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韶山冲中读书郎
1、严父慈母
韶山毛泽东故居。韶山冲一带，曾经流传着一个美丽的传说：上古时期，贤明的舜帝南下巡视，跨长江，涉洞庭，经过湘中的山野时，被苍松翠竹、奇峰异石所陶醉，命令传臣把乐师们找来，在一片山坡草坪上演奏起新创作的舞曲——“韶乐”，竟然引来了凤凰的翩翩起舞，造成了百鸟朝凤的圣景。后来，人们就把这座山叫韶山，那陡峭的山尖就叫韶峰，这片狭长的谷地便是湖南省湘潭县的韶山冲。韶山冲南北长约10华里，东西宽约7华里，离县城湘潭90华里，离省城长沙180华里。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冲里居住着600多户人家，绝大多数人过着贫困的生活。
1893年12月26日，正是太阳升起的时候，在松竹掩映的韶山冲上屋场，在一栋土砖屋子里，一个新的生命诞生了！
出世的是一个男孩，这对于这栋屋子的主人毛贻昌和他的妻子毛文氏来说，真是天大的喜事。孩子出生的第三天，按照韶山的风俗，要“贺三朝”。这一天，连平常不信菩萨的毛贻昌，也忙着烧香点烛，燃放鞭炮，还办起了一桌丰盛的酒席，把亲朋好友请来吃“三朝饭”。
酒席筵前，一位很有学问的人，给这个新生的婴儿起了一个十分响亮的名字：毛泽东！另外，还起了一个字，叫咏芝(后改润之)。由于毛文氏前两胎男婴都在襁褓中夭折，生母惟恐这男孩也不能长大成人，便抱到娘家（湘乡县）那边一座有石观音的小庙朝拜，烧香许愿，认“石观音”为干娘，祈求保佑，并取小名“石三伢子”。
毛家世代务农。毛泽东的祖父毛恩普，是个老实憨厚的种田人，因为家境贫寒，不得不把祖传的一些田产典给别人。毛恩普只有一个儿子，去世时，孙子毛泽东已长到10岁了。
毛泽东的父亲毛贻昌，字顺生，号良弼。他17岁就开始当家理事，因家里负债被迫外出在湘军里当了几年兵，长了一些见识，也积攒了一些钱。回家后，他陆续赎回父亲毛恩普典出去的土地，不久又买进一些，在毛泽东10岁时家里土地增加到20亩，每年能收入10担稻谷。他精明强干，善于经营，克勤克俭，精打细算，后又逐渐典进了别人的一些田地。后来，他集中精力做稻谷和猪、牛的买卖生意，资产积累到两三千元，在小小的韶山冲里也算是一个财东了。
毛贻昌要按照自己的生活模式铸造儿子，而且管得很严。毛泽东从6岁起就做一些家务和农活，如拔草、放牛、砍柴，识字后也要帮父亲记账。特别在14到15岁的两年间，他成天在地里跟家里雇的长工一同干活，练就了一身干农活的本领，犁、耙、耕、耘几乎样样都会。
父亲的暴躁、专制和自私，锻造了毛泽东的叛逆性格。毛泽东回忆说：“我到了13岁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利用我父亲所引以为据的经书上面的话来同他进行辩论的好办法。我父亲喜欢责备我不孝和懒惰，我就利用经书里关于长者必须慈善的话来回敬他。针对他指责我懒惰，我反驳说，年长的人应该比年轻的干得更多，我父亲年纪比我大两倍多，所以应该多做工作。我还说：等我到他这样年纪的时候，我会比他勤快得多。”
有时，毛泽东与父亲之间的冲突非常激烈。一次，父亲毛贻昌在家里设酒席款待生意场中的客人，叫儿子出来陪客。少年毛泽东非常讨厌这套繁文缛节，不愿意逢迎这些人。为此，父子二人便在客人面前大声争吵起来，毛顺生当众大骂儿子“懒而无用”，儿子便和父亲公开顶撞起来。父亲更加恼怒，要动手打人，13岁的毛泽东一转身便愤然出走。这时，母亲文七妹急了，连忙出来讲和，劝儿子回去。
暴躁的毛贻昌也追出来，一边骂，一边命令他回家。已经跑到池塘边的毛泽东指着池塘吓唬父亲说：如果你再走近一步，我就跳下去。这倒真的把毛贻昌吓住了，他还不知道儿子已经学会了游泳，生怕儿子跳下去，就同意讲和，但有个前提，就是要儿子下跪，磕头认罪。可毛泽东认为自己没错，内心并不愿下跪，只是看在母亲的面上表示：如果父亲不再打我，我可以跪下一条腿。结果，就这样达成了“协议”，一场父子之争，就在双方互相坚持又互相妥协中平息了。
后来，毛泽东对人说：人有两条腿，一条是爷腿，一条是娘腿，我跪下的是一条娘腿，那条爷腿还是站着的，因为我没错，我就是不向爷认错。
当然，毛泽东对父亲的叛逆，并不是一般纲常伦理意义上的反叛，而是对父亲身上表现出来的自私、专制和不平等观念的反叛。作为生他养他的亲人，毛泽东在心灵深处一直对父亲怀有深厚的爱。再说，父亲后来对他的态度也有所改变，并支持他外出求学。1919年，毛泽东在母亲去世后，曾把父亲接到长沙城里居住。1959年6月25日，毛泽东回到阔别32年的故乡韶山时，专门来到旧居，深情地站在两位老人的遗像面前，默默地凝望着，然后对身边的人说，如果是现在，他们都不会死的。原来他母亲患的是淋巴腺炎，父亲得的是重伤寒。
第二天一早，毛泽东就来到父母坟前扫墓。没有纸花，他把工作人员扎成的松枝献到父母的坟前，深深地鞠了一躬，轻声说：“前人辛苦，后人幸福。”回到住地，他又对陪同的罗瑞卿说：“我们共产党人，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不迷信什么鬼神，但生我者父母，教我者党、同志、老师、朋友也，还得承认。”“我下次再回来，还得去看他们两位。”
与严厉的父亲相比，毛泽东和母亲的感情更好，而且母亲对他的影响也最大。毛泽东的母亲文七妹，出身于湘乡县一个小康之家，18岁就同毛贻昌结婚，一共生了5男2女，但4个在襁褓中夭折，只留下毛泽东、毛泽民、毛泽覃三兄弟。文七妹是普通的农家妇女，不识字，一生默默地操劳家务，抚养儿子，她待人接物，淳朴善良，极富同情心。灾荒年月，她常常背着丈夫送米送饭给逃荒的人，一副菩萨心肠。平时，她虔诚地烧香拜佛，把“积德行善”、“因果报应”一类信念灌输给孩子。母亲的言传身教，使毛泽东从小就同情贫弱、乐于助人。
毛泽东曾说：我家分成“两党”。一个就是我父亲，是“执政党”。一个是“反对党”，由我、我母亲和弟弟组成，有时甚至连雇工们也包括在内。
从毛泽东帮助穷人的一些故事中，可以看到毛家“两党”截然不同的态度和“争斗”。
一年秋收时节，家家户户晒谷忙。吹了几阵风后，忽然乌云密布，暴风雨即将来临。农民们都忙着抢收晒在禾坪里的自家稻谷，惟独毛泽东跑到一家佃户大娘那里帮着抢收，然后再去帮父亲抢收，致使自家快晒干的稻谷被淋湿了，还被雨水冲走了一些。父亲对此十分惋惜，面对晚来的浑身水淋淋的毛泽东发火，责问毛泽东跑到哪里去了？！毛泽东回答说：在下面禾坪里帮邻居大娘收谷子。
父亲非常生气，大声说：“哼！自己的谷子流到沟里去了，你倒好，胳膊肘子往外拐，帮人家去收！”说着，就扬起手要来打他。他却站着一动不动，并理直气壮地说：“人家是佃了别个的田，要交租，冲走一点都了不得；我们是自己的，又比人家的多些，冲走了一些也不太要紧……”父亲冒火了，说：“你说不要紧，你还吃饭不吃饭？”毛泽东笑着说：“好喽！我一餐少吃一口，这总可以了吧！”正好这时，母亲出来劝解，还在生气的父亲也就不作声了。
毛泽东的父亲毛顺生。毛泽东的母亲文七妹。
毛泽东去离家不远的私塾里读书，本来可以不带中午饭，因为发现黑皮伢子离家最远却不带中午饭，而一些较近的同学都带了中午饭，于是，向母亲提出带中午饭的要求。母亲感到奇怪，就说：“你带饭干什么？就是几脚路，还怕迟到么？”毛泽东解释说：“中午带了饭自然好些，一放下饭碗就读书写字，不会耽误工夫。”父亲在一旁听到了，对儿子这样肯读书，感到十分高兴，就马上表示赞成，接着又补充一句说：“记着！我们莫和那些人家比阔气，不要带什么荤菜，只带点酸菜子，再加点剁辣椒就是。”父亲“执政党”决定了的事情，母亲照办了，不过她还是瞒着丈夫每次都夹带一点荤的，埋在米饭下面，好让儿子吃得好一点。
一段时间来，毛泽东放学回来总是说饿肚子，一到吃晚饭，就狼吞虎咽吃起来，好像几天没有吃过一点东西似的。母亲看在眼里，疼在心里，感到有些吃惊：带去的饭菜不少，怎么会饿成这个样子呢？于是，把毛泽东拉到厨房里问：“是不是饭菜带少了？”他如实地告诉母亲说：班上有个黑皮伢子的同学，离家远，家里穷，没饭带，就把自己带去的饭菜一半分给他吃了。母亲听后，慈爱地一笑，赞许地说：“你这样做当然好，就是不该瞒着我，早应告诉我，我好给你一个大篮子，每天带两个人中午饭，免得你们俩伢子都吃不饱。”以后，母亲总是让毛泽东带两个人的中午饭去。这是毛家“在野党”毛泽东和他的母亲联合起来办的事，一直不让“执政党”的父亲知晓。
邻近一家农民，把一只大肥猪卖给了毛泽东的父亲，说好了价钱，交了预订金。过了六七天，猪价上涨了，父亲叫他带钱把猪赶回来。他奉“执政党”之命去了，卖主当面唉声叹气，埋怨自己运气不好，把猪卖早了，要损失好几块钱。卖主进一步说：有钱人家损失这几块钱算不了什么，我家少收几块钱就是一个大空缺呵！毛泽东听了这一番话，很同情，便主动退掉了这桩子买卖。毛泽东空着手回到家里，他的父亲见他没有把大肥猪赶回来就急了，责问毛泽东是怎么一回事。毛泽东只好照实讲了，他的父亲生气地骂他：“有钱不赚是傻子，是败家子！”经过母亲一番劝解，才算了事。
毛泽东11岁那年，他父亲要买进堂弟毛菊生赖以活命的7亩田产。毛泽东和他的母亲一致反对这桩买卖，都觉得应该设法周济毛菊生一家渡过难关。毛贻昌却认为用钱买田天经地义，自家不去买来，别家也会买去的。母子两个劝说无效，还是“执政党”父亲说了算，这件事给毛泽东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新中国建立后，毛菊生的儿子毛泽连来到北京，毛泽东曾几次给他讲这件事，说：“旧社会那种私有制，即使是兄弟间也不顾情面，我父亲和二叔是堂兄弟，到买二叔那七亩田时，就只顾自己发财，什么劝说都听不进去。”
毛泽东就是在这样有严父、慈母的家庭中成长，在“两党”的纷争中铸造着自己最初的性格。
2、读经书和“闲书”
1902年，刚满8岁的毛泽东被父亲送到韶山的南岸私塾去读书。其后，又在关公桥、桥头湾、井湾里等私塾就读，1907年至1909年毛泽东辍学在家务农。1909年至1910年，毛泽东又复读于韶山乌龟井、东茅塘私塾，前后总共6年。毛泽东曾说这6年是读孔夫子的6年。
其实，毛泽东就读私塾之际，正是西学东渐之初，科举已经废除，新式学堂的新式教育正成为时代风气。但韶山冲毕竟是闭塞的山区，新思潮的冲击还很微弱，所以，毛贻昌送儿子读私塾的目的也就非常的简单：继承家业。不过，起因则要从毛贻昌的一场官司说起。
原来，毛贻昌因一片山林与人发生了矛盾，双方争执起来互不相让，毛贻昌便把官司打到了衙门。本来毛贻昌是原告，于情于理他都认为自己是肯定要赢的。但对方是识文断字之人，在公堂上引经据典，强词夺理，说得头头是道。毛贻昌早年虽读过几年私塾，但识字不多，写的状子文不达意，自己有理又讲不出来，在公堂上被人说得云里雾里，糊里糊涂地输掉了这场官司。他眼睁睁看着对方把本属于自己的山林抢走，心如刀绞。在郁闷了一段时间之后，毛贻昌痛下决心，让毛泽东去读书，做一个知书达理的人，今后再不吃这种哑巴亏。私塾离毛泽东的家不远，在距离200米的一座祠堂里，老师叫邹春培，这位50开外的老先生是个传统的私塾先生。开学的那一天，毛泽东被老师带到祠堂东墙下的神龛前，邹老先生指着神龛里的一张写满字的大红纸对毛泽东说：“这是大成至圣文宣王孔子之位，从明天起，你每天早上进来，都要对它作揖。今后你将文思发达，连中三元。”毛泽东按照老师的话，对着神龛作揖行礼。从那以后，孔子这位两千多年前的圣贤的书便成为毛泽东初读私塾的启蒙读物。
毛泽东亦由此开始了他持续一生的读书生涯，即使是在紧张残酷的战争年代，他也从来没有中断过。
韶山南岸私塾的旧址。初入私塾的毛泽东读书非常刻苦，不知为什么，他对书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一拿起来就再也放不下，往往废寝忘食，白天既要学习还要劳动，他就晚上看，夏天钻在蚊帐里看，冬天围在被子里看。所以，6年的私塾生活，他熟读经书，各门功课都完成得很好。由于他天资聪颖，悟性又好，大家给他起了个诨名叫“省先生”。
毛泽东对所读儒家经典几乎都能背诵，但这些典籍的内容对于一个刚刚发蒙的孩童来说，还是深奥了些。旧式私塾的教学方法也是照本宣科，只求死记硬背，不求消化理解。毛泽东虽能悟出一些浅显的道理，却无法深入地了解。
毛泽东曾说：“我过去读孔夫子的书，读了‘四书’、‘五经’，读了六年。背得，可是不懂。那时候很相信孔夫子，还写过文章。”
我们现在已无从查找毛泽东在私塾中所作的第一篇作文，但可以肯定地说他是因“相信孔夫子”而“写过文章”，可见儒家的经典书籍对他的思想是有着一定的影响的。
此时的毛泽东已不再随母亲信佛，因为在儒家的思想中，更多的是关注现世的生存，而拒绝思考死和鬼神的问题。人生活在现实的世界，自身的完善要比寄托于神灵更具有意义。孔子认为：人只有注重自我的修养，通过克己——复礼——成仁这三个步骤，才能达到人生的最高境界。毛泽东正是崇拜孔孟所表达的这种具有改造社会的巨大的人格力量，才勤奋刻苦地学习的。他想通过学习，努力达到一个目标：作一个完善的人。
在诵读经书的日子里，毛泽东渐渐地对历史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先是从《春秋》、《左传》开始接触到中国悠久的历史，后又在最后一个私塾老师那里读到了《纲鉴易知录》和司马迁的《史记》。《纲鉴易知录》是清康熙年间编纂的一部简明扼要的中国通史，它的内容虽不及《史记》丰富和详尽，但对初读史书的毛泽东来说还是读来饶有趣味的。而《史记》等史书的波澜壮阔和鲜明个性，使毛泽东对司马迁的文章及其行为深为倾服。
对于一个求知欲极强的孩子来说，私塾的教学越来越空洞和枯燥了，冗长的说教，死记硬背的方法，时时使毛泽东感到厌倦。他渐渐对经书产生了反感，同时经书也不再能满足他求知的要求了，而另一种情节紧凑、内容生动的书则紧紧抓住了毛泽东。他说：“我读过经书，可是并不喜欢经书。我爱看的是中国古代的传奇小说，特别是其中造反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