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模式框架，结果不但至今使人们对中国本身还缺乏深刻的认识和理解，而且有关中国史的许多学术是非也由此而来；第二，由于以“五阶段单线发展模式”为正宗，并且五阶段是一个后者否定前者不断走向高级形态的过程，那么，显然社会主义就成为高于资本主义并且否定资本主义的另一种新型社会形态。这样，它在后果上就形成了这一种态度：即既要坚持社会主义，就必须坚决反对资本主义。而把资本主义作为社会主义的主要敌人对待的结果，不但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而且又保护了封建主义；第三，既然欧洲的道路是典型和常态的，那么中国的历史当然就成为非典型和变态的了，从而，它的自然结论必然是，中国应该依照常态的方式来改进自己的现实，所谓中国的现代化就应该是西方化：现代化=西方化，这样的观点就流行起来并且在行动中发生着作用。
上述三种后果第一种是针对历史而言的，后两种是针对现实与未来而言。后两种中，表面上看来似乎南辕北辙互不相干，甚至互相对立，但实际上却是由同一个理论和方法生出来的。表面上一个要反西方，一个要西方化，似乎是两个极端，但却都是欧洲中心主义的产物，正说明这一理论、态度和方法的危害之大。
所以造成这种情况，是因为不论是反西方(把资本主义当作社会主义的主要敌人)或者是西方化这两种观点和主张有一个共同的背景作为前提，就是认为唯有西方才是正宗的历史发展形式，它是全人类的典型形态。而在这种观点的背后，存在着一个更为根本的理论和方法，这就是一元文化发展观。
一元文化发展观无视人类众多民族和国家的文化价值，认为世界上只有一种文化才是人类文化的正宗和典型形式。
其他类型的文化应该服从和纳入这一正宗的文化之中。这种理论是欧洲中心主义的更为深刻的认识背景。
但这恰恰是不能为全人类所接受的。其所以不能接受，首先是因为它无视世界上多元文化的存在这样一个事实。人类史上，由于人类的种属、地域和环境以及历史的不同，曾经形成了众多的互相区别的文化类型，这些文化类型各有自己的优长短缺，有自己发生和发展的历史根据和条件，形成自己的特点，它们之间是平等的，并列的，反映了不同地域中生活繁衍的民族特征。因此，无视不同民族的民族文化，从而确立哪种文化才算正宗而其他文化便是别宗的观念，本身就是非常荒谬的；不仅如此，由于在这种一元的正宗文化发展论的背后，实际上存在着对其他民族的蔑视和敌视的态度，包含着强加于人的态度，所以它就根本不可能被人们广泛接受。
一元文化发展观及其所形成的欧洲中心主义曾经为历史的霸权主义和殖民主义提供理论根据，给人类造成了现实的巨大灾难和心灵精神的巨大裂痕。今天，它又给人类不同民族和国家的发展带来多方面的阻拦和障碍。可见，它的危害使它不宜继续在这个充满合作气氛的地球上存在了，摈弃一元文化发展观及其欧洲中心主义成为一种历史的要求。
既然一元文化发展观及其欧洲中心主义无补于理解和认识中国的历史，不能给中国的发展提供可靠的科学方法，所以它的被抛弃便成为必然。但是，摈弃了一元文化发展观及其欧洲中心主义之后，我们应该确立一种什么样的思路呢？
历史发展的事实和中国社会的实践给我们的启示是：中国是在另一个即与欧洲不同的环境中和条件下发展起来的，形成了自己独立的文化系统和价值体系，中国的发展有着自己独特的历史道路，并且，它尔后的发展是不可能完全离开这一历史传统轨道的，仍然会有自己独特的格局。因此，为了认识和理解欧洲和中国，就应该确立这样一种观念：即这是两种不同的文化，是两种不同文化背景的产物。所以，要真正地认识和理解人类的历史和发展，就应该走出一元文化发展以及欧洲中心主义的狭隘天地，确立多元文化系统观的新思路。
多元文化系统观并不是否认一定的民族和地域文化在人类历史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处于领先地位，从而成为人类文化发展的中心。但是，多元文化系统观与一元文化发展观的最大区别在于，它不认为在诸多的不同民族或地域文化中有一种文化始终处于中心地位，不认为在不同条件下形成的不同文化有一个什么正宗和非正宗、典型和非典型的问题。多元文化系统观并不否认各类文化之间的联系，从而认为不同文化之间可以进行比较，因为不同文化各有自己的长处和短处。但是，多元文化系统观同时又认为每种文化都有自己的独立价值体系，从而都有自己的独立价值，否认不同文化的独立价值是种族优越感的产物，因此，就文化本身而言，它是平等的、并列的，因而每种文化都有自己的存在价值和权利。
然而，多元文化系统观并不归结为文化相对主义，相反，它跟文化相对主义有着明显的区别。关于文化相对主义，卡洛·图略-阿尔坦曾有过权威性描述。他写道：“第一个打倒的‘偶像’是根深蒂固的老种族优越感的观点。
这种观点将自己的文化置于人类宇宙的中心，并带来狂热、偏狭和压迫因此，以文化相对主义着称的人类学思潮学派的创建人，美国学者梅尔维尔·赫斯科茨为首，对此作出了反应，是可以理解的，那一学派的理论原则是简明的，由于我们的一切判断都受到我们自己文化精神气质的感染，因此我们绝不能判断一种有别于我们自己的文化。因为它的不同恰好在于它本身独特的精神气质，而精神气质是可以赖以判断它的惟一根据。文化相对主义具有作为反对一切形式种族压迫的论据的独特用途。文化相对主义最初形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年代里，它正确地反对以种族优越感的名义犯下的种种罪行。但是，如果人们从这一立场得出合乎逻辑的结论的话，那么显然处于严重的进退两难的地位事实上，人们对所有其他民族的政治、社会和文化总是采取完全的自由放任主义以某种‘多中心’种族优势感局限在他本民族文化的有限环境之内。”可见，文化相对主义是从反对种族优越感出发，而走向了种族狭隘主义。它反对一元文化发展观，但却认为各种不同文化之间没有一定的联系，从而是不可比较也是不可理解的，因此走向了相对主义。文化相对主义和一元文化发展观，犹若一个伪币的两面，都不是认识理解人类文化乃至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科学理论、态度和方法，所以都不可取。
多元文化系统从不同文化的各种特点出发来理解不同文化的合理性及其价值，为人类不同民族和地域国家的发展提供一种尊重历史的态度和方法。多元文化系统观的确立，使我们获得了一个新的思路，有助于我们更具体地理解和认识人类发展的历史规律。
多元文化与历史规律只有多元文化系统观才提供了对历史的规律的具体把握方法。但是，要真正理解具体的历史发展规律，却仍然需要从传统的单线发展模式谈起。
不错，五阶段的发展模式最初起源于马克思，这可以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到《共产党宣言》等着作中反映出来。
但是，持这一观点的人们却恰恰忘记了，马克思是在什么条件下针对什么情况而讲的，他们忘记了马克思并没有把这一思想简单化和绝对化。事实上，把在特定条件下和针对具体情况而表述的马克思这一思想简单化的不是别人，正是马克思主义者斯大林。斯大林不但把马克思的思想归结为一个简单的公式，而且武断地认为是整个人类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于是，问题就演变为，把马克思的一个具体思想给简单化和绝对化了。加之，斯大林又以政治化方式为中介手段来加以推销，于是，这一“五阶段单线发展模式”便很快成为箍制人们思想的理论原则规范。
然而这样做，却恰恰是首先背离了马克思，因为这是一个过于简单化的模式，它忽略了马克思思想的丰富性，马克思的思想，至少从1853年起的时期内，在他若干年间(特别在1853年和1857年至1860年)在《纽约每日论坛报》
上所写的论述关于亚洲问题的文章中，在1857年至1858年所写的《经济学手稿》中，在《资本论》的许多章节中，以及在他晚年的书信和着作中，都有发展和发挥。不仅如此，就当时马克思所提出的五阶段社会经济形态的思想而言，也只是针对西欧的历史的。所以，当马克思被要求澄清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时，他坚定地回答：“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意要走这条道路”，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马克思在同一次的回答中，还特别举出古代罗马为例，说明不能将抽象的历史哲学理论与具体历史发展道路混为一谈，因为历史哲学理论一般是超历史的。
在这里尤其应注意把握三个要点。第一，马克思关于五阶段的判定是通过分析西欧资本主义的起源而针对西欧的历史而言的；第二，不能把针对具体情况而描述的历史发展道路观点夸大到一般历史哲学理论高度；第三，一般历史哲学理论与具体历史发展道路不同，因为它是超历史的。
但是，斯大林恰恰把这些非常重要之点都给忽视了，不但把西欧的历史概述理解为整个人类的历史道路，同时又将其上升到一般历史哲学理论的高度，认为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普遍模式，这样，就将具体的五阶段观点夸大为“五阶段单线发展模式”，成为一种简单化的理论教条。
那么，作为一般的历史哲学理论，马克思有没有涉及到社会经济形态的演进规律呢？
回答是肯定的。马克思从人(劳动者)同自然(生产资料)的关系分析入手，来提示人类社会经济形态依次演进的一般规律。他写道：“不论生产的社会形式如何，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始终是生产的因素凡要进行生产，就必须使它们结合起来。实行这种结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使社会结构区分为各个不同的经济时期。”并且，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提出了三大社会经济形态的理论：“每个个人以物的形式占有社会权力。如果你从物那里夺去这种社会权力，那你就必须赋予人以支配人的这种权力。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
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因此，家长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状态随着商业奢侈、货币、交换价值的发展而没落下去，现代社会则随着这些东西一道发展起来。”这里，马克思正是根据反映人和自然、人和人的关系的个别劳动和社会劳动的关系，来规定社会经济形态和其历史性质的。在原始、奴隶和封建时代，劳动处在自然分工联系中，人既依赖于土地，又受制于他人，并且人依赖于土地更多地是通过受制于他人而呈现出来的，因而是普遍的自然人身依附关系。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分工发展起来，劳动之间的社会物质交换关系普遍化，人和自然、人和人的关系采取物化关系即商品货币关系，从而超越了对自然的服从和对人身的依附，形成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关系。再发展，就走向共同占有社会财富的自由个性。这样，社会经济的历史发展形态，就可归结为自然经济、商品经济和自由经济三大形态。这是马克思关于社会经济形态的最一般抽象。
但是问题在于，马克思在分析西欧资本主义起源以及其它一些民族的历史道路时，也确实划分了原始公社制、奴隶占有制、封建制、资本主义制和共产主义制等五个历史阶段(或五种社会经济形态)，那么，三大形态与五阶段理论到底有什么联系与区别呢？
由于这一问题是马克思历史理论中最容易被人误解和曲解之处，所以我们有必要从确定社会经济形态的主要方面即生产方式的内部关系展开分析。
关于生产方式的理解，人们一度受到苏联教科书的影响，仅仅认为它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总和，但这是不够的，是简单化了。
其实，生产方式作为人们生产物质生活资料的方式，它包括着三层基本关系。
第一，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关系，即直接劳动关系。劳动的诸物质要素不同，劳动的结合方式和结果也就不同，所以，劳动总是表现为各种不同的具体有用劳动，产品表现为各种不同的有用产品。但是，各种劳动都是人改造自然，生产物质资料的过程，因此，就劳动过程本身来看，所反映的纯粹是人和自然的关系。
第二，劳动与劳动之间的社会物质变换关系。由于个别劳动之间及其同需要之间的差别和对立的存在，每个劳动必须要和其他一切劳动发生社会物质变换关系，一旦个别劳动之间以一定的方式结合和联系起来，它们就转化为社会劳动，具有了一般的社会劳动的性质。个别劳动与社会劳动的矛盾，既反映劳动之间的社会关系，又反映社会力量同自然之间的关系。
第三，人们对劳动的占有之间的社会变换关系。个别劳动是以人们对劳动条件的占有关系为前提和形式的，随着个别劳动转化为社会劳动，对个别劳动的所有权关系也就必然要转变为对社会劳动的所有权关系。社会占有关系是物质生产劳动的社会形式和社会条件，它纯粹反映以劳动财富为内容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因而并不构成物质生产力自身规定的要素和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