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到，爸爸比在延安时更忙。他协助毛主席、周副主席指挥陕北和全国的解放战争，负责中央机关的行政工作，还得照顾我和妹妹。他和伯伯、叔叔们一起开会，分析各个战场的形势，研究战略方针。有时爸爸点着一支烟，拿在手里，只顾思考问题，烟都燃完了还没抽一口。夜里，他总是伏在小炕桌上，就着小油灯微弱的光，聚精会神地批阅或起草文件、电报，通常通宵不休息。他血压高，常常头痛，有时痛得没有办法了，就让我和妹妹给他捏一会，再继续工作。”
“有一次，我感冒发高烧，爸爸更忙了。夜里他端来一盆凉水，拧一条毛巾放在我的额头上，就去看文件和电报，过一会儿又给我换一次毛巾，再去忙他的工作。连着好几个夜晚，就是这样度过的。”
任弼时爱革命事业，也爱孩子。他不但在生活上照顾远志、远征姐妹俩，而且非常关心她们的成长。他常常利用晚饭后散步的时间，把女儿领到村外的小河旁，讲他自己和先烈们在敌人狱中斗争的故事，讲述他在国外留学时的所见所闻，讲述革命道理，使远志、远征姐妹俩幼小的心灵中早就播下了革命的种子。后来，因形势紧急，远志和远征离开任弼时西渡黄河，父女们只好依依惜别。临分手时，任远志请******为她题词留念。******欣然提笔题写了四个大字：“光明在前”。之后，远志和远征离开了父亲，离开了王家湾。
任弼时和远志、远征姐妹俩共同生活的情形，陈琮英在她们全家团聚时才知道。在当时的战争岁月里，尽管陈琮英也全身投入到了革命斗争中，但夫妻情、母女情也是经常萦绕在心头的。
1947年秋，由于长期的操劳，任弼时的高血压病情不仅复发，而且加重了。保健医生嘱咐任弼时注意休息，任弼时表示同意，但他要求医生不要把他的病情告诉******。******非常关心任弼时的身体情况，当他获悉任弼时的病情后，以****中央的名义决定命令任弼时暂停工作，在杨家沟休养一段时间，同时通知陈琮英前来照料。
此时，陈琮英也非常关心任弼时的身体情况，为任弼时的身体担心。有一天，组织上捎来了信，让她速到米脂县杨家沟去一趟，她心里“咯噔”一下，猜想着让她去的原因。她没有多问，也没有犹豫，带上远远就上路了。迎着深秋的寒风，爬过一个个山梁，翻过一座座川塬，涉过一道道河流，终于到达了米脂县的杨家沟。
见到任弼时，她明白了组织上让她来的原因，她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此时的任弼时脸色苍白，血压很高，经常牙痛，而且常处于一种亢奋状态，整夜整夜睡不着觉。陈琮英为此非常着急。每天晚上，任弼时因血压高头痛睡不着，就用数数来催眠，可还是睡不着。不过，他却不出声在床上静躺着，在心里数着数，先从一数到一千，又返过来，从一千数到一，还是无效。但他仍闭着双眼，不发出一点声音。原来任弼时这样做是为了安慰陈琮英，她白天已经够辛苦的了，不能老是让她陪着自己揪心呀！
虽然任弼时此时名义上是在疗养，但他能静下心来吗？他正好利用这短暂的时间来思考土改问题，因为中央要讨论全国的土改问题。虽然任弼时疾病缠身，但他的办公桌上堆满了大堆大堆的材料，以及各种资料的摘录和索引。任弼时知道土改是一件大事，中国是个农业国，没有亿万农民的翻身，中国革命就不能彻底胜利，就不能建立一个全新的社会。可是在土改过程中应该采取怎样的政策和策略呢？怎样依靠贫农？怎样对待中农？怎样对待资产阶级呢？这些问题都是土改过程中急待解决的问题。为此，他和******一起共同研究和拟定土改文件，亲自参加农民的座谈会，听取战士外出时顺便做的调查报告。
12月，名义上疗养了20天的任弼时，出席了中央在此召开的土改工作会议。******在会上作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任弼时也在会上谈了对土改问题的调查情况，并在会上系统批评了土改工作中的“右”的偏向，提出具体的工作建议。任弼时身着棉袄，脚穿布鞋，声音洪亮。到会的人，谁也不知道他的身体不好。
只有陈琮英知道任弼时的调查报告是在怎样的情况下，用一种什么样的精神才搞出来的。
解放战争时期，陈琮英有幸跟随由******、******和任弼时组成的指导全国解放战争的前委，转战于陕北高原上。一代伟人的胆识、气魄和运筹帷幄的领导艺术给陈琮英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在艰苦又危险的战争年代，陈琮英夫妇并没有放弃对孩子的教育。1948年，中央机关驻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时，远志又到晋绥解放区上中学。
独立生活在外，她经常给父母写信，汇报学习、生活情况。这年10月，远志收到了封父母的来信。这封信从生活到思想，从国事到家事，关怀、疼爱、引导、教诲，父母之爱倾注笔端，成为女儿永久保存的纪念。
远志儿：
你前后来信四次均收到。我们曾寄你一信，并附旧棉衣一套，你是否收到。
据瑞华阿姨说，你患泄肚病，不知已经好了没有。甚念！特着邹昌和叔叔来看看你，望详细回信告我们。
你虽然没有插上二年级，这也不要紧，但绝不要因为许多功课已经学过就不用心了。以前对你说过，学习要靠自己努力，要善于掌握时间去学习。你们这辈学成后，主要是用在建设事业上，即是经济和文化的建设事业，需要大批干部去进行。建设事业就是要有科学知识。学好一个工程师或医生，必须先学好数学、物理、化学，此外要学通本国文并学会一国外国文。有了文字的基础，又便利你去学科学。外国文又以学俄文为最好，因为将来帮助中国建设的不是英美而是苏联，许多建设事业必然要向苏联学习。但如果你们学校将来只有英文，那你只好随着也学习英文，如有英俄两种文字，你可选学俄文。你说不会把已学的一点俄文忘记，那很好，寒暑假回家时还可以帮助你补学一些。将来进高中或专科大学时，会要以俄文为主修科的。
你妈的身体比你在家时要好些，有时有些头晕痛。我的身体最近又不甚好，因为开了一个时期的会，引起血压又高涨，现正由医生检查，可能要休息一时期，其他尚好，勿念。弟弟已经在本村上学，他读书还算用心有进步，身体也还算好。远征妹前天到张阿姨处打电话来说，身体很好，上月月考成绩平均是八十五分。
送来半磅毛线，你一定要自己打好两双毛袜，以备你自己冬天用。这里不比南方，也没有延安住窑洞那样温暖，要自己好好保重。
祝你努力学习。
你的爸妈南、英。
十月六日多少年过去了，每当远志翻看这封信时，就会涌起对父母的无限敬仰之情，心中无比温暖。
不尽的思念
1949年3月23日，是陈琮英终生难忘的日子。四野从平津开来100辆大卡车和20辆吉普车，到西柏坡接运****中央机关赴北平。上午11时，陈琮英和任弼时乘坐在第八辆中型吉普车上，向北平进发，她为之奋斗了整整24个年头的新中国就要傲视东方了，她心中充满了幸福与自豪。
这时任弼时的病情日益加重，令人担忧，但他仍以惊人的毅力，忍受病魔的折磨，亲自领导了建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等项工作。4月，青年团“一大”在北平召开，任弼时满怀喜悦地向大会作政治报告。但因身体实在支持不住，报告作了一半，只好请人代读。大会后，任弼时不得不遵照中央的安排，在陈琮英的陪同下，去玉泉山疗养。
清幽的玉泉山风景秀丽，空气清新，是一个疗养的好地方。无公务缠身，无嘈声干扰，经一段时间的疗养，任弼时的饮食与睡眠比过去好多了，血压开始降下来，陈琮英和同志们都为他感到高兴。
中央领导同志常来看他，特别是朱德来的次数更多。每次来，朱德总要带些任弼时最爱吃的东西，问候夫妇二人。作为战友，陈琮英非常尊敬朱德。当年长征时，陈琮英生了孩子，朱德来到陈琮英身边抱起尚未睁眼的婴儿，笑着说：“哭得还蛮有气派的哩。”说罢放下嗷嗷待哺的孩子，扛起鱼杆邀任弼时到附近的水塘去钓鱼。
当地的藏民是不吃鱼的。因为他们历来奉行水葬，认为鱼是祖先，而人吃鱼是对祖先的不恭，会冒犯神灵。草地的鱼不怕人，因此，一阵功夫就钓来好几条。朱德特别关照炊事员，好好做碗鲜鱼汤给生了孩子的陈琮英？这真挚的关怀，使陈琮英终生不忘。
这天，朱德又来到了玉泉山，任弼时和陈琮英非常高兴。大家提议唱歌尽兴，于是任弼时弹钢琴，远志拉小提琴，朱德、陈琮英、远征、远远合唱，“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这是一曲别开生面的男女老少混声大合唱，是同时用汉语和俄语唱出的《国际歌》。他们还在一起唱了“你是灯塔，照耀着黎明前的海洋；你是舵手，掌握着前进的方向？”歌声飞扬出去，传得很远很远。
1949年10月1日，当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时，******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陈琮英正陪着任弼时坐在休养所的廊下，全神贯注地收听天安门城楼的实况广播。此时陈琮英感慨万千。无数仁人志士抛头颅、洒热血，艰苦奋斗，终于迎来了这一天。革命胜利的取得是多么不容易啊！
在玉泉山休养半年多，病情虽有好转，但并没有根本性改变。党中央决定送任弼时去苏联治疗。
行前的制装、购物，任弼时的原则是既大方又节约。该买的必须买，能省的则尽可能省，陈琮英紧张地做着准备，精打细算，尽量少花国家的钱。
年轻的大夫刘佳武，是组织上派到任弼时身边工作的医生，这次将随同去苏联。刘佳武做皮大衣时，任弼时对陈琮英说：“人家送给我的皮大衣领子，送给刘大夫吧！”刘佳武至今还保存着这条皮大衣领子。
后来，刘佳武进入天津军医大学学习。临行时，陈琮英送给刘佳武一个皮包。原来刘佳武用的是一个布包，装药品不方便，陈琮英就把皮包借给他用。这次分别，索性就送给了刘佳武，并说：“你拿去做个纪念吧！”陈琮英告诉刘佳武：“这是任弼时同志长征时用的。”
刘佳武背着这个皮包走进医科大学，背着这个皮包跨过鸭绿江，走向抗美援朝的前线。如今，这个皮包保存在中国革命博物馆里。
到苏联后，任弼时在克里姆林宫的皇宫医院就医。这次分离使陈琮英喜忧参半，喜的是任弼时可以见到日夜思念的女儿远芳，忧的则是自己不能亲自陪同他去治病，不知病情如何发展。
任弼时边治病边打听女儿的消息，希望尽快见到女儿远芳。不久，国际儿童院传来了令人喜悦的消息，1950年1月将由一名女教员送远芳来莫斯科。任弼时得到这个消息后，十分兴奋，忙把这个消息函告夫人陈琮英，让她一起分享欢乐。
1950年初，任弼时由克里姆林宫医院转到莫斯科郊区的巴拉维赫疗养院休养。在那里他见到了想念已久的女儿远芳。
远芳已经11岁了，是个文静可爱的小姑娘。
多少次，她极力想象着父母的形象，如今，终于见到父亲了。她拘谨、生硬地问任弼时：“你是爸爸陈林(任弼时的化名)同志吗？”她瞪着两只大眼睛，望着父亲，观察着父亲。
任弼时以强烈的父爱温暖着久别父母的女儿的心。他不顾自己的重病，经常将女儿唤在身边，不厌其烦地给她讲祖国的情况，讲妈妈的情况，讲姐姐远志、远征和弟弟远远的情况，教女儿学写中文和学说中国话。
任弼时的慈爱很快地征服了女儿的心。不久，远芳便提出和爸爸一起回国。本来，远芳想在苏联继续学习，完成大学教育，然后带着专业知识回国。现在，她改变了主意，任弼时劝她慎重考虑。
远在国内的陈琮英得知女儿的消息后，愈加想念，她给任弼时写信，希望他带女儿一起回国。
和平时代了，再也不用颠沛流离了。她多么希望和孩子们朝夕相处，以慈母之爱呵护着女儿，不再承受离别的痛楚。
1950年5月，从莫斯科驶出的列车，载着任弼时父女和工作人员到达了北京站。站台上，朱德、聂荣臻和陈琮英带着孩子们早已等候多时，当任弼时和远芳从车厢里走出来的时候，陈琮英满含热泪迎上前去和女儿拥抱在一起。
从莫斯科回国后，任弼时在家休养。陈琮英和孩子们想方设法使他精神愉快，减少病痛。按照医生的规定，任弼时在静养期间，不能看书或看文件。可是，一次远志去帮爸爸收拾床铺时，却发现他的褥子下面压着几份文件。远志把这件事告诉了陈琮英，陈琮英说：“你们先别去问爸爸，今天他睡午觉时，你们站在窗外观察一下。”
中午，孩子们催促爸爸快去休息，任弼时笑着答应，先到办公的地方，然后走进卧室。远志和远远蹑手蹑足来到窗前，往门缝里一看，只看见爸爸坐在床上，从袖筒里抽出一份文件又看了起来。两个孩子立刻闯进门，大声喊道：“爸爸不听医生的话！该罚！该罚！”
任弼时笑了，连连点头：“对，我该受罚，该受罚！可罚什么呀？”
“罚给我照张像！”远远说，远志顺手把文件“没收”了。
跟在后面的陈琮英，见此情景苦笑了一下。
几十年的夫妻，陈琮英已十分了解任弼时，他有海一样宽阔的胸怀，关心着党的命运，祖国的前途，人民的幸福，唯独没有他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