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在几次大规模的开发建设即生产关系的调整和改革之后，由于物质条件和社会基础的变化发展，使怒江流域的民族文化带来了相应的繁荣和生机，曾一度使这些地区的民族文化出现过气象万千、朝气蓬勃的发展势头，尤其是在当今改革开放的年代更是如此。一旦怒江人认识到自己的生产方式，还未达到先进生产力水平，也不是高层次的文明生产时，怒江人渴望自己的生产劳动一下子赶上时代的步伐，和大山之外的先进民族齐头并进。这时候，怒江人所进行的怒江水能开发，是从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转向工业生产和能源生产上来的，并以当今发展起来的科学技术武装自己、发展自己，这种跨越式地发展生产和勇敢地、毫不畏惧地与传统生产揖别，其意义不仅仅在于生产本身，而是表明了怒江人对先进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追求和向往。******同志一再告诫我们，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才是硬道理。怒江水能开发符合科学发展观的精神，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建立在先进的科学技术、先进的生产方式这一基础之上的，因为存在决定意识，一旦我们有了先进文明的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并把自己的生产方式建立在上述基础之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建立就有了保障，怒江人就可以朝着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方向前进，并大步迈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一个个目标。
三怒江水能开发已经内在地决定了民族文化必须保护繁荣
首先只有去开发时，人们才会知道应该去保护与繁荣；不开发，似乎保护繁荣反而不会特意去留意，并且也无能为力去做保护与发展的工作，或者说，这实质上就是一次“保护繁荣”的机遇的到来。犹如三峡水坝、电站修建时，抢救被水淹没的文物就变得刻不容缓一样。其次，民族文化是为一定的经济基础和生产方式服务，它会受到时代的制约和时代的选择，时代需要什么，就发展什么；相反，时代舍弃什么，就否定什么等，实际上它已经被那一时代的某些因素所制约、所决定了。因为民族文化要为现实服务，这是它的职责和本性。相反，这并不是完全以我们个人的主观愿望和喜好所能决定的。现在，当我们从现实需要出发，再加之由于过去的失误，和今后更高的要求，以及更长远的需要等方面的考虑，现在提出来的“保护繁荣”问题，无疑已经站在了比过去更高的起点上，这跟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前几次的开发建设相比较，的确是一大进步和很大发展，这让人感到十分欣慰，并放心了许多。再次，由于开发的紧迫，全面保护的“清单”促使许多方面的专家学者已经列出了一大串目录，现在似乎已经“有底”了，但“繁荣发展项目”反而还不多见，这似乎不像“保护清单”那样“招之即来”，即现在我们还没有清楚地、系统地见到专家学者们所详细制定出“繁荣发展项目”。
我们在这里暂且不去追究它的种种原因，和力图做出全面的回答，在这里只是想从其中一点上肯定地指出，“繁荣项目”方面的东西，主要还是由怒江水能开发及开发的需要这一主要因素而决定的，即“繁荣”的主要方向、主要目标和主要内容，这就是由社会的这一特定因素来决定的，它同样不以我们个人的某些主观愿望就能决定。
四怒江水能开发决定了民族文化发展繁荣的特定内容水能开发成为当地老百姓的必然选择，“保护繁荣”必然也要由一定物质资料生产方式的变化来决定。历史的事实告诉我们，少数民族文化出现大的变化和发展，无疑是由于生产方式、经济基础所引发的，正如恩格斯所说，社会的结构、性质和面貌、归根到底“是由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以及怎样交换产品来决定的”。
水能开发的规模、程度和范围以及对当地影响、作用和结果到底怎么样等等问题，我们既可以从水能开发上去寻找、研究；同样的道理，“保护繁荣”的内容，也可以考察水能开发究竟给当地人带来哪些变化，即这一具体的生产样式，给人们的社会关系、生活方式、活动的方式和范围、精神文明等带来的那些变化。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说，以水能开发所引发的一系列变化，是决定民族文化保护繁荣的主要因素和原动力。回顾过去，“直过期”由于当地老百姓的生产方式得到发展，从而使人们生活条件得以改善，民族文化出现了第一次繁荣；人民公社时期的生产方式又更上了一层楼，人民生活又进一步有了保障，从而民族文化又出现了第二次繁荣；改革开放时期的经济大潮，更是从发展物质生产着手的，大家都在千方百计地考虑着让老百姓能够富裕起来，从而民族文化的一些内容，出现了从未有过的可喜局面，进而我们还可以肯定，民族文化会随着水电开发出现高潮，并把保护繁荣推向新的阶段。
五怒江水利资源的成功利用，就是民族文化繁荣的实现
从某种角度讲，民族文化说到底，就是某一民族一定的具体的某一生产方式。从这一前提出发，我们可以得出，怒江水能资源得以开发利用，并造福于当地老百姓的时候，实际上就是把怒江流域的民族文化推上了一个新台阶；生产方式上达到了怒江流域从未有过的新水平，民族文化同时就有希望达到怒江流域民族文化从未有过的新水平。生产方式的水平如何，民族文化的水平就如何；生产力发展了，民族文化也就随之发展起来，生产方式出现了跨越性的发展，即把怒江流域生产方式的一个重要部分，建立在现代生产方式上即工业生产和能源生产上，那么，就民族文化的这一部分来说，就已经达到新的水平，至少作为根基部分的文化已建立在新的水平之上。这是从直接的作用和结果来讲的。
从间接的作用和所导致的结果来讲，当水利资源成为当地主要的经济来源时，并且给当地老百姓带来实惠，生活得到极大改善；当水利资源成功利用之后，当地老百姓的生活方式、活动的方式等带来一系列变化，它必然又会带来一系列的精神变迁，包括思想观念的变化和更新，这时候这一地区的精神文明就会出现新面貌，那么那些反映社会生活的各种文化艺术形式，就会呈现出一派繁荣生机，也就是民族文化繁荣的到来。
六单纯主观地谈论民族文化的保护繁荣是不符合民族文化发展规律的
民族文化从产生到发展，都是紧紧地围绕着人这一核心而存在的，即民族文化既通过一定主体的人在生产活动中创造出来，又是随着一定主体的人的生存活动及需要而变化和发展的；相反，以封闭、停滞、“冷冻”的方式去保护，都不符合民族文化存在和发展的规律。或者说，这种做法，可能会让某些民族文化停滞不前，要么扼杀了它的生命活力，使这些民族文化不能表现出鲜活的特征；要么不能表现出蓬勃向上的发展势头，更好地为人的生存和发展服务。其次，怒江的民族文化并不具有普遍、永恒的保护价值和意义，它不可能永不变化地长期存在着。过去，它是怒江地区恶劣的自然环境、低下的社会生产力水平和封闭的社会生活环境长期交互作用的产物。新中国成立后，每一次大的运动都明显地使怒江的民族文化发生改变，原因还在于生产方式带来的一系列变化；现今，一旦怒江水能开发上马，它也要毫无例外地改变怒江流域的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它照样又会使当今的怒江民族文化发生新变化。那种要坚持保持原汤原汁、一成不变的怒江民族文化的观点，只能算作是主观的臆想。
总之，脱离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尤其脱离一定的、具体的、改革、发展和变化的生产方式来谈“保护繁荣”，是缺乏客观根据的，甚至会成为不切实际的空谈。
参考文献
[1]王连芳着《云南民族工作实践与理论探索》，云南民族出版社，1989，第294～304页。
[2]王连芳着《云南民族工作实践与理论探索》，云南民族出版社，1989，第140～142页。
[3]工人日报记者：《为10万“进账”敢卖环境资源--云南有官员批准滥伐天然林》，《工人日报》2001年7月17日。
[4]参考云网2004年10月10日《在怒江大峡谷聆听天籁之音》一文。
[5]《马克思恩格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574页。
[6]参考肖前着《历史唯物主义》，人民出版社，1983，第81页。
[7]袁国友、马勇、杨绍军：《制约怒江水电开发的错误观念：非人本的自然主义环境观与非科学的文化保护观》一文，第118～119页，载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编印的，冯建昆、何耀华主编《怒江澜沧江金沙江水能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研究》一书。
[8]王连芳着《云南民族工作实践与理论探索》，云南民族出版社，1989，第18～25页。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82页。
[10]在北京《中国改革杂志》社举行的一次座谈会上，3位傈僳族大学生在会上发言说：“你们是吃饱了，穿好了，来我们这里欣赏风花雪月，我们可是光着屁股，饿着肚子呢。”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307页。
作者系云南民族大学马列部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