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似乎是早有主见，他继续说道：“对这个问题我以往搞不清楚，现在开始明白了。我发现，书中颂扬的这些文官、武将和书生们，他们是百姓的统治者，而这些人是不必种田的，因为土地归他们所有，自然有佃户交租子养活他们。而那些写书的人，也多半是出身富贵人家，他们没有种过田，没有受过人生艰苦，他们怎么会去写种田人的书呢？”
李漱清没想到，这个“小学生”竟然提出这样大的问题，而且有了这样深的见解，他不禁暗暗感到几分惊讶。少许，他点头赞同道：“是的，润之，你这个看法很有道理！”
受到老师的鼓励，毛泽东谈锋更健：“我希望，在将来的有一天，能够出现专门写农夫和工匠的书。我甚至想，假如我长大以后能够写书的话，我一定要写农民的书，写受苦人的书，一定要把种田的、打铁的、挖煤的，都写成英雄豪杰。”他在说这一番话的时候，眉宇间充满着一股难以抑制的自信与豪迈之气。
若干年后，毛泽东曾对人说起过他当时的心境：阅读“闲书”和“杂书”时的知识发现，在他心里涌起了巨大的波澜，成为他为广大劳动群众的解放和幸福而奋斗的最初的朴素思想基础。正是因为有了这个思想基础，日后的毛泽东终于践履了当年向他的老师李漱清许下的诺言——“写一本农民的书”，这是一部波澜壮阔的历史长卷，是一部亘古未有的鸿篇巨制。这本书，便是中国农民革命的大书。在这部书里，千百年来被压在社会最底层的农民觉悟了，站起来了，他们拿起了锄和镐，挖掘了埋掉旧世界的坟墓，建造了一座崭新的社会主义大厦！自然，这些都是后话。
毛泽东继续向李漱清先生谈起他的读书感想：历代遗留下来的这些历史小说和神话故事，精华与糟粕并存，有的地方他的确非常喜欢，然而有的地方又让人看了很是扫兴，还有的甚至叫人很生气。他很喜欢李逵、武松、鲁智深这些不畏强暴的英雄好汉，十分痛恨高俅、童贯、蔡京这些欺压百姓的奸臣。他认为牛皋比岳飞有气魄，岳飞比不上他。岳飞明明知道秦桧要加害于他，却偏要跑到风波亭去送死；牛皋的胆子大得多，他敢于拉起人马，上太行山落草，造皇帝老子的反……
说到这里，毛泽东话锋一转：“不过，总的看来小说还是比经书好。就拿这些年来我读书的情形来说吧，我过去读了几年孔夫子的书，读了四书五经，不仅没有读懂，反倒越读越糊涂了。你看《学而》上是怎么写的？子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可乎？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孔夫子是一位大圣人，居然也说出这等的蠢话来！贫困的穷苦人怎么能够快活？地主老财又怎么会对穷人讲理施利呢？读这样的书，人怎么会聪明啊？相反，那些小说则好看好懂得多，书中所写的人和事让人过目不忘，它的影响比那些经书可大多了哩！可是，我始终弄不明白，学堂里为什么不准人看小说呢？为什么要把它叫做‘杂书’呢？”说完，他不解地望着老师，似乎在等待答案。
李漱清呷了一口茶，说：“你问得好！这也是我们大清帝国的怪现象。在长沙，我听维新派的先生们说过，西洋人是十分推崇小说的，俄国的托尔斯泰，英国的狄更斯，法国的伏尔泰、巴尔扎克和雨果，他们都是很有名气，很受人尊敬的大学问家。只有我们古老的大清王朝，只晓得崇拜两千多年来老而又老的孔夫子，只晓得抱残守缺，容不下一点新的东西。那些大人先生把小说看成杂书，写小说的人被斥之为下九流，至于那些描写造反和离经叛道的新书，则更是被视为洪水猛兽，必欲禁之而后快……”
“反叛那些恶人和坏人，有什么不好呢？这样的书多一些，又有什么关系呢？大清王朝还有公道吗？”毛泽东年轻气盛，直言快语，把心中的话吐了出来。
李漱清听了毛泽东这番话，觉得也有同感，心里极为赞成。不过，他没有直露地表示自己的态度。他知道上述这些问题多少有些敏感，有些“犯忌”，而从毛泽东的谈话中已流露出愈来愈浓的反叛意识，所以他不想以激烈的言行去刺激他，因为他还很年轻，摆在他脚下的人生道路还很漫长，作为人师再不能去增加他的偏颇与冲动，这样于他今后是不利的。
想到这里，李漱清感到有必要提醒毛泽东注意——在性格中应该溶入韧性，防止锋芒外露，真正做到怒不变容，喜不失节。于是，他起身来到屋内用毛笔书写了一幅条幅，送给了自己的学生。毛泽东接过一看，条幅上写道：
硬就硬，莫激烈；
软就软，莫投降。
毛泽东手捧条幅，品味着、沉吟着，他仿佛要透过这通俗的字句悟出深奥的人生哲理。渐渐地，他感到手中这件馈赠物的分量重了，它不是一张纸，分明是一份沉甸甸的丰厚礼品！
是的，这是一份厚礼，它让毛泽东终生受用。“硬就硬，莫激烈；软就软，莫投降”，毛泽东后来提倡的“既要有松柏的原则性，又要有杨柳的灵活性”，不是与之一脉相承的吗？
毛泽东在谈了自己读小说的感想后，接着又同李漱清讲起他最近借阅两本新书的经过和读书体会来。
毛泽东告诉李漱清，他前几天去了一趟唐家圫外婆家，找八舅借了两本新书，一本叫做《论中国有被列强瓜分之危险》，一本是《盛世危言》，他阅读之后很受教益。
《论中国有被列强瓜分之危险》这本书，开篇第一句话就是：“呜呼！中国覆亡有日矣！”真叫人怵目惊心！这本小册子的作者，列举了大量的实例，分析了世界列强的侵略野心和内政外交政策，叙述了印度、安南、朝鲜、缅甸亡国的经过和亡国以后的痛苦与屈辱。也写了大清帝国朝纲紊乱，官吏昏聩，武备松弛，国库空虚，民生凋敝等现状，提出了“亡国之祸，迫在眉睫”的警告。
毛泽东对着暗淡的桐油灯，一口气读完了这本书，激动得一整夜没有合眼。一种强烈的危机感袭上了他的心头，他为祖国的安危、民族的存亡而感到深深的忧虑。从这一刻起，他第一次产生了政治意识，开始感觉到：救国，是每一个国人的天职！
《盛世危言》是一本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代表作，是1893年出版的。说来也巧，它正好和毛泽东同岁，在读者中间它已流传十五六年了，可在十分闭塞的韶山冲，还是一本难得的新书呢！
这是毛泽东当年读过的《盛世危言》和一张还书的便条。毛泽东在李漱清这里得知有这么一本书，就翻山越岭到唐家圫外婆家，好不容易把它借来了。这本书的作者叫郑观应，广东省中山县人，是一个办理中外贸易的官商。他对于国内外的政治经济状况，有一定的了解，对西方的科学技术，也作过一些考察。由于痛感满清王朝积弱不振和几十年丧权辱国，触景伤情，满怀忧虑，才积30年精力写成这部书，提出了一整套改良主义的办法。
郑观应认为：中华古国的富强之道在于开矿山，筑铁路，繁商业，办报馆，兴教育，设立议院，实行“君民共主”……这些观点，反映了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先进分子维新变法的要求，在当时确有很大的进步意义。而现在，戊戌变法的失败早已宣告了改良主义思想的不可行性，在这辛亥革命的前夜，君主立宪的主张显然是落后很远了。不过，在闭塞的韶山冲，能看到这样一本触及时事、洋溢着爱国主义激情和改造中国社会设想的书，还真令人耳目一新，也叫少年毛泽东感动不已，他非常喜欢这本书，看了一遍又一遍。
“治乱之源，不尽在船坚炮利，而在议院上下同心，教养得法。兴学校，广书院，重技艺，别考课，使人尽其力；讲农学，利水道，化瘠土为良田，使地尽其利；造铁路，设电线，薪税敛，使物尽其流……育才于学校，议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同心，务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轮船、火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毛泽东一边朗朗背诵着《盛世危言》的自序，一边由衷赞叹道：“这本书写得多好啊！中国要富强，只提倡学习西洋的科学技术是不够的，还要从政治上进行改良。应设议会，制宪法，实行‘君民共主’；办报纸，开学堂，提高民众文化；开矿山，修铁路，发展工商企业。李先生，你看是这样吗？”
李漱清默默地听着，他从毛泽东那颇有见地的谈吐中感到：书本像只船，已载着毛泽东从狭隘的地方，驶向无限广阔的生活海洋，他所关心的不再是小小的韶山冲，不再是一人一家的生存出路，而是整个国家的强盛和振兴。一个乡村少年能有此悟性实在难得！想到这里，李先生那黧黑而清瘦的脸庞，渐渐泛起了欣慰的笑容。当听到学生毛泽东似在小结自己的论述，又似在征询老师的意见时，李漱清进一步诱导道：“是呀！你说得很好。像我们这样的七尺男儿，一介书生，理当为国尽忠，为民造福，努力探求富国强兵之道。但是，只有在学到更多的知识之后，才能真正担负起救国救民的重任啊！润之，十几岁的年纪，正是立志向上的时候，你如果能够外出求学深造，那就是最好的了。”
李漱清先生的话，像一盏灯，照亮了毛泽东那颗奋进向上的心；像一团火，燃起了毛泽东复学求知的欲望……
告别李漱清先生后，毛泽东一回到家里，就找父亲谈继续读书的事。
可是，毛贻昌并不理解儿子渴望读书的心情，没有应允毛泽东的正当要求。李漱清听到这个消息后，亲自来到上屋场，做毛贻昌的说服工作。他劝毛泽东的父亲：润之天份好，会读书，宁可大人自己苦一些，也还是要让孩子进学堂念书。就这样，在李漱清、毛宇居及毛泽东的一些亲戚的劝说下，毛贻昌终于让毛泽东在乌龟井、东茅塘又读了一年私塾。
3、“学不成名誓不还”
当毛泽东见识初开的时候，整个中国社会正处于激烈的动荡之中。帝国主义正从中国沿海迅速侵入中国内地，他们和当地的地主老财、土豪劣绅相互勾结，疯狂搜刮民脂民膏，残酷压迫劳动人民。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日益尖锐。
1910年，湖南发生严重的水灾，农民颗粒无收，开始逃荒，大量饥民不断拥入长沙城，他们饥寒交迫，朝不保夕，在死亡线上挣扎。而土豪劣绅、投机商人和外国洋行却大量抢购粮食，囤积居奇，导致湖南长沙、湘潭、衡阳等地米价暴涨。一时间，市场粮食奇缺，长沙城饿殍遍地。
有一位叫黄贵荪的挑水工，好不容易凑齐了一笔钱，让他的妻子去粮店买米，米店老板以钱中有几枚不通行的货币为由拒不卖给，黄贵荪的妻子只好回来向邻居借钱，等再去粮店买米时，米价又上涨了许多。黄贵荪的妻子悲愤至极，想着面黄肌瘦的一家老小还在眼巴巴地盼望着她带着米回来，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走投无路之中，她一头跳进了湘江。黄贵荪闻讯，如晴天霹雳，绝望之中，他带着几个瘦弱的孩子，也一起投江自尽。
惨讯立刻传遍了长沙城，饥民们怒不可遏。他们冲进抬价的粮店，捣毁碓房、米店，要求平价。他们还组成了一个代表团去和抚台衙门谈判，要求得到政府的救济。但抚台老爷的回答是：为什么你们没有吃的？城里有的是。我就从来没有饿过。米卖什么价，那是米店老板的事，我管不了那么多。你们不交租税，我拿什么救济你们？饥民们忍无可忍，他们愤怒地砍断了官厅前面的旗杆，放火烧了衙门官府。他们高叫着：“官逼民反，只有烧尽而已。”抢了奸商囤积的米，又捣毁了帝国主义驻长沙的领事馆。
清政府大为恐慌。他们调集来军队，英、美、日、法、德五国也从厦门、上海、汉口等地调来十几艘战舰，残酷的镇压开始了。长沙城一时间血流遍地，被捕饥民不计其数，许多人的头颅被高高地挂在城墙上示众，长沙城成了一座屠城。
这件事，对毛泽东的触动很大，他和同学们议论了好几天。他说：“大多数同学都同情‘叛乱分子’，但他们仅仅是从旁观者的立场看问题。他们并不明白这同他们自己的生活有什么关系。他们只是简单地把它看作一件耸人听闻的事件而感到兴趣。我却从此把它记在心上。我觉得跟‘暴民’在一起的也是些我自己家里人那样的普通人，对于他们受到的冤屈，我深感不平。”
几十年后，毛泽东总结说：“这件事影响了我的一生。”也许，正是这种饥民反抗的行动，使毛泽东第一次看到了民众的力量，看到了人民群众在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压迫中的伟大作用。同时，他也在思索：为什么洋人、地主老财、贪官污吏能为非作歹？为什么勤劳善良的百姓却贫困交加任人宰割？正是这种对劳苦大众的朴素深厚的阶级感情，对残暴的统治阶级强烈的不满和憎恨，使他产生了一种改造社会的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毛泽东说：“也就在这个时期，我开始有了一定的政治觉悟。”
他开始渐渐懂得，兴民必须兴国，国家的命运是和个人的生活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由此，他开始从对农民的思索转而思索中国的出路问题了。
正是在经历了许多严酷的事件和认真的思索之后，毛泽东的思想由朴素的对劳动人民的同情转化为立志救国的爱国主义情感，并把自己的前途同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他意识到，要想探求真理，学习更多的知识，光缩在韶山这山中的一隅是不行的，国家正处于大变革的时期，自己要想学得知识就要走出韶山，到更加广阔的世界中去闯荡，去学习。
正当毛泽东对知识有着强烈的求知欲的时候，毛贻昌则不准备再让毛泽东上学了。他认为，上得几年私塾，能够识文断字就可以了，科举已经废除，再继续读书，既没有仕途功名，也没有一技之长，不仅浪费家里的钱财，而且耽误毛泽东成家立业。所以，他决定送毛泽东到湘潭的一家米店去当学徒，希望将来毛泽东能掌握一门手艺，进一步发家、赚钱、致富。毛泽东、毛泽民、毛泽覃1919年同母亲在长沙合影。
一日毛泽东正在东茅塘私塾里读书。他的父亲毛贻昌跑到私塾去，同老师说妥后便对毛泽东说：“你莫读书了，快点把东西收拾好，马上跟我回家去！”毛泽东对父亲突如其来的决定很不理解，闷闷不乐地随父亲回家。路上，父亲对毛泽东说：“你呀，就莫给我再闯祸了，快点走出韶山冲，明天就送你到湘潭去，我和老朋友讲好了，让你到裕盛米店去当个徒弟，学点成家发财的真本事！”父子俩回到家里，母亲文七妹忙着给儿子出门准备换洗衣服。毛泽东坐在母亲身边，默默地想着心事，忽然站起来大声说：“妈！你莫收拾了，我不到湘潭去了！做生意的事，你们再也莫要提起了。”母亲不明白地问：“为什么呢？”
毛泽东说：“我宁愿做一世的作田汉子，不去学什么米店生意。你想，穷人拿几个血汗钱，到米店里来买三五升米，老板总要克扣斤两，有时还要掺泥砂，这种昧良心的真本事，我不想学。”母亲深情地望着儿子，很同意儿子的想法，但又很为难。这一点儿子看出来，他说：“湘潭我是想去的！要么，就在那里读书，做生意我是不学的！”母亲想了好一阵子，对儿子说：“我看，你到外婆屋里去打个转身，要是觉得再读点书好，就跟两位舅舅商量商量，看他们有法子没有。”
毛泽东听了母亲一句提醒的话，高兴地跳起来，说：“要得！好办法，还是妈妈想得周到！”于是，母子两个都会心地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