莉莲的小船被从后面涌来的浪朝前推着，她两次撞到同一块岩石，水流将船身一侧实实地拍在岩石上，那块石头在二十英尺开外的地方就像一只海龟，而此刻却成了座头鲸，躁动不安凶猛异常，仿佛是她挡住了它的去路。莉莲摇动长桨，将船从危险潜藏的岩石边移开，引导它回到中流，但接着船又向一旁倾侧过去，有水从一个旋涡之中迸射出来溅落在甲板上并很快将它淹没。在这一切事故缓缓发生的进程里，莉莲渐渐浸入及腰深的水中，她的小背包则顺流而下从她身边远离，五英尺，十英尺，然后是三十英尺，她的那袋面粉，盐渍驯鹿肉，一盒封口的香烟以及那些地图亦是如此。就在那两英寸深，被太阳晒得暖烘烘的水层之下，河水是如此冰冷而浓稠。莉莲用力蹬踢双腿；她能感觉到它们已变得紧绷而迟缓，她的心在耳朵里跳动着，当船从她身旁滑移而过时，船边儿的金属崩掉了她的一颗牙。船最终侧翻在一片沙洲上，犹如一匹睡在田野上的小马。
她的衣服黏附在皮肤上，冷水从头顶一直流进靴子中，积聚在包裹着她脚踝的湿兔皮里。莉莲脱下衬衫，扯掉所有扣子，拧了一拧又穿在身上，就让它那样敞开着以便能快些风干。在寒冷中，她一面急剧喘息着，一面绞拧麦尔外套的袖子，然后又将这厚重的布料从肩部直到底边尽可能地拧干。她掏空了衣兜，那里面像往常一样装着安全别针以及史奴吉的浸满水的金表和表链，但是却没有了玛丽·霍恩施密斯的樱桃木十字架。她随身物品已所剩无几，甚至当她衬衫里别着弗里达表姐的地址在爱利斯岛穿行时都比现在富有得多。此时她已离道森五英里远。
莱斯莉所说的一切都不假：苏菲确是被发现在鸡舍台阶上号哭来着，品斯基夫妇把一条被子铺在手推车底部，又用几块破布盖住了苏菲，这样她就不会引发旁人的兴趣了。他们朝东面走去（列夫·品斯基说，所有人都朝西走啦。在我们还没到达我们想去的地方之前，人们会对犹太人紧闭大门的，他们会憎恶我们的——他说的倒是一点儿不错）。玛丽亚姆姨妈也确是搞错了——她的确认为自己看见了小苏菲的蓝丝带漂浮在普里皮亚季河上，正如她在余下的岁月中看到她死去的亲戚漂在河面上，坐在咖啡厅里，耕作在图罗夫的土地上，并且偶尔赤身裸体地走在维尔纳的大街上一样。
品斯基一家人辗转来到了提柯那亚，犹太复国主义的天堂，在那里找不到饮用水，四面全是沼泽，还有那些为没能幸运地找到苔藓屋的人家准备的临时性木板房，它们嵌插在山腰上，像极了汉人居住的冬季村舍，但却比不上那个漂亮。提柯那亚后来更名为比罗比詹。到处竖立或张贴着标志，以提醒定居者们记得自己正身在何处，比罗比詹还发展起了博彩业，并将由此筹措到的钱用在下水沟、农耕设备和公共照明设施上；这里还建成了卡冈诺维奇犹太人剧院，发行了自己的依地语报纸。通过这些报纸，作家们竟然可以自由发表蔑视犹太人的事物及拥戴苏联的事物的依地语文章。比罗比詹后被宣布成为犹太人自治区的首府。正如M·I·加里宁在此地做巡回演说时所讲的那样：“你们是这片自由、富饶土地之上的殖民者，拳头粗大，牙齿坚硬。”
列夫·品斯基没有被愚弄。他看到会计师、裁缝、簿记员和铁匠们呆呆地面朝着那些麝牛以及古老的耕犁，看到四千个和犹太人一样迷茫的朝鲜国居民。他注意到了此地与敌国边界间紧密的距离。他等待着某天再一次爆发战乱，再一次有火车将犹太人倾倒在一小摊泥堆里，然后在面对却不肯相信此番罹难的妇孺们疾声痛哭时扬长而去。他看到了所需要做的一切并使出了浑身解数。他扭断了铁路公司的一个小职员的脖子，拿了那人的证件，并把尸体推到了一个没人住的小棚屋里。夜里，在木板房后面，他对丽芙卡和小苏菲（她将永远不会知道自己被收养的事实，而莉莲在她的记忆中则是个笑意盈盈的黑头发的表姐，并曾送给过她一条蓝色羊毛围巾）说：“我们现在改姓布加延科了，我们接下来要去弗拉迪沃斯托克。”
苏菲是丽芙卡·品斯基全部生命的核心；她是她妈妈不应得而苦于藏匿的珍宝。她成长为塔蒂阿娜·布加延科，成为一个无神论者，并在她父亲认为时机合适的时候成为了一个红色先锋队员。正是列夫对发财机遇的敏锐洞察和他冷酷无情的投机主义行径保住了这一家人的性命，也正是这些使得苏菲有机会在弗拉迪沃斯托克成为班里的佼佼者，有机会在植物园中与长相俊朗的非犹太裔男孩儿共进午餐并以自己的才智使他稍感敬畏。列夫所持有的那种投机主义理念是最好的，这使得他对苏菲说，去上大学吧，而当她在1939年秋天对十八岁女孩儿是否可以或应该去列宁格勒国立大学念书表示疑虑时，丽芙卡说，没有什么是你做不到的，我的宝贝，列夫则说，为了我你也得去，学一门科学，科学是很难被驳倒的，于是她便去了。对于科学的保险性，他的观点并非全然正确，但事实证明它要比哲学，诗学或新闻学更保险。到了20世纪60年代早期，塔蒂阿娜·布加延科的一首诗作浮出水面，并在与她同龄的大学生群体中引起巨大反响，诗人在诗中感谢她的父亲告诉了她关于大学的真相。苏菲读诗并写诗，还将斯特芳·马拉美的几首诗翻译成了俄语；她嫁给了另一个理科学者，她们一直没有孩子，不过却有三个受他们溺爱的侄子。他们的生活较为舒心，两人始终不离不弃。退休后他们回到弗拉迪沃斯托克，坐在一个小小的水泥阳台上，守着两把曲线优美的锻铁椅子以及一张小咖啡桌。他们每天会在四点钟时喝茶，那是她丈夫最喜爱的一种英式传统。他们面朝着大海。
莉莲面前是一片浓密的云杉，越过云杉她能看到明亮的白桦树，在白桦树丛的更远处有率率的响动，闪过一点柔软的棕色，一只动物。约翰·比舍普正在朝这边走来。没有了他曾经翩翩跃然的步态，而那并非是熊皮头拐杖的错。（“我颠儿起来的时候总是绊绊磕磕的。”他这样形容自己。）那笨拙而坚定的步履将成为她在茫茫人海中寻觅他时所依据的线索。他的步履和他的金色长发，甚至当他的头发变得灰白时，在她看来也是一样，似乎那里面仍泛着灿然的金色，似乎只要有光她就能找到他。
还会有两次，莉莲将乘船漂流于育空河上，坐在更好的船里，有约翰在身边，每一次他们都会划出更远，却从未接近过足够远的地方。他们卖掉了船并有了两个孩子，她的女儿有时会爬到她的膝上说，给我讲讲你还是个小女孩儿时的事儿吧妈妈，这时莉莲会说，哦，漂亮的小脸蛋儿，都过去这么久了谁能记得住呢，然后她会拿出她的插图本莎士比亚，这样他们就可以一起表演“三女巫”或是“城堡露台”那一场戏了。
当他们步入垂暮之年，当她不再为斯卡圭镇的小孩子们教英语时，她整理了一遍教室，把七本字典，所有的词典，那本《布尔芬奇》，莎士比亚全集以及满满两架子其他诗人的诗作都搬回了家。（她确实读了一些苏俄诗人的俄文原版诗歌，包括安娜·阿赫玛托娃与曼德尔斯塔姆；但她却从没有读到塔蒂阿娜·布加延科的，不过就算读到了）在温暖明亮的午后，她会散步到河边；她披着一条毯子坐下来，手中抱着一本书；她会读给苏菲听。
二十五年之后，约翰结束了警察局副巡官的工作，又以一名治安官的身份退休。他们的儿子和女儿搬到了别处去，每个冬季约翰与莉莲都会去看望他们的儿孙，直到再也走不动时为止。他们的最后一次旅行去了加利福利亚。他们漫步于街头，就像是游客，就像是将前往旧金山渔人码头的短途旅行都看做是一场冒险的老人。他们的手已松软无力。他们被熙攘的人群冲散，被观光客和街头骗子冲散，被分发巧克力样品和用餐手册的人冲散，被头上系着蓝丝带骑在她们年轻父亲伟岸的肩膀上的小女孩儿冲散。莉莲找寻着约翰，她向左看又向右看找寻着他的熊皮头拐杖和他闪亮的金发，她的女儿说：“没事的，妈妈，我们会找到他。”
莉莲把她推开，仿佛她从未听过如此残忍无谓的蠢话，接着她独自走进人潮中去。约翰从一张面孔望向另一张面孔，寻找她美丽的大眼睛，寻找一个娇小笔直的背影，寻找一只灰白的发辫，但却都看不到。莉莲走到他身后，把双手插进他的衣兜。他们在人群中相拥，然后她贴着他的胸膛说：“我以为我失去了你。”当女儿赶到身边时他们正伫立在那儿，满面泪痕与笑纹，伸出双臂将彼此抱紧。她的父亲正对她的母亲说，即使你尝试过也无法失去。
在一大片白桦树叶上，莉莲晒干了脸和手。她脱下湿漉漉的靴子，赤脚站在飘浮着的枯叶中间。她把脸贴着一棵树，最终感觉到树皮正在她脸上镌刻着印痕。在此之前她曾以为自己无法承受这一切，以为那种绝望无依会使她跌落在她正站立的这块地方，但她想错了。这很可怕，但还不至于此，于是她把双臂伸展在面前就如同在水中泅游，她拨开低矮的枝条，找个地方躺了下来。树林中的光线是一片浓稠而摇曳的绿。她听到头顶传来一阵啄木鸟的“笃笃“声，树叶沙沙地向她靠近。她最先看到的是约翰的手。
