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宪成作为晚明一位“皎皎清名,彪炳寰宇”的杰出教育家、学者,一生教育活动大致可分为两个时期:
(一)自幼年至45岁,为读书任官时期
顾宪成少年时代,勤奋读书,聪慧过人。据《顾端文公遗书》(光绪丁丑重刊,泾里宗祠藏板,以下简称《遗书》)及《南京光禄寺少卿泾阳先生行状》(高攀龙撰,以下简称《行状》)记载,顾宪成生而沉毅,回异常儿,“五岁端静如老成人”,6岁始就塾,以后先后师事周萃峰、俞省斋、徐晴湖等,习读《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天资敏聪,11岁,“读韩文至讳辨,请于师”,大受塾师之赞赏。12岁习对联,“同塾生多倩为代”,课余研习诸子百家。年15,父亲“赠公贫不能延师,命就邻塾。每晚归必篝灯读,午夜不休。两大人敕之寝,应曰:‘诺’。帷灯默诵,往往达旦。题其壁曰:‘读得孔书才是乐,纵居颜巷不为贫。’赠公见之,笑曰:‘汝欲为孔颜邪!’”从这段文字中,我们可知顾宪成少年时期勤奋好学、安贫乐道的精神风貌。顾宪成16岁,师澄泉石先生,习举子业,能熟练运用八股时文,“挥笔立就”,“如宿习然”,先生大惊。东里****浦先生“过而试之”,顾宪成文思敏捷,下笔有神,“俄而呈稿”,陈公击节赞赏,遇所知则津津道说,由是顾宪成之名“隐然动一邑矣”。万历四年(1576年)宪成27岁,参加应天乡试,考取第一名,当上了解元。万历八年(1580年),参加会试,中了进士,授户部主事。当时,大学士张居正患病,朝中文武百官为之祈祷。顾宪成反对这种迷信活动和讨好上官的行为,亲手把同僚们为祈祷而替他签上的名字抹掉。张居正死后,他当上了吏部验封主事。万历十五年(1587年)京察(指朝廷考察京官们的成绩),都御史辛自修任主察,工部尚书何起鸣任监察,由于辛自修失职,辛、何二人同时被控罢官。顾宪成上疏为辛、何二人鸣不平,指责朝廷政治,得罪权臣,被贬为广西桂阳州判官,迁处州推官。时值母丧,顾守丧三年之后,补为泉州推官。后来朝廷考察顾宪成的廉洁政绩,推举为全国第一,因而又调回京都任吏部考功司主事、吏部员外郎。这时,正值选择皇子继承皇位的“册立国本”之争。明神宗朱翊钧的皇后无子。王恭妃于万历十年(1582年)生下朱常洛。郑贵妃于万历十四年(1586年)生下朱常洵。但王恭妃失宠,而郑贵妃得神宗之宠。郑妃欲立自己儿子朱常洵为皇太子,继承皇权。当时,朝廷一些大臣根据封建宗法制度所谓“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的原则,屡上书主立长子朱常洛为皇太子。神宗意在常洵,对册立太子之事,一拖再拖。在“争国本”(皇太子为天下之本)中,顾宪成根据封建道德伦理,与同僚上疏,力主册立朱常洛为皇太子,“乞令皇元子早正储位,皇第三子、皇第五子各就王爵。父父子子,君君臣臣,兄兄弟弟。
宗庙之福,社稷之庆,悉在是矣”。并率先责备辅臣王锡爵,同他交章辩论,神宗不悦。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京察,顾宪成协助吏部尚书孙魾、考功郎中赵南星,“尽黜执政私人”,再次得罪权贵奸臣。
及赵南星被斥责贬谪,顾宪成上疏力辩,赞扬赵南星“一意奉公,不以情庇,不以势挠”,多方替他辩护,愿与他同进退,声明“臣等与南星生平以道义相期许”,“以职业相切磨”,“乞请或者同罢,或者赐还其原职”。神宗不准,乃迁吏部文选郎中。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在推举阁臣时,顾宪成推举因拥立朱常洛为皇太子而被革职的故首辅王家屏,“忤帝意,削籍归”。这时他年45岁。
在这个时期,顾宪成热衷于封建主义正统思想,勤奋治学,饱读儒家经书,为他以后讲学阐道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为官清廉,直言敢谏,刚正不阿,从善如流,疾恶如仇,不愧为明王朝的忠臣清官。虽屡遭贬谪,但“名益高,中外推荐无虑百十疏”。可见他的品格获得了朝野士人的拥戴。
(二)东林书院的讲学活动
明代的书院,到中期成化以后才稍稍兴起,而真正兴办发展,还在嘉靖以后。当时曾有“萿绅之士,遗佚之老”,纷纷“联讲会,立书院,相望于远近,”设立书院之风盛行一世。其原因:一是明朝统治者已走向衰败的道路,出现了宦官专权的局面。他们依仗其政治特权,排斥异己,打击反对派。于是,在统治阶级内部,引起了反宦官的斗争,书院中的讲学,往往带有这种政治色彩;二是由于成、弘以后,政治腐败,反映在教育上,是官学衰退,学生“奸惰”,不安于学习;教师“失职”,不勤于教学;学校“不胜其滥”,形成“南北国学皆空虚”,有名无实。前期国学之盛世,永乐时南京国子监学生曾达9972人,已不复存在了。这就使一般士大夫知识分子,不得不另寻研究学术的道路和场所;三是与以前所不同的,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产生了资本主义经济的最初萌芽,新的市民阶级开始出现,在政治上、思想上和学术上都有所反映,逐渐形成了不同的政治集团和学术团体,往往以书院为阵地,议政论学,充其所说。其锋芒所指,集中在对宦官专权的斗争上。以上这些社会的、阶级的原因,打破了明代前期相对稳定的局面,也打破了所谓“成、弘以上学术醇而士习正”的思想控制,出现了“天下学术不一”的情况。学术不同,“乃所以讲学”。于是,纷纷建立书院,“聚徒讲学”,讲学之风盛行一时。虽然贵族大地主当权派再三禁止,如嘉靖十六、七年(15371538),曾接连两次取缔“私创书院”,到明万历七年(1579),张居正又提出关闭天下书院,严禁“自由讲学”的活动,但书院仍不断有所设立,而名高众闻,影响最大者,则是东林书院。可是,“名高速谤,气盛招尤,物议横生,党祸继作,乃至众矢之的”者,也是东林。
东林学派,对贵族大地主集团及其党羽的斗争,主要是依靠组织的力量和舆论的力量。东林书院,就是他们学术活动的中心,舆论宣传的阵地,组织力量的一种形式。他们复建东林书院,并依据朱熹《白鹿洞学规》,详订了《东林会约》,招集士绅讲学其中,“每月集吴越士绅会讲三日,远近赴会者数百人。”他们的主要成员,是苏吴地区中小地主的政治代表人物,政治上受排斥的中下层官吏,以及同他们有密切联系的士大夫知识分子。当时,朝野士大夫争相响附,尤其是吴、皖、赣、浙四省学士,几乎无一不属东林之士,就是首先倡导并研究实用的西洋科学的学者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等,也曾到东林书院讲学,开阔了大家的眼界。他们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不断“广联同志”,壮大阵营。顾宪成在《东林会约》中规定:“今兹之会,近则邑之衿绅集焉,远则四方之尊宿名硕时惠临焉。其有向慕而来者,即草野之齐民,总角之童子,皆得环而听教,所联属多矣。”也有不少学者,慕东林之名,走数千里来参加会讲的;也有闻诸学者在无锡讲学论道,不远千里,“泛舟问学”。为了扩大“听教”的对象,就是“草野齐民”,百姓农夫,附近的“总角童子”,均可到会听讲。这种民主的教育思想,与官学相比,确实前进了一大步。
东林书院的讲学活动,主要是继承和发展了王阳明学派的讲会方式,但有它自己的特点:
第一,定期召开学术讨论会,“探性理之要,询治道之原”。每年一大会,每月一小会,每会会期三天,每会公举一人主讲一题,往往是《四书》、《五经》中的一章一节,讲时大家“虚怀以听”,讲论已毕,意见不同则“诘难”,有不清楚者则“问学”,有不一致者则“商量”。这种相互问难的讲会,直到清代还有遗风,如黄宗义讲学于海昌、姚江等书院,每讲毕,即“辨难蜂起”,活跃异常。
第二,在讲会过程中,经常和以诗歌,使之“涤荡凝滞,开发性灵”,活跃思想。在东林书院的《会约》中规定:“会日,久坐之后,宜歌诗一二章,以为涤荡凝滞,开发性灵之助,须互相倡和,反复涵咏。
每章至数遍,庶几心口融洽,神明自通,有深长之味也。”有时还请蒙学中的蒙童,到会代歌,其作用可以振作精神,活跃会场气氛,启发学者学习的兴趣。
第三,这种讲会,比当时的官学,在学术思想上活跃得多,既论学又论政。顾宪成当时为东林书院题的对联说:“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幅对联至今还刻存在书院旧址的柱石上。它生动形象地反映了东林自由讲学的民主学风和以关心政治、关心天下事为己任,不怕权势压力的精神面貌。万历三十八年(1610),朝局动荡,有人对东林书院的讲学活动产生戒畏之心,抱有回避态度。顾宪成针对这种情况,在《柬高景逸(攀龙)》帖中说:
“大会只照旧为妥,世局无常,吾道有常,岂得以彼妇之口,遽易吾常,作小家相哉!”主张按时举行会讲,不为朝局变化所动。
第四,他们主张学问须“质诸大众之中”。东林书院的会讲,通过讲演、讨论、质疑、辨难等,可使“累岁月而不得”解决的问题,得以“相悦以解”。这就证明“一人之见闻有限,众人之见闻无限。”自古以来的所谓“圣贤”,都不是天生的,而是从“众人”中学习来的,是“群一乡之善士讲习,即一乡之善皆收而为吾之善,而精神充满乎一乡矣。群一国之善士讲习,即一国之善皆收而为吾之善,而精神充满乎一国矣。群天下之善士讲习,即天下之善皆收而为吾之善,而精神充满乎天下矣。”故所谓“圣贤”,如果是代表一个人的智慧的话,不过是通过“善学”好问,把“众人”和师友的智慧集中他一人而已。因而又证明了“自古未有关门闭户独自做成的圣贤”的,而“圣贤”的学问不过是“众人”学问的集大成,所以讲学必须“联群”,因为“自古圣贤未有离群绝类孤立无与的学问”,只有如此讲学,才能使学者“碍者通,混者析,故者新,相推相引,不觉日进而高明矣。”学问须大家帮扶,相互推引,相渐相摩,方可日进而广大。他们所说的关于“圣贤”与“群众”
的观点,在当时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从理论上打破了天生“圣贤”的唯心主义教育观点,将“圣贤”与“群众”统一了起来;从认识的过程来说,主张“众智”,具有一定真理因素。但是,他们说的“群众”,并不是人民大众,而是“士群”、“众士”,不出士大夫知识分子的圈子。
第五,东林讲学与治国治民结合,把探学理与询治道统一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