又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使人一时不易认识他们。在这种情况下，过早地发动斗争，就会造成党和军队的分裂，反而不利于对敌斗争。只有等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时，才能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正因毛泽东的斗争艺术，遵义会议才能在当时险恶的环境下顺利地结束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领导。遵义会议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遵义会议后，红军在毛泽东的指挥下，采取了高度灵活机动的运动战方式，四渡赤水、两占遵义、南渡乌江、佯攻贵州、直插云南、威胁昆明，然后巧渡金沙江，完全跳出了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的圈子，从此转入主动作战。二渡赤水时，消灭敌人20个团，取得自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第一个大胜仗，毛泽东写下“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的豪迈诗篇。他力挽狂澜，挽救了中国革命的危机，他也走出了这长达4年之久的人生逆境。
容天下能容之事，忍天下能忍之事；有容乃大，能忍则善。一个人的胸怀，一个人的气量，对于一个人成就大业至关重要。古话说，宰相肚里能撑船。就是说，一个人要成就大业，必须有气量，大胸怀。在毛泽东的性格中，有一个重要特点是他有宽阔的胸怀和气量。陈毅跟随毛泽东多年，对毛泽东非常了解，他评价毛泽东时曾经说过：“毛主席就是最能受住委屈，毛主席挨王明路线整的时候，鬼都不上门！老实说，毛主席没有10年忍耐，就没有今天的毛主席。”①陈毅的评价十分中肯。这是毛泽东性格一个方面的真实写照：最能受委屈和10年忍耐，这体现毛泽东一心为党、相忍为国的胸怀，也表现他善于斗争的伟人气质。
毛泽东身处逆境，在他的正确主张不被接受的时候，他等待、忍耐，利用一切机会做工作，最终使同志们接受正确意见。当毛泽东受排挤成为历史后，他又坦然对待之，甚至还反思自己也有做得不好的地方。毛泽东心胸坦荡，他并不认为自己一贯正确。他曾说：我是犯过错误的。比如打仗，高兴圩打了败仗，那是我指挥的；南雄打了败仗，是我指挥的；长征时候的土城战役是我指挥的，茅台那次打仗也是我指挥的。任井冈山时我提的那个土地法很蹩脚。不是一个彻底的土地纲领。肃反时我犯了错误，第一次肃反肃错了人，如此等等。这些真错误他们不处罚，而那大约20次左右的处罚和打击，都是没有确实根据的。
毛泽东的这一席话，使人们感觉到，他除了对政治生命看得非常重以外，其他的都看得轻，他相信真理，只要真理在手，他就无所畏惧。
1957年他同吴冷西的一次谈话说出了他的心声。
1957年6月1日，毛泽东把吴冷西召到他的住所。待吴冷西坐下后，毛泽东开门见山地说：“找你来商量一件事，就是想调你到《人民日报》去工作，不知你愿不愿意去。”吴冷西实话实说：“我毫无思想准备。”毛泽东说：“《人民日报》任务很繁重，很需要增加领导力量，经再三研究考虑你去。”吴冷西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认为自己不适宜到那里去工作。毛泽东没有逼吴马上表态，说：“给你10天考虑，10天以后再谈。”
10天后，吴冷西再次来到毛泽东的住所。毛泽东问：10天过去了，考虑好了没有？吴冷西还是陈述了自己不宜去《人民日报》的理由，但也表态作为党员服从党组织的分配。毛泽东回答得很干脆。他说：没有那么多好考虑的了，中央已经决定你去《人民日报》，而且今天就要去。接着，毛泽东严肃地说：你到《人民日报》工作，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要准备遇到最坏的情况，要有‘五不怕’的精神准备。这‘五不怕’就是：一不怕撤职，二不怕开除党籍，三不怕老婆离婚，四不怕坐牢，五不怕杀头。有了这五不怕的准备，就敢于实事求是，敢于坚持真理了。
毛泽东说：撤职和开除党籍并不罕见，要准备着。杀头在正确路线领导下大概不至于，现在的中央不同于王明“左”倾路线领导下，也不同于张国焘。但坐牢得有精神准备，共产党内一时受冤屈的事还是有的，不过在正确路线领导下终究会平反纠正的。一个共产党员要经得起受到错误的处分，可能这样对自己反而有益处。屈原放逐而后有《离骚》，司马迁受腐刑乃发奋着《史记》。我自己也有体会。我讲游击战的十六字诀时，并没有看过《孙子兵法》。后来王明他们讥讽说十六字诀来自过时的《孙子兵法》，而反“围剿”打的是现代战争。这时我才找到《孙子兵法》来看。
没有宽阔的胸怀是无法得到如此深刻的认识。更可贵的是，毛泽东对错误处理他的人是以德报怨。陈独秀曾经和毛泽东发生过严重的分歧，甚至后来在陈独秀的主持下，党的五大不给毛泽东选举权。但是，毛泽东并没有因此记恨陈独秀。1936年他同斯诺谈话中，就说过陈独秀对他的影响“超过任何人”。陈独秀出狱后，毛泽东曾派叫人找其谈话，邀他到延安工作。在党的七大预备会议上，毛泽东称赞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影响了一大批我国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创造了党，有功劳。王明曾使毛泽东吃尽了苦头，如果按照一些人的性格，肯定要给王明穿小鞋。但是，毛泽东没有，他主张：“团结跟自己意见分歧的，看不起自己的、不尊重自己的、跟自己闹过别扭的、跟自己作过斗争的、自己在他面前吃过亏的那一部分人。”在酝酿中央委员会人员时，很多同志不愿选像王明这样犯了错误的人当中央委员。1945年5月24日，毛泽东向大会作关于选举方针的报告时开门见山地提出：七大主席团认为应该采取这样的选举标准，就是“要由能够实行大会路线的同志来组织中央委员会”。在这个总原则下，对犯错误的同志不应“一掌推开”。一个人在世界上哪有不犯错误的道理呢？对已经承认错误并决心改正错误的人，就要选。他尖锐地指出：不愿意和有不同意见的人合作共事这种情绪，在我们党内还是相当严重地存在着的。因此，“要练习和那些曾经同我闹过纠纷、有原则分歧、打击过我以及开除过我的党籍的人合作。我们在要求他认识错误、改正错误这个原则下去同他团结、合作。这一条，的确要练习，不练习就做不到，练习就可以做到。”毛泽东提出不能用王明对待他的办法来对付王明。他还指出，王明等人的错误，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犯的，特别是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像一片汪洋大海，而中国还没有什么小资产阶级政党，他们中革命的人都加入到中国共产党，当然也把他们的思想情绪带了进来，这是不足为怪的。现在经过整风，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已经把是非弄清楚了，就不应当太看重个人的责任了。毛泽东做了大量的说服工作，但仍担心王明不能选上中央委员。投票结束后，其他代表都到外面去自由活动，毛泽东还一动不动地坐在原位上，听工作人员唱票，直到别人告诉他王明当选没问题时，他才离开座位到代表中谈笑风生。
这就是毛泽东的气度、这就是毛泽东的胸怀、这就是毛泽东的为人。正是这种风度，赢得全党的敬仰；正是这种胸怀，才争取了包括反对过自己的全体同志的支持；正是这种为人，使全党紧紧地团结在他的周围。
（二）噩耗惊天，冷静异常
老年丧子是人间一大悲剧，当毛泽东年近花甲之时，这一悲剧闯入了他的生活——长子毛岸英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牺牲了，年仅28岁。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仅一个多月就取得了第一次战役的胜利。1950年11月25日，是第二次战役打响的第一天，在志愿军总部担任俄文翻译兼机要秘书的毛岸英正在紧张地工作着。上午11时左右，4架美军轰炸机从总部上空呼啸而过，旋即掉头扔下上百个凝固汽油燃烧弹。顿时，熊熊烈火腾空而起，志愿军总部迅速燃烧成一片火海。岸英就是在这次空袭中不幸牺牲的。这位领袖的儿子，普通的战士，出师未捷身先卒。
岸英不幸牺牲的噩耗，沉重地震撼了毛泽东的心灵，他是一个伟大的领袖，但他也是个常人，是位感情极为丰富的父亲。当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向他汇报岸英牺牲的经过时，他微微一惊，接着是久久地沉默，一支接一支地抽着烟。他是在抑制内心的悲痛还是在回忆岸英那短暂的一生？
毛岸英出生于1922年10月，是毛泽东与杨开慧所生三个孩子中最大的一个。他的童年是在动荡和战乱中度过的，他从小就随献身革命的父母四处奔波。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只身去汉口参加“八七会议”，接着又去湘赣边领导秋收起义，杨开慧带着三个孩子回到湖南板仓老家开展革命活动。1930年10月，杨开慧被捕入狱，岸英随母亲一起坐了国民党的监牢。11月，杨开慧牺牲后，在党组织的帮助下，岸英三兄弟辗转来到上海，被安排在地下党领导主办的大同幼稚园。不久，上海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8岁的岸英与两个弟弟成了上海街头的流浪儿。为了生活，他们在街头擦皮鞋、拾烟头、卖报纸。老三岸龙在颠沛流离中死亡，老二岸青遭国民党特务毒打而成脑震荡并留下后遗症，所幸的是岸英在那腥风血雨中健全完好地挺过来了。1936年，上海地下党找到岸英、岸青兄弟俩，将他们送往苏联，至此才结束5年的流浪生活。在苏联，他们开始了新的学习生活。1941年苏联卫国战争爆发后，岸英决心为苏联人民的独立自由而献身。他先后进过莫斯科列宁军政学校和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军事，并加入联共(布)党。毕业后获中尉军衔并被任命为坦克连党代表，参加苏军大反攻。这位中国共产党领袖的儿子驰骋在国际反法西斯战场上，受到斯大林的高度赞扬。
1946年，岸英回国来到父亲身旁。毛泽东见到了离别19年的儿子，当年分别时年仅5岁的岸英，现在已是个生气勃勃、英姿焕发的小伙子。透过他的眉宇，毛泽东仿佛看到了杨开慧的音容笑貌。岸英的到来，毛泽东感到极大的欣慰，他欣喜地不断询问岸英在苏联的学习、生活等各方面情况。作为父亲、又为领袖，毛泽东对岸英寄予很大的希望，希望他能为中国的革命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他认为，岸英虽然上了苏联的大学，但是还不了解中国的实际，还得上中国的“大学”。毛泽东首先让岸英去延安的“劳动大学”，就是跟着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农学习耕地、播种、收割，种庄稼。“劳动大学”毕业后，岸英又参加了山东渤海等地区的土地改革。新中国建立后，他在北京机器总厂任党总支副书记。不久，朝鲜战争爆发了，岸英坚决要求参加志愿军赴朝作战，毛泽东同意了他的要求，希望他在朝鲜经受战火的考验。然而，不幸的事情发生了……岸英的一生太短暂了，作为父亲，对于从小失去母爱的儿子似乎给予得太少了……
毛泽东虽然多次经历过亲人牺牲的打击，他为革命失去了多位亲人——杨开慧、毛泽民、毛泽覃、毛泽建、毛楚雄，但是现在是在和平的环境中，这位年近六旬的老人失去了爱子。作为常人他能不悲痛万分吗？但是与众不同的是，他在悲痛面前也是强者。他以其坚强的意志，将悲痛藏于心底，又以博大的胸怀，勇敢地面对现实。
彭德怀望着久久沉思的毛泽东，怀着愧疚的心情沉痛地说：“主席，我没有保护好岸英，我有责任，我请求处分。”毛泽东抬起头，缓慢地说：“革命战争，总是要付出代价的嘛，为了国际共产主义事业，反抗侵略者，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英雄儿女前仆后继，牺牲了成千上万的优秀战士。岸英就是属于牺牲了的成千上万革命烈士中的一员，一个普通的战士。不要因为是我的儿子，就当成大事。不能因为是我，党的主席的儿子，就不应该为中朝两国人民共同的事业而牺牲，哪有这样的道理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