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一个年轻轻的女人，在短短的5年里，3个儿子，为了革命事业，或是卖了出去，或是送了人，从来没有体会过做母亲的幸福和满足感！但曾志毕竟是位坚强的革命者，她很快从伤感中摆脱出来，默默地想着：原谅我吧，孩子！待到胜利的那一天，全中国的孩子不再像你这般挨饿，那时妈妈一定会来找你的！
1950年，曾志终于找到了他。望着儿子，简直不敢相信这是个17岁的小伙子，个头还不及10岁孩子高哩！而且是跛子，身上穿一件六七岁儿童穿的美国救济破布衫。原来，他4岁时，因营养不良患了淋巴腺结核，全身淋巴溃烂，长年浓血淋漓，又臭又脏，惹得养母讨厌，受尽歧视。
因养母是基督教徒，在他十四五岁时，福州教会医院免费为他做了手术，去掉两根肋骨，切掉一个肾脏，清除了髋骨上的烂肉，命是保住了，但一条腿短了三四寸，成为残废。这个孩子长这么大没穿过一天鞋，没穿过一件能抵御风寒的衣服，更不用说念过一天书了。他很小就开始承担养家糊口的重负，做过磨牛角梳子的小工，走街串巷叫卖过香烟、花生，每赚得一点钱，都分文不少的交给养母。
他回到了亲生母亲身边，开始上学了。由于刻苦，用很短时间就从小学一年级跃升到工农速成中学，后来考取了西安化工工业技术学校，毕业后长期在东北一家军工厂从事黄色炸药研制工作，现调到广东乐昌，当工程师。他成了家，有3个孩子。他的名字叫蔡春华。春华身残志坚，凭着勤劳的双手和诚实的心，过着俭朴的、自食其力的生活，从来没有要求母亲对他以往的遭遇做出任何补偿。
“心底无私天地宽！”曾志为革命抛家舍子，对她来说，在这一切一切之上的，是革命的事业，因为她首先是一个革命者。的确，曾志对自己的孩子没有尽到一个母亲的责任和义务，但她为的是让千千万万个苦孩子过上幸福的生活！
老革命家的晚节
曾志如今已是84周岁的老人，自投身大革命到现在，风风雨雨度过了近70个春秋。那么，先后从****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和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的领导职位上退下来之后，她现在的情况如何呢？她还是我们书中所描绘过的那个坚强忠贞的女共产党员吗？为了对曾老的一生有个全面的交代，我们选摘《人民日报》上刊载的秦天祥写的访问记《共产党人的本色》作为本书的结尾。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一位老共产党员高尚的品格、情操和追求，是曾老晚年的一个写照。可以说，这位老革命家无悔的一生，开始得壮丽而辉煌，而在华彩乐章进入尾声的时候，我们听到的更是质朴而庄重的旋律：战斗的烈火、岁月的风霜无情地在老人的额上留下深深的印记。她亲切而慈祥，像一位普普通通的老祖母一样。但她目光炯炯，眉宇间时时露出久经考验的坚毅。这位早年投身革命，1926年就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井冈山斗争，解放后长期做党的组织工作，曾经担任过许多高级领导职务的老战士，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时刻关心着党风的根本好转。怎样在新形势下，继续发扬着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也是她经常思考的课题。
我是不速之客，心中不免惴惴，生怕老人不快。曾妈妈却不介意。当时，她家吃过晚餐，油漆斑驳的桌上，摆着很简单的两菜一汤，曾妈妈放下碗筷，热情地接待了我。她说得很轻很慢，像拉家常一样随便而自然。我刚来时的拘束无影无踪了。
我环顾四周，这是一套平常的住宅。
客厅和住房的陈设异常简朴，没有一件时麾的家具。陈旧的沙发上，沙发巾已经洗得褪了颜色，并有两三个显然很难补缀的窟窿。墙上，除战士话剧团送的一幅陶铸油画像外，四壁皆空，没有任何装饰。一台普通的彩电，比起眼下时兴的大屏幕方角遥控彩电来，显得有些寒酸。？曾妈妈穿着一件深色的旧外套，蓝底白点的衬衣领子翻在外面--看样子，至少穿了10年。她偶尔抬一下手臂，手腕上露出一块面上已经发黄的天津产旧表。我心头一热，想起听人讲过的一件事：几年前，李大维第一次因公来到曾妈妈家，正赶上她家吃晚饭，主菜仅是一道汤。曾妈妈请客人入座，一起喝汤，并赶紧铺上塑料布--那桌布因过于老化，中间早已破损，皱皱巴巴，怎么也铺不平。李大维被深深感动了，说：“共产党的官与国民党的官就是不一样啊！”
我又问起这块桌布。曾妈妈说：“后来，我把它从中间剪开，把边上的对到中间，缝补一下，挺好的，又用了好几年。”
说话间，曾妈妈拿出几串葡萄，请小保姆拿去洗洗。她自豪地告诉我：“这是我自己种的，请你尝尝。”
当晚，曾妈妈的女儿陶斯亮同志也在家。我问起曾妈妈的健康，斯亮说：“别看她七老八十，瘦骨嶙峋的，还常常自己跑到菜场去买菜，菜场又远，来回要走个把小时呢！”我一惊：“家里不是有保姆吗？”曾妈妈说：“自己跑跑好处多：可以锻炼身体，又可以了解社情，天天置身于群众中，心里感到踏实。”斯亮笑了：“好处是多，可是苦了我们了。
妈妈去买菜，鱼呀、肉呀，常常舍不得买。从来不买时令菜--除非有客人来。
妈妈也不许我们花钱添菜。我的两个孩子长得细细条条的，他们抱怨说，都是给姥姥饿瘦的。姥姥却说：‘这不挺好吗？不就缺点鱼呀、肉呀什么的，哪顿饭饿着你们了？’妈妈常说：‘奢侈就是腐败。我是在奢侈中长大的，我讨厌奢侈’。不过，假如你以为我妈天生小气，那可就错了。妈妈对别人从来都是很慷慨的。比如，她寄钱给从前下放时的房东，请他们来北京玩，妈妈管吃管住，临走还送盘缠；从前那位小保姆因为家中有病人必须回去，妈妈送了她200元；我爸爸家乡有位后生考上了大学，虽素不相识，妈妈听了很高兴，马上寄去300元以资鼓励。熟知我们的人都知道，妈妈对人是很大方的。”
我问：“曾妈妈是否还担任什么职务？”曾妈妈坦然地说：“早就退了，我是彻底地退。”斯亮说：“‘彻底’什么呀，这里妇联开个会，那儿少先队员举行什么活动，妈妈热心呢！”曾妈妈说：“共产党员嘛，总要尽一点义务。用时新一点的话说，叫作‘发挥余热’。”
我冷不丁提了一个也许很不应该提的问题：“听说，陶铸同志留下不少稿费？”斯亮说：“爸爸留下的稿费、公债连同后来组织上补发的抚恤金，妈妈和我一分都没有要，全部交公了。”我说： “其实，你们收入并不多，留下一点备用也好啊！”曾妈妈说：“我想，我们这样做，一定更符合陶铸同志的意愿。克己奉公，艰苦朴素，也是陶铸同志传下的家风。要说收入，我从1952年定级以来，工资一分也没有长，反而降过三次。
有时，手头是感到紧一点，但，只要精打细算，日子还算过得去。人民还不富裕，如果党的干部手头阔绰，能安心吗？”
说着说着，曾妈妈忽然想起请保姆洗的葡萄还没端上来，笑笑说：“这孩子，一定到哪儿玩去了。”她起身到厨房去，自己把葡萄洗了，盛在一个盘子里端进来，并讲起了关于葡萄的故事：“我种的葡萄，去年有了收获，我真想尝尝，不料被这个院里的人们‘共产’了，一串都没留。这些孩子！如果留给我一串，我就很满意了。”曾妈妈责备别人的时候，语气竟是如此温和，眼里洋溢着慈爱的光芒。斯亮也不禁笑了起来：“今年，大家很照顾老妈妈，留了好几串，否则。今天就可能没有你的份了。”曾妈妈一个劲儿地劝我吃，自己却一粒也不吃，眯起眼睛，欣赏着我吃得津津有味的神情，问道：“怎么样，这葡萄很甜很甜，一点不酸吧？”见我点头，曾妈妈笑得可甜了。
话题一转，我建议老人到处走走，看看各地改革开放的新局面。她感慨地说：“想是这样想的。但是不敢出门。我们这些人，一出门，地方政府和各级领导总是把我们安排得好好的，住得高级，吃得也好。越是这样，我越是心中不安。
所以，我是尽量少走动。由于同样的原因，除了特殊情况，我一般不接受宴请。
看到那种大吃大喝，我心里就难受。”老人沉思了一会接着说：“对党内存在的一些腐败现象，人民群众很气愤。其实，真正腐败的干部是极少数。对这种人，人民不满，我也看不惯。”我由衷地说：“共产党人都像您老这样就好了。”曾妈妈说：“你不知道，其实，像我这样的老同志很多都是这样的。就说我们这个大院吧，住了不少部长、省长一级的干部，绝大多数，还不是跟我差不多，很普通很普通的。”
从曾妈妈的语气和眼神中，我完全相信这是事实。我曾同许多年轻人一样，对党风问题感到失望。这次访问，使我得到了一个意外的收获：关于党风，充分乐观也许还为时过早，但悲观失望也是没有根据的。共产党人、尤其是老一代共产党人的优秀品质，决不会被少数腐败分子所淹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