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冥有木，彷徨乎无为其侧
我们经历的变化，恐怕算得上3000年之衰变：从有“辉煌”历史的封建社会向没有“辉煌”历史的现代社会转变。有人言，一个人的成长期要缩影般地重现他的史前史。
又有人言，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这两句话似乎特别适合20世纪100年。也就是说，只要活在这个世纪，漫长的中国历史也就在将来机缘的吸取中都活过来了，可以成人。我们是有幸的。
然而，那么多仁人志士，在文化史上所留给我们的记录，问题轻重结论，责任消长磨难，如此周期失衡以至我们不敢做传火之薪窃仁人之名，只有退避天涯以求偏隅之安，把“学问”二字做成“贴己”而已。
所谓“贴己”，不是“私房话”，说得雅一点，叫“私人语言”，不是；也不是“贴身”的“绝活”，像武林秘笈；而是“由着性子做”。
海南地处边缘，有意外的人文性质，重力不重，气压不压，阳光、沙滩、海浪，净化着文明的烟尘，少许些技术僭越的骄狂，也少许些历史怀古的忧伤，没有亡灵的召唤，没有寒热的激情，没有牡丹芍药国色天香，没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没有泰山极顶东临碣石，没有暗香浮动疏影横斜，没有萧墙刀光古刹钟声，没有小桥残阳流水人家命脉浮浅，国粹稀薄，伤春悲秋，都不是时候，省了许多牵挂。虽然我们不是图这而来，自然的清新空气，或许淡漠了盘根错节的历史底蕴，倒也疏朗了一点思想的骨架。
“地缘学”是近千年兴起的。西方有海洋文明与土地文化的分别，直到今天，“海洋”仍然是冲淡“土地与血”的潜在抗体。
中国则早有它的属性意识：“仁者爱山，智者爱水”。
儒家是仁者，志在庙堂之高；庄周恐怕要算智者了，常在南冥秋水之间。
这些我们都说不上。此次海南大学决定人文学科集结首批“丛书”，虽有地缘的形式，却很难说有地缘的特征。如果硬要说出点什么，那就是上面提到的“贴己”。学问有多种做法，怎么做，全然是各人自己的事；没有受命没有传承没有挂碍的自主姿态倒是共同的。
例如，在文艺学领域，从古典文献到现代文论，从文字触觉到精神生态，各自的伸展，都有别人不到之处。
张三夕的《通往历史的个人道路》，按作者的说法，主要点不在于“铺摊子”——校雠学、文学史、史学史、思想史，都有案头功力的磨砺与学理的铺陈；而在于“收摊子”，即借鉴西方学术思想的方法，激发对永恒的无穷无尽的生活之流提出新问题的能力，以便在国学的根底上，写一部由问题意识引导的有“个人视角”、有“思想”的思想史。
余虹的《艺术与精神》，提出文学艺术在现代生活中越来越无足轻重，精神品质几乎丧失殆尽，这究竟是现代引以为荣的标志，还是需要警惕的病症？为了探寻当代文艺的精神性失重的根源，作者清理了三条道路：西方现代艺术之思的道路；中国20世纪文艺革命的道路；中国文论与西方诗学比较研究的道路。谨作为未来文艺之思的“路标”。
鲁枢元的《猞猁言说》，集中呈现了作者一贯锐意探索开拓的足迹：从80年代中期的“创作心理”、后期的“文学言语”到90年代的“精神生态”，或者说，从“向内转”
到“超越语言”到将“精神因素”引入地球生态系统以期为人类面临的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寻求新的拯救之途。每一步，可以说都是对当时社会惯性的偏斜，像伊壁鸠鲁的“自由原子”。
耿占春的《改变世界与改变语言》，是“一场诗学与社会学的内心争吵”的集语。作者暗中渴慕一种“百科全书式”的，然而又只是一种有限个人的话语的写作，因此也是与“一个”、“日期”、“一种语言”、“一个自传式的署名”分不开的，在最简要的自传文字中能够收集到历史、理论、语言学、哲学等文化的最大潜能。这未必只是使作者发生兴趣的梦想地。
又如，在哲学领域，从中国传统哲学的现实关切与开拓，到西方现代哲学的汉语解殖与言说，各自的探寻，也有别人不到之处。
曹锡仁的《中国问题散论》，从80年开始，最初关注的是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由此追寻其形成的社会历史根源，进而把中国文化的选择和社会发展的模式作为新的研究起点，正好表达出关切中国现代命运的人文学者治学的价值取向。“中国问题”不仅仅是外国人研究中国的提问方式，也不单纯是政府高层的决策专利，它必须融入专业学者的独特视野，才能合理提供坚实的社会体察与学理根据的保证。
萌萌的《情绪与语式》，让我们看到，莎士比亚悲剧、易卜生悲剧、贝克特以及现代日常悲剧所表现出来的“基本情绪”，如何在不断地挣脱历史理性的定式寻求自己生成着的表达。这种“断裂的声音”之捕捉早在80年代中期就逼使作者转向现象学与欧陆语言哲学，而且还要反省作为“身体”物性的“二重情绪”同“三类语式”的交互共生性，以通往公共语言何以作个人表达的可能之途。
陈家琪的《经验之为经验》，是对我们最“上手”几乎构成我们生活的“经验”不断流失以至于变成苍白这一事实“震惊”后的思索。于是重提康德式的问题“经验何以成其为经验”与海德格式的问题“作为经验的经验是什么”。作者要像胡塞尔“面对事物本身”样的“面对经验本身”。“经验”不能按已成知识的“经”(在先)与“验” (上手)的相互匡合来理解，经验的普遍性只能在经验自身的构成(生成)中获得描述。
张志扬的《现代性理论的检测与防御》，呈现了“1989～1999”十年的主要问题与思路，其实说起来只一句话：“如何走出‘只准这样，不准那样’的本质主义与‘怎样都行，怎样都不行’的虚无主义的循环”。提出被还原了的“偶在论”，不过是一种尝试，也还只是消极的检测与防御，对包括哲学在内的现代性理论思考，只能算作前提性的准备。
今天的世界充满了技术的图象，以至我们的思维也开始在数码与图象之间训练有“数”。或许工于计算的人有福了。
幸好人是隐含否定于自身的偶在者，他一方面要接受数码与图象的度量而不得不规范化，另一方面，他又难免例外地要承受大地与苍穹的跨度，使那想象的空间连人不可兼并不可让度的隐私，终究守护着人可偏离的自由。或许善于例外的人有福了。
生长并传播教育的教育之地，现在有最功利的企图，没有比这更跛足短视的不幸。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以为它能靠自身的自然增长而脱去科技神话的巫魅。可是它们忘了，它们的“不完全定律”是不可能为自己寻找到“第一推动力”的，无论是宇宙的内和外。
海南的信使，但愿他有幸从世界与世界的空隙中走来，只需带着清新的空气。我们感谢这一片土地。当然也感谢海南大学注视文科的精神——“山不在高，有神则灵；海不在深，有珠则润”。
“林中有许多路，这些路多半突然断绝在人迹不到之处。这些路叫林中路。每人各奔前程，但都在同一林中。常常看来仿佛一个人的情形和另一个人的情形一样。然而只不过是看来仿佛如此而已。从事林业者与森林管理员认得这些路。他们懂得什么叫做误入歧途。”
相对那些自明的“高速公路”，“林中路”常常是“误入歧途”的，所以“这些路多半突然断绝在人迹不到之处”。
或许，这正是我们向往的吧。
“南冥有木，彷徨乎无为其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